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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得以保全。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有待历史论定，在此不
拟赘述，仅有一问，俄皇尼古拉为此可曾得到任何好处？普
鲁士绝无可能如此！奥国是否感激俄皇尼古拉？三年后克里
米亚战争爆发，到此便无须再多说。”
或许他还可加上一句，沙皇的干预也终未能阻止普鲁士统一北
德，这才是1851年真正的问题所在。
俾斯麦尽可能在恶劣的情势中求取最好的结果。他的做法是在关
系到巴尔干东部的问题上——如并吞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
大致上支持俄国，对巴尔干西部的问题（如并领波斯尼亚的黑塞哥维
纳）则支持奥地利。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他与俄国立场对立。在迪斯累
里扬言除非让土耳其保有面对保加利亚的山区隘口，否则要退出会议
后，俾斯麦才向沙皇说项，推翻苏瓦洛夫的主张。
如此俾斯麦避免了克里米亚战争后奥地利所遭遇的与俄罗斯失
和，但仍未能全身而退。众多俄国领导人物感觉并未享受到胜利的果
实。俄罗斯可为维持正统而暂缓领土的取得（如亚历山大一世在19
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及尼古拉一世在1848年革命期间的做法），
但对终极目标从未放弃，也从不接受妥协的结果。对俄国侵略的制止
行动通常只会换来不以为然的厌恶。
于是在柏林会议之后，俄国把未能达成所有的目标怪罪于欧洲协
调，而非自身的野心太大；怪罪于勉为其难召开会议以避免一场大战
的俾斯麦，而非集结反俄联盟扬言不惜一战的迪斯累里。俄罗斯已习
惯英国的反对立场；但由德国这样一个传统盟国担起诚实的经纪人角
色，泛斯拉夫主义者却认为受到了冒犯。俄国民族主义报纸把此次会
议说成是“俾斯麦亲王领导的反俄联盟”，把他当成俄罗斯欲求未获
满足的替罪羔羊。
俄国在柏林的谈判代表苏瓦洛夫，因在现场所以对真实情形知之
甚详，他总结会后俄国好战声浪四起的现象如下：
“彼宁愿令人民维持一错觉，即俄罗斯之利益严重遭若
干外国强权之行动所破坏，以此延续最恶毒之鼓动人心之
举。人人冀求和平；我国情势亦亟须和平，然彼却于此时，
试图将实为本身政策错误造成之不满情绪，转移至向外界发
泄。”
不过苏瓦洛夫未曾反映当时的俄国民意。沙皇本人虽没有像报界
或激进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反应如此过分，但对会议的结果也不尽满
意。此后数十年内，德国在柏林的背信弃义一直是许多俄国政策文件
中的主要论点，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件文件。以保守国君
团结为基础的三皇同盟，至此已难以为继。自此，若要说国际事务有
任何的凝聚力量，那就只有现实政治一途了。
19世纪50年代，俾斯麦所赞同的政策相当于英国“光荣孤立”
政策的欧陆版。他力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持观望态度，在选定
对普鲁士国家利益最有利的一边后，始能投入普国的力量。这种做法
是避免结盟，保有行动自由，更可使普鲁士享有比任何可能的对手更
多的选择余地。到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为求完成德国的统一而回
归传统的与俄、奥结盟。但19世纪80年代出现前所未有的情势。德
国国势太强，已无法坐观情势的发展，否则可能演变成整个欧洲联合
起来对付德国。同时它再也无法依恃俄国会像过去一样，几乎是直觉
反应式地支持德国。现在德国是个需要朋友的巨人。
为解决这个困境，俾斯麦完全改变以往的外交政策取向。如果他
不能以比对手少作承诺来操控均势，那他索性尽量与比对手更多的国
家建立关系，以便在必要时能有更多的与国可供选择。他放弃前二十
年间外交政策对行动自由的主要诉求，改以建立一个联盟体系，经他
巧妙地运用，一方面可防止德国潜在的敌国结成联盟，另一方面也可
约束德国盟国的行动。德国与不同国家结盟有时显得自相矛盾，但每
