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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往昔娴熟欧洲政务之英格兰政治大家，其传承尚余
一线生机，则吾之任务当轻易许多。以格莱斯顿氏之无能，
仅好逞口舌之利，则英格兰之立场不可恃，徒增吾国政策之
困扰。”
格莱斯顿对德国对手的看法就更不客气，还曾称俾斯麦为“邪恶
的化身”。
格莱斯顿的外交政策理念与威尔逊的理念的共同缺陷是，造成其
国人对国际事务更为疏离，而不是更积极地参与。在一般的外交事务
层次上，格莱斯顿于1880年上台后，英国在埃及及苏伊士运河以东
的帝国主义政策并无多大改变，但确实使英国不再介入巴尔干及整个
欧洲均势。
因此他的第二任期（1880~1885年）也造成反效果，使俾斯
麦——欧陆最温和的政治家——的安全网难以为继，就如同坎宁当年
退出欧洲造成梅特涅投向俄国沙皇。只要帕默斯顿或迪斯累里的观点
主导英国外交政策，当俄罗斯在巴尔干或在向黑海扩张时若做得太过
火，英国总能够成为最后的一股制衡力量。但格莱斯顿在位却使得这
项保障落空，迫使俾斯麦不得不更为仰赖日渐不合时宜的德、奥、俄
三角联盟。
这东方三王国一直是保守势力的堡垒，但到头来却比民主代议政
府更易于受民族主义民意所驱使。德国的内政体制出于俾斯麦的手
笔，以便于他充分利用内政达到均势外交目标，但也极易于导致野心
家的煽动。国会虽是由欧洲最开放的普选制选出，但德国内阁是由德
皇指定，直接向德皇而非国会负责。
于是国会监督的职责被剥夺，国会议员们便肆无忌惮地乱发议
论。而军事预算是每五年表决一次，有一度政府不免每到国防预算的
关键年时便会制造危机。若假以时日，这种体制或可逐渐演变成政府
须向国会负责的君主立宪制。可惜在新德国成形的关键年代，历任政
府极其受制于民族主义煽惑性宣传的影响，也习惯于制造国外的危机
以号召国内的选民。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同样受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激烈宣传所左右，这
些人的基本诉求为呼吁俄国在巴尔干采取更激进的政策，并与德国摊
牌。1879年一位俄国官员曾向连任至亚历山大二世王朝结束时的奥地
利大使作如下的解说：
“本地人民对民族主义报章唯有敬畏二字。此等报章标
榜民族主义不仅可自保，且保证大受支持。自民族主义风潮
席卷全俄，尤其自该党于对土耳其或战或和之问题上，排除
一切良策，唯我独尊后，所谓‘民族（ national）’党已成为
实际之一股势力，特别于军中呈现一面倒之势。”
另一个多种族国家奥匈帝国的情形也一样。
在如此情况下，俾斯麦越来越难以执行他那危险的平衡。1881年
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圣彼得堡登基，他不像祖父尼古拉那般受保守
思想所束缚，也不像父亲亚历山大二世一样对年老的德皇有个人的感
情因素在内。他懒惰专制又不信任俾斯麦，部分原因也是俾斯麦的政
策对他而言是太复杂了。有一次他甚至说，每次只要在电文中看到俾
斯麦的名字，一定立刻批上“悉”字。他的疑心因其皇后而更为强
烈，出身丹麦的皇后，对俾斯麦强占其祖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因永远无法原谅。
1885年保加利亚危机将所有激昂的情绪推到顶点。又一次革命后
产生了大保加利亚国，十年前俄罗斯热切想促成而英、奥深以为忧的
发展终于成真。然而历史不乏完全出入意表的事例，现在又多出一个
例证，新的保加利亚全然不是俄罗斯主控下的产物，却是在一位德裔
贵族领导下统一的。圣彼得堡的朝廷为这俾斯麦所极不愿见到的结果
而迁怒于他。俄国朝廷十分震怒，认为在维斯瓦河以西处处都是阴谋
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则散发谣言指俾斯麦在幕后主使恶毒的反俄阴
谋。在这种气氛下，亚历山大三世在1887年拒绝延长三皇同盟。
不过俾斯麦还不打算放弃他的俄罗斯牌。他深知若听任俄国自行
其是，迟早它会走向与法国结盟。但以19世纪80年代的大势，英、
俄始终处在战火一触即发的边缘，俄与法结盟只会增加与德国对立的
危险，却无助于减轻与英国的敌对。更何况德国还有英国牌可打，特
