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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预言，苏联若扩张不成，便会分裂崩溃。
俄罗斯自视甚高很少能获得外界的共鸣。虽然俄国在文学及音乐
上有非凡的成就，却从未能像一些殖民国家一样，成为被征服民族在
文化上仿效的对象。俄罗斯帝国也从未被其他社会或其统治的民族视
为榜样。在外界看来，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圣而深具
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
梅特涅尝试过合作路线，在当时大致相当成功。但德、意统一
后，19世纪上半叶的自由民主伟大理想失去统合的力量。民族主义及
革命式共和思想不再被视为对欧洲的秩序的威胁。一旦民族主义成为
普遍被接受的国家组成原则，俄、普、奥各国君王合力防卫正统的必
要性便越来越减弱。
梅特涅得以建立一个接近欧洲政府的架构，是基于各国君王公认
共同的价值观是对抗革命不可或缺的防御工事。但到19世纪70年
代，或是对革命的恐惧已消减，或是各国自认为不借外力即可打倒革
命。此时自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后已过了两个世纪；1848年的自由革命
已大功告成；法国虽已是共和，但也失去感化其他社会的热忱。俄奥
在巴尔干或德法为阿尔萨斯及洛林越演越烈的冲突，如今已没有共同
的价值观可约束。列强相互看待彼此时，眼中不再看到为共同目标合
作的伙伴，而是危险甚至不共戴天的敌人。冲突成为标准的外交模
式。
现实政治已成主流
在更早时英国曾扮演欧洲平衡者的角色，对约束各国有所助益。
即使此时，在欧洲所有强国中，只有英国仍处于可进行均势外交的地
位，不受对另一国有宿仇的束缚。但英国已逐渐无法掌握什么才是最
严重的威胁，要再等数十年才恢复正常。
为英国所熟悉的维也纳均势体系已完全改观。统一的德国无须外
求正渐渐累积雄霸欧洲的实力。过去英国一直反对以征服来达到德国
统一，但大部分英国领袖，迪斯累里除外，认为无理由反对中欧基于
民族国家而进行的统合，因为这是英国政治家几十年来都赞成的，更
何况最后完成统一的是拜一场战争之赐，而战争中法国等于是侵略的
一方。
自40年前坎宁开始将英国与梅特涅体系保持距离后，光荣孤立
政策使它大致得以扮演平衡维持者的角色，因为欧陆没有一个国家占
绝对的优势。德国在统一后却逐步获得此种能力。而德国又不是以对
外征服而是以发展本身的疆土建立实力，一时之间令人看不出其真正
的意义。英国的作风向来是均势真正受到破坏而不是有可能受到破坏
时，才会插手干预。而德国对均势的威胁要数十年后才看得出来，因
此19世纪后半叶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是在法、俄，法国是因为
在海外殖民野心上与英国有冲突，俄国则是因为她向达达尼尔海峡与
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斯、印度的扩张及后来对中国的侵略。这些全都
是殖民问题。就欧洲本土的外交，虽在20世纪曾引起多次危机与战
争，但此时英国仍采取光荣孤立政策。
由此可见俾斯麦在1890年去职前一直主导着欧洲的外交。他希
望新缔建的德意志帝国享有和平，不想与任何其他国家起冲突。但在
各国失去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他的任务极其艰巨。他必须阻止俄罗斯
及奥地利加入与德国敌对的法国阵营。他必须不让奥地利，又要防止
俄罗斯动摇奥匈帝国。他需要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又不能得罪
对俄国图谋君士坦丁堡与印度深感忧虑的英国。即使是像俾斯麦这样
的天才人物，也难以永久地维持如此险象环生的平衡；国际体系承受
的压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无法控制。不过俾斯麦领导德国的近20年
间，他以超乎寻常的谨慎小心，执行自己曾大力鼓吹的现实政治，至
少欧洲的权力均衡始终不曾破坏。
他的目标是，除无法和好的法国之外，不让任何其他大国有任何
借口形成直接反德国的联盟。他公开宣称德国统一后已“饱和”，不