一个联盟中，德国跟各盟国的关系必定比它们各自彼此间更亲密；因
此俾斯麦总是对联盟共同的行动有否决权，并有权选择独立行动。前
后十年间，他成功地维持了与盟国的敌国间的协定，而得以节制各方
面的行动。
他自1879年开始这个新政策，先是与奥地利密切结盟。他明白
柏林会议后俄国的不满情绪，因此现在希望建立阻止俄国再扩张的屏
障。但由于不愿让奥国利用德国的支持向俄国挑衅，他设法获得了对
奥地利巴尔干政策的否决权。索尔兹伯里对德奥同盟表示热烈欢迎，
还用了“可喜的福音（ tidings of great joy）”的字眼，令俾斯麦深信想
要制止俄国扩张的不只是他。索尔兹伯里显然希望奥地利在德国支持
下，会承担起英国阻挡俄罗斯向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前进
的负担。为他国的国家利益而战并非俾斯麦的专长。他尤其不肯在巴
尔干这么做，因为对当地的纷扰感到极端厌恶。有一次他发巴尔干人
的牢骚：“务必让这些宵小明白，欧洲各国政府无必要因其贪婪或内
斗而令自身缚手缚脚。”可惜对欧洲和平很不幸的是，他的后继者把
这番警语完全置诸脑后。
俾斯麦主张以结盟而非对抗的方式约束俄罗斯在巴尔干的扩张。
至于沙皇，已到孤立的边缘。鉴于英国是俄国主要的敌对国，法国国
势仍弱，而且其共和体制使法国不可能成为可信赖的与国，于是沙皇
同意恢复三皇同盟，但此次是基于现实政治的原则。
奥皇一开始看不出与主要的敌对国结盟有什么好处。他理当宁肯
与英国同盟，因为双方在阻挡俄国向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
扩张上有共同的利益。但迪斯累里在1880年竞选失败，格莱斯顿上
台，英国即使是非直接地参与亲土耳其、反俄罗斯的同盟也全无可
能，奥地利只得放弃与英国结盟。
第二个三皇同盟绝口不提道德，完全以现实政治为基本条件。盟
约中规定，任何一签约国一旦与第四国开战，如英、俄或法、德，其
他两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如此一来德国便可免于两面作战，俄国可
免于克里米亚战争时的反俄联盟（英、法、奥）再次出现，而德国保
卫奥地利对抗侵略的承诺也维持不变。奥国则至少在文字上受限无法
加入反俄的结盟，抗拒俄国向巴尔干侵略的重责大任便转移到英国肩
上。俾斯麦借着部分相互抵消的若干同盟维持了均势，使他几乎可享
有跟先前观望外交阶段同样的行动自由。最主要的是他去除了可能使
地方性危机演成全面大战的促因。
1882年，即第二个三皇同盟的次年，俾斯麦将他的结盟罗网更加
扩大，说服了意大利加入德奥二国同盟（ Dual Alliance）形成德奥意
三国同盟（ Triple Alliance）。意大利通常不过问中欧的外交，但现在
对法国捷足先登征服突尼斯感到不满，因为这影响到意大利对北非的
图谋。同时意国摇摇欲坠的专制王朝希望，若在强国外交上有些建树
或可有助于压制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至于奥国，也希望多一层保障
以防三皇同盟无法约束俄国。在结成三国同盟时，德、意保证互伸援
手对抗法国攻击，意大利则保证万一奥、俄交战时对奥保持中立，缓
和了奥地利对两面作战的顾虑。最后在1887年，俾斯麦又鼓励意、
奥两个盟国跟英国达成所谓地中海协议（ Mediterranean Agreements），
三方面同意联合保持地中海的现状。
俾斯麦的外交形成了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同盟，有相互重叠也有相
互竞争之处，使奥地利获得对付俄罗斯攻击的保障，使俄国得以抵制
奥地利的冒险挑衅，使德国可免于被包围，又让英国加入反对俄国向
地中海扩张。为减少这个复杂的体系可能遭遇的挑战，俾斯麦竭尽所
能地满足法国除阿尔萨斯与洛林外在各处的野心。他鼓励法国扩大殖
民地，部分即为了转移法国对中欧的兴趣，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让法国
涉人与其他殖民国尤其是英国的对立。
十多年间，这一番布局被证明相当正确。英、法几乎为埃及而兵
戎相见，法国因突尼斯而与意大利交恶，英国仍反对俄国在中亚及向
君士坦丁堡的扩张。俾斯麦急于避免与英国起冲突，因此在19世纪
80年代中期前对攫取殖民地采取守势，把德国外交政策范围限于欧
陆，目标则是在维持现状。