别是现在格莱斯顿已卸任。不论如何，亚历山大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法
国是否甘冒在巴尔干卷入战争的风险。换言之，俄、德之间的关系仍
反映着双方国家利益仍有非常确切的交集，即使它是在缩小中，而不
仅是俾斯麦的一厢情愿，只是若缺乏他的外交技巧，这些共同的利益
无从正式地显现出来。
不愧是外交大师，俾斯麦设想出他最后一个主要的安排，即通称
的德俄再保险条约（ Reinsurance Treaty）。德、俄相互保证除非德国
攻击法国或俄罗斯攻击奥地利，否则在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
一方将保持中立。理论上，只要不主动发动攻势，德、俄现在都不必
担心腹背受敌。然而这多半要看对侵略者如何定义，特别是动员已越
来越被等同于宣战。由于这个问题从未被触及，德俄
再保险条约显然是存在着限制，更因为沙皇坚持此约保密，使其效用
越发缚手缚脚。
此约之必须保密最足以说明内阁外交的要求与外交政策民主化的
要求是多么格格不入。当时的情势复杂到这个条约居然含有两种层次
的秘密。更深一层的秘密是一条极机密的附加条款：俾斯麦保证不阻
挡俄国图谋夺取君士坦丁堡，并协助俄国增加在巴尔干的影响力。这
两项保证均非德国的盟国奥地利所乐于见到的，更甭说英国了，但
英、俄若果真因达达尼尔海峡的未来而起冲突，想必俾斯麦也不致感
到不悦。
德俄再保险条约虽复杂，却维持了圣彼得堡与柏林之间不可或缺
的联系，也向俄国保证，德国虽会防卫奥匈帝国的完整，但不会协助
其扩张以致牺牲俄国的利益。如此德国至少延后了法、俄携手的时
间。
俾斯麦以其错综复杂的外交政策促成节制及维护和平的苦心，在
1887年三皇同盟终止后，德军将领向他施压，要求对俄先发制人发动
战争时，他的反应中表露无遗。他在对国会演说时否定了所有的臆
测，并设法替俄国美言，避免刺激法、俄修好：
“我方不会扰乱与俄之和平，本席亦不认为俄方将攻击
我国。再者，本席不认为俄方正寻求其他盟国以便合力进袭
我国，或有意于利用我国在另一边或将遭遇之困难以便于其
发动进攻。”
然而，不论俾斯麦的手腕有多高明，作风有多稳健，他平衡均势
的做法注定即将要告终。他种种的折冲已复杂到即使是大师也难以为
继的地步。搭床架屋的各个同盟原旨在确保各国节制，最后却造成相
互猜忌，而民意的重要性日增，各国的弹性空间便缩小。
无论俾斯麦的外交多么高超，需要如此高度的操控正证明强大的
统一的德国对欧洲的均势造成何许的压力。即使是俾斯麦在位的日
子，强势的德国仍引起不安。事实上，俾斯麦的擘画立意固在提供保
证，日久却意外地造成不安，这有部分也归因于同时代的领袖难以理
解其环环相扣的本质。他们担心成为被操控的牺牲品，便想要左右逢
源。但如此做法反而限制了行为的弹性，而以现实政治取代冲突却主
要取决于行为的弹性。
欧洲文明的自戕
俾斯麦式的外交作风或许在他卸职后便人息政亡，但并不意味着
一定要代以任意而为的武器竞赛及更类似冷战时期势不两立的结盟，
而将传统的均势置之不顾。在近二十年间俾斯麦以其稳健弹性的作
风，保住了欧洲的和平，缓和了国际紧张情势。但他也付出遭后人误
解其伟大之处的代价，因为继他而起或后世仿效他的欧洲领袖，自他
的榜样中未能撷取更好的教训，只懂得增加军备，兵戎相见，最后是
导致欧洲文明的自戕。
到1890年，均势观念已发展至极限。起先，自中世纪大一统理
想的灰烬中产生的众多国家，使均势首次应运而生。迄18世纪，因
其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事不断，以防一国独霸的局
面及欧洲再出现帝国。均势维护了各国的自由独立，却无法维持欧洲
的和平。
均势政策在拿破仑战争之后40年达到巅峰。这段期间该政策运
作顺畅，因为均势状态经过周详设计，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共识支持
（至少在保守国家间有此共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这种共识逐渐消
逝，事态又回到18世纪的情形，现代科技和公众意见角色加重使得
一切状态更岌岌可危。连独裁国家都能诉诸来自外国的危机，以外在
威胁取代国内要求民主的共识，借此吸引民众支持。欧洲诸国的合并
使国际舞台的参与者数目变少，也削弱了运用外交联合取代本身力量