再有侵占更多领土的野心，以此向俄罗斯保证德国对巴尔干没有兴
趣；他说，巴尔干根本不值得德国费一兵一卒。至于英国，他极力不
在欧陆做出任何会引起英国对均势产生忧虑的行动，并且退出殖民地
竞争。曾有人建议德国走殖民主义路线，他答以：“俄罗斯在此，法
国在此，我国夹在中间。余之非洲地图便是如此。”不过后来他受到
国内政治压力，对此不得不改弦更张。
但仅是保证还不够。德国需要的是同时与奥地利、俄罗斯结盟，
虽然乍看之下不太可能。但俾斯麦却在1873年真的组成了第一个所
谓的“三皇同盟（Three Emperor’s League）”。这个联盟也标榜三个保
守王朝的团结，极类似于梅特涅的神圣同盟。难道俾斯麦对他曾处心
积虑打破的梅特涅体系，一夜之间又重新垂青？但多半是拜他之赐，
时代已不同了。德、俄、奥虽是以正宗梅特涅式的方式宣誓，要合作
镇压各国的颠覆倾向，但对政治激进分子的共同反对立场已不足以让
这三国结合在一起，尤其各国都已有信心不必仰赖外援即可压制国内
的动乱。
再说，俾斯麦也已失去主张正统论的资格。他与格拉克的书信往
返虽未公开，但他基本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从事公职
期间素来拥护现实政治的他，突然转向正统论实难以令人信服。俄罗
斯与奥地利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已超乎保守势力的团结
之上。俄、奥均觊觎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在巴尔干的领土。俄国在泛
斯拉夫主义及传统扩张主义驱使下，对巴尔干采用冒险政策。单纯的
恐惧感使奥匈帝国也持同样的态度。于是在文字上，德国虽与俄、奥
保守王朝联盟，那两个盟国实际上都对对方恨之入骨。如何应付这两
个誓不两立的盟国，势必令俾斯麦在位一天就一天寝食难安。
第一个三皇同盟使他觉悟，无法再以讨好俄、奥的内政保守原
则，控制由他本人所解放出来的势力。于是他设法以强调实力及自利
来操持这两国。
有两件事最能显示现实政治已成为当时的主流。第一件发生于
1875年，起因于德国一家主要报纸刊出标题耸人听闻的一篇社论：
“战火一触即发？”这是有意制造的一场虚惊。这篇社论是针对法国军
费增加，法军又购人大批马匹而发。俾斯麦很可能只是要引起战争将
来临的危机感，但并无意于更进一步，因为德国没有部分动员，也没
有威胁性地调动部队。
对不存在的威胁将计就计，很轻易地就能强化一国的态势。法国
高明的外交手腕，制造出德国打算先发制人发动攻击的印象。法国外
交部发出消息，指沙皇在召见法国大使时曾表示，法德若发生冲突他
将站在法国这一边。英国对一国独霸欧洲向来极为敏感，此时也被惊
动。首相迪斯累里命外相德比爵士（ Lord Derby），向俄罗斯首相哥尔
查科夫提出吓阻柏林之议：
“余以为我国应推动某种协议行动以维护欧洲和平，如
当年派姆（ Pam）（即帕默斯顿爵士）力挫法国并将埃及人
逐出叙利亚。或许可为此特殊目的与俄罗斯结盟；其他强国
如奥地利，或许意大利亦可邀其加入。”
迪斯累里虽对俄国的侵略野心深怀戒惧，居然也暗示英俄可结
盟，由此可见他对德国可能主宰西欧是多么当真。但是一场虚惊来得
快也去得快，所以迪斯累里的计划不曾有机会付诸实施。俾斯麦虽不
确知迪斯累里心中的盘算，但以他如此敏锐的人不会猜不到英国最大
的顾虑。
正如坎南所指出，这个危机的本身没有它所引起的关注来得重
要。俾斯麦并不打算在刚令法国颜面无光之后，那么快便走上战场，
但他也不排斥让法国以为，若逼不得已他有可能这么做。沙皇亚历山
大二世无意于保障共和制的法国，但也不介意让俾斯麦觉得俄国可能
作此种选择。所以引起迪斯累里有所反应的是尚不存在的事实。然而
英国的不安、法国的军事活动和俄国的难以判断使俾斯麦相信，唯有
采取攻势才能阻止对抗德国的结盟，而一代之后确实出现了反德的三
国协约（Triple Entente）。
另一个危机则确有其事。它以又一次巴尔干危机的形式出现，并
且证明了当国家利益发生基本冲突时，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的结合已无
法维持三皇同盟。由于此次危机所揭露的冲突到最后无可避免地终结
了俾斯麦的欧洲秩序，并令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此要说明
得详细一些。