但到最后，现实政治的需要复杂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时间一久，
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已失去控制。若纯讲均势不受外力干扰，则巴
尔干早已划分为俄、奥两个势力范围。然而民意已被挑起，即使在最
独裁的国家也无法接受这个政策。俄罗斯绝难同意让斯拉夫人落入奥
地利手中，而奥地利也不会同意让俄罗斯在巴尔干的斯拉夫附庸增
加。俾斯麦的18世纪式内阁外交与大众民意时代渐行渐远。英、法
两国的代议政府对回应民意已视为当然。在法国，这意味着要求收复
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压力日增。但最能彰显民意重要性的最突出的例子
发生于英国，即1880年格莱斯顿在英国主要以外交政策为诉求的大
选中击败迪斯累里，然后完全扭转他的巴尔干政策。
格莱斯顿算得上是19世纪英国政治上的主导人物。他对外交政
策上的看法类似威尔逊总统后的美国人。他以道德而非地缘政治标准
来评断外交政策，因此他认为保加利亚人期待民族复兴是合理的，而
且同为信仰基督的国家，英国理当支持保加利亚对抗信奉伊斯兰教的
土耳其。格莱斯顿主张应由列强联合起来教训土耳其，然后负起治理
保加利亚的责任。他提出与日后威尔逊总统“集体安全”相同的概
念：欧洲需要联合行动，否则英国就不应有任何动作。
“务须由欧洲列强联合行动始合乎安全。我国国力固然
庞大：但首要条件在于各国应齐心协力。余在此仅提出六大
国：俄、德、奥、法、英、意。此六国之完整结合对最后之
圆满成功不仅重要且近乎不可或缺。”
1880年，格莱斯顿因不满于迪斯累里强调地缘政治的做法，在苏
格兰中罗西恩郡（ Midlothian）展开他关键性的竞选活动，开创首次
在小城镇展开竞选的历史，也是首次将外交政策议题直接诉诸选民公
决。年事已高的格莱斯顿却突然挺身而出走上讲台。他主张道德是正
确的外交政策唯一的依据，并坚持基督信仰的正道及尊重人权，才是
指引英国外交政策的明灯，不应是均势和国家利益。在某一站他曾说
道：
“别忘记，在全能的上帝眼中，阿富汗山村中的生命尊
严与你我是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也别忘记，你我有着相同的
血肉，以共同的爱相连接，不限于基督文明世界。”
格莱斯顿为开路先锋，威尔逊步其后尘。威尔逊主张个人道德与
国家道德没有区别。格莱斯顿也跟晚他一辈的威尔逊一样，认为自己
领会到一股在全球民意监督下迈向世界和平的新潮流：
“显见一国际新规律正渐得举世人心，且将转移世事运
作之道；此一规律肯定独立，蔑视侵略，爱好和平，反对流
血，重视长远，排斥短视；更有甚者，乃认定全体文明人类
之公决为辨别是非善恶至高无上之权威。”
上述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出自威尔逊之口，而其含意当然也十分
类似于威尔逊的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格莱斯顿在1879年曾
谈到他与迪斯累里在政策上的差异。他强调不会采用均势，而是要致
力于“维持欧洲众强国之团结。然理由何在？乃在于维持整体团结可
中和暨约束其各自之私欲。共同行动乃自私自利之致命伤。未能维持
全欧团结显系紧张持续升高之缘由。德、法或奥、俄间之嫌隙将何从
弥合尚未可知，保加利亚之未来亦然。”
在格莱斯顿之前，英国历任首相从未发表过这类的论调。卡斯尔
雷将欧洲协调视为执行维也纳协议的工具。帕默斯顿视它为维持欧洲
均势的工具。格莱斯顿则完全不把欧洲协调用于强化欧洲现状，而是
赋予它革命性的角色，要借着它来建立崭新的世界秩序。这些理想经
过一个世代之后，要到威尔逊走上台面时才再度被提出。
俾斯麦认为这类主张纯粹是痴人说梦。也就难怪这两位重量级人
物会水火不相容了。俾斯麦对格莱斯顿的态度就相当于小罗斯福总统
对威尔逊总统的态度：他感觉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臣好大言不惭又
令人头痛。铁血宰相于1883年上德皇书中写道：
“若往昔娴熟欧洲政务之英格兰政治大家，其传承尚余
一线生机，则吾之任务当轻易许多。以格莱斯顿氏之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