部署的能力，而维护法统的共识崩溃更使道德自制力受到侵蚀。
尽管美国憎恶均势思想的历史由来已久，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
策却又加以运用。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参与国际体系，而且还是当中的
首强，尽管身为军事超强国，却不能再如前人般恣意施为，因为在这
个年代，军力与意识形态不再有助于遂行帝国主义野心。至于美国目
前还占有军事优势的核武器，也将朝着可用军力相等的方向发展（许
多国家都握有核武器）。
因此，美国愈来愈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有如19世纪欧洲的世界
中，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指望世界衍生出一个很像梅特涅
体系的东西，也就是以共识来强化均势局面，而当今世上，这种共识
的价值观就是民主。
然而梅特涅不必建立自己的法统以营造共识，当时，法统大体上
已经存在了。而在当今的世界中，民主却是很不普及的制度，而且各
地对民主的定义也不尽相同，美国自然而然会想用精神上的共识来维
持世界局势的平衡。为了真实地面对自己，美国必定尽可能推动对全
球民主有使命感的精神共识。但是美国不敢忽略了均势的分析，因
为，当打破均衡局面时，追求精神共识反而会变成自行溃败的行为。
如果不可能以法统建立梅特涅式的体系，美国就得学习在均势体
系中运作的方式，不管今昔之间的均势有多么不同。19世纪的时候，
世界上有两种均势体系模式：一种是不列颠模式，以帕默斯顿与迪斯
累里为代表；另一种就是俾斯麦模式。不列颠模式是等均势局面遭到
威胁的时候才行动，主事者几乎都居于弱势。而俾斯麦的方法则是尽
可能多方面建立亲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有效
的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各方的诉求，以前述手段防范反对均势的挑战。
奇怪的是，美国在两次大战期间和德国有过（不快）经验的情况
下，俾斯麦式的操纵均势，却和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方法可能更
如出一辙（译按：憎恶均势、不喜德国，却又处处借鉴）。帕默斯顿
与迪斯累里均势方法，需要各方不生事端的自制，以及在面对威胁时
毫不让步的使命感。所谓均势，几乎完全是在评估争端与威胁。美国
终将发现，要引导各国远离是非或威武不屈是相当难办到的事，更不
用想直截了当以武力介入国际事务。
俾斯麦后来的政策寻求以事先防范来抑制各方势力，方式是用不
同国家集团间的共同目标来建立某些共识。而在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
中，美国发现要实现大英帝国式的光荣孤立实在很难，要建立一个周
密且照应到世界每个部分的安全体系更是不可能。最有可能、最有建
设性的解决之道，就是建立许多部分重叠的联盟体系，有些着眼于安
全，有的专注于经济关系。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将是以美国人的价值
观衍生出目标，同时能以此目标统合不同群体。
不论采取何种模式，在19世纪结束之前，两种外交政策手段都
盛况不再。大英帝国由于与风险隔离，不再感到自己的能耐足以支配
局面；而俾斯麦被一位没有耐性的新国王解除官职，这位君王为自己
设定了一个不自量力的任务，想改进一位外交宗师的政策。在这过程
中，均势状态变得僵化，欧洲朝着更加破败的大灾难发展，因为没有
人相信均势可能达成。
第7章 步向毁灭的政治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
失去节制的德、俄两国
到20世纪末期，曾维护和平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欧洲协调已名存
实亡。欧洲列强盲目地投入两极化的对抗，最后也像50年后的冷战
期间一样形成两大阵营。不过其间有一重要的差别。在核武器时代，
避免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