自克里米亚战争后暂时趋于沉寂的东方问题，此时又再度成为国
际瞩目的焦点，并引发一连串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事件，随着19
世纪一年年过去，逐渐变得像日本歌舞剧一样千篇一律。有某一近乎
意外的事件触发危机；俄罗斯扬言要有所行动；英国便派出皇家海
军。然后是俄罗斯占领奥斯曼帝国巴尔干的某一部分作为要挟，英国
于是扬言要宣战。双方此时展开谈判，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做些退让，
而就在这个时候情势又更为恶化。
1876年，多年来受土耳其统治的保加利亚人开始反叛，其他巴尔
干民族也群起呼应。土耳其的反应是令人发指的镇压，而泛斯拉夫情
绪高涨的俄罗斯扬言欲加以干预。
这个举动在伦敦又引起例行的对俄国将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
鲁斯海峡的恐慌。自坎宁以后，英国政治家始终奉行一个信条，即俄
国一旦控制这两个海峡，就会主宰东地中海及近东，继而威胁到英国
在埃及的地位。因此根据英国一贯的认定，奥斯曼帝国即使再老朽再
不人道也要保留，甚至不惜与俄国一战。
这种情势令俾斯麦极端为难。俄罗斯的冒进若能激起英国军事反
应，也很可能引得奥地利加入战团。假设德国被迫在奥、俄之间作一
选择，那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必将随三皇同盟一同付诸流水。不论情势
怎么发展，他不是会与奥国就是会与俄国敌对，如果采取中立那就会
得罪双方。1878年他对国会表示：“每逢奥、俄意见分歧，我国必须
选择一边形成二对一的多数。”
这种中庸作风是他一贯的策略，但此次危机发生后却使他倍感棘
手。他第一步行动是设法找出三方面均能接受的立场，以强化三皇同
盟的关系。1876年初，三皇同盟起草了所谓柏林备忘录（ Berlin Mem
orandum），警告土耳其勿继续其镇压。这个有一定附带条款的备忘录
似乎在暗示，俄罗斯可能代表欧洲协调干预巴尔干，一如梅特涅在维
罗纳、卢布尔雅那及特洛波召开的会议曾指定某一国负责执行其决
议。
但当年与此时采取这类的行动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点。梅特涅时代
英国外相是卡斯尔雷，即使英国拒绝参与但他仍赞同神圣同盟的干预
行动。然而现在迪斯累里是英国首相，他对柏林备忘录的看法是，这
是解散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步且英国被排除在外。如此太接近英国所最
忌讳的欧洲霸权。迪斯累里向俄国驻英大使苏瓦洛夫（ Shuvalov）抱
怨道：“英国受到之待遇有如门的内哥罗（ Montenegro）或波斯尼亚
（ Bosnia）。”他也对经常与他通信的布莱福夫人写道：
“均势已失，若不采非常之举，与北方三强共进退，则
彼三强可自行其是，此对英格兰非愿见者。”
以圣彼得堡、柏林、维也纳所展现的团结，英国想要抗拒它们达
成的共识，不论其为何，都将万分困难。迪斯累里显然别无选择，只
有在俄罗斯攻击土耳其的同时仍加入北方三强的行列。
不过他依循帕默斯顿的传统，仍决定放手一搏。他将皇家海军移
往东地中海，并表明同情土耳其的立场，使土国保持顽强的态度，逼
得三皇同盟任何潜在的歧见曝光。素来并不十分谦虚的迪斯累里向维
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宣称，他已打破三皇同盟。他认为此联
盟“已形同历史遗迹，有如古罗马之三头统治。”
迪斯累里是英国政府领导人之中最奇特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1868年当他得知自己将被任命为首相时，不免欣喜若狂：“万岁！万
岁！我已爬上顶峰，位极人臣！”相形之下，当他的宿敌格莱斯顿
（ William Ewart Gladstone）在同一年受命继任首相时，却撰写了一篇
万言书，谈权力的责任及自己对上帝的神圣使命，文中还有一段祷
词，祈求全能的上帝赐他以不屈不挠的毅力，以便负起首相任重道远
的责任。
在19世纪下半叶主导英国政治的这两位伟人，上述的反应将两
人正好相反的性情表露无遗：迪斯累里锋芒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