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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和约却注定短命，因其标榜的价值观与执行和约所需的诱因相互冲
突：有能力维护和约的国家大多认为其内容在某一方面有欠公平。
一次世界大战的矛盾之处在于，作战的目的是为遏阻德国势力兴
起及可能称霸欧洲，且民意曾高涨到难以建立与敌人和解的和平。然
而到最后，威尔逊的原则却使盟国无法达到能够压制德国的和平，各
国也不认为和约很公正。根据抽象原则执行外交政策的代价，便是无
法处理个别案例的特殊情况。由于集会于凡尔赛的各国领袖，既不愿
意根据战胜国必然有的权利，也不肯依照均势原则对各国实力的评
估，来削弱德国实力，他们便只有将要求德国裁军解释为各国全面裁
军的第一步，将要求赔偿解释为对战争本身的补偿。
盟国如此解释要求德国裁军的理由，是破坏了维持和约所需要的
心理准备。因为从一开始，德国便可因此抗议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并
要求重新武装或其他国家也裁军到与它相同的水准，而德国也的确如
此抗议。在裁军过程中，凡尔赛和约的相关条款反令战胜国自觉理
亏。在每次裁军会议上，德国一定采取理直气壮的高姿态，通常英国
会表示支持。但法国若同意在裁军上对德国一视同仁，那想要护卫东
欧各国的独立便不可能。因此和约中的裁军条款势必导致不是法国就
是德国必须裁军。而不论是哪一种情形，法国均不具备足够的力量保
卫东欧，最后甚至是自身难保。
同样的，禁止奥地利与德国合并，而在捷克境内又有一大群德裔
少数民族，波兰境内也有一支人数较少的德裔少数民族，这些都违反
民族自决原则。所以德国追求民族统一的运动有凡尔赛和约基本原则
为后盾，更增添民主国家的罪恶感。
造成最大心理负担的是和约的第231条，通称的战争罪（War
Guilt）条款。这一条指德国需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负全责，并对此
提出严厉的道德谴责。和约中大部分的惩罚措施，包括政治、经济及
军事，完全根据德国是罪魁祸首的前提而来。
18世纪主持议和的人一定视“战罪条款”为荒谬不可思议。他
们认为战争是利益起冲突的必然结果，与道德无涉。在十八世纪战争
结束后所签订的条约里，战败国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不致受到道德批
判。而威尔逊及参与凡尔赛和约的人士则认为，1914~1918年战争的
起因必须归罪于某个坏蛋，并且必须加以惩罚。
但是当仇恨消退后，有识之士逐渐发现，战争爆发的责任归属要
复杂得多。固然德国必须负一大部分责任，但只处罚德国是否公平？
第231条款是否恰当？一旦大家开始产生这些疑问，尤其在1920年
的英国，欲执行和约中惩处德国的条款的意愿，就渐渐动摇。良心不
安的议和代表们，对他们完成的和约是否公平不再有把握，便失去执
行此约的决心。对这一点德国当然没有责任。在德国大众的口里，第
231条款被称做“战罪谎言”。建立均势已有实质上的困难，如今又
有建立道德均势的心理障碍。
由此可知，研拟凡尔赛和平方案的各国代表最后得到的是反效
果。他们想削减德国的实力，却反而增强了德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从
长期来看，德国在凡尔赛和约后的地位比战前更大大有利于主宰欧
洲。一等到德国摆脱裁军的束缚，而这是迟早的事，它注定会变得空
前的强大。尼科尔森（ Harold Nicolson）曾有这样的结论：“我们初来
巴黎时，对即将建立新秩序满怀信心；离开时，则已觉悟，新秩序不
过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
第十章 胜利者的困境
集体安全的观念
凡尔赛和约的监督执行建立在两个相互抵消的基本概念上。其中
一个概念因太过广泛，另一个则因太过狭隘，均告失败。集体安全概
念就是太空泛，不适用于最可能扰乱和平的特殊情况，取而代之的英
法非正式合作协议又太分散欠缺决心，不足以对抗德国大规模的挑
衅。不到五年，两个战败国又在拉巴洛（Rapallo）携手。德国与苏联
合作日益密切对凡尔赛体系是重大打击，但已丧失斗志的各民主国一
开始并未意识到其严重性。
一次大战结束时，多年来有关国际事务道德与利益孰重的辩论似
已终结，而且是法律及道德占上风。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许多人期
盼世界会变得更好，并尽可能远离被他们视为曾夺走大批年轻人生命
的“现实政治”。虽然当时美国正逐渐退回孤立主义，它却是这个过
程的催生者。威尔逊描绘的美景是，即便美国退出，欧洲仍应遵行他
所倡导的方向，通过集体安全来维持稳定，放弃传统追求结盟及均势
的做法。
此后在美国的说法里，美国所加入的盟约——如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NATO） 通常都被说成是达成集体安全的工具。然而这并非
盟约（ alliance）这个字的原始意义，因为基本上，集体安全与结盟是
正好相反的两个概念。传统结盟是针对特定的威胁，由特定国家因同
样的国家利益或相互的安全考虑而结合在一起，定有明确的权利义
务。集体安全不以特定威胁为对象，不保证个别国家的安全，对各国
一视同仁。理论上其宗旨在对抗任何可能危及和平的威胁，不论是哪
一国发动或威胁的对象是谁。盟约一定有一假想敌；集体安全则是维
护抽象的国际法，就如同一国的司法体系维护其刑法一样。它也像国
内法一样不会先假设有某个罪犯。对盟约而言，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其
利益或盟国的安全遭到攻击。而集体安全则假定“和平”解决争端原
则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违反这个原则便构成开战的条件。因
此军队的集结必须视个案情形，由对“维持和平（ peacekeeping）”具
共同利益的各国出兵，每一次的组合可能都不一样。
结盟是为了建立比分析国家利益更能预期更为明确的权利义务。
集体安全的运作方式完全相反。它是待事情发生后，再视情况决定如
何适用其原则，因而无形中十分需要仰仗当时的气氛及各国的意愿。
唯有在全体国家至少是与集体防御有关的各国，都对眼前威胁的
性质有近乎一致的看法，且均不考虑各自在此问题上的国家利益，而
愿依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决定使用武力或实施制裁，此时集体安全才
能发挥作用。只有在这些条件齐备的情形下，国际组织才能进行制裁
或担任国际事务的仲裁者。1918年9月大战接近尾声时，威尔逊对集
体安全的看法是：
“国家目的逐渐退居次要，文明人类共同的目的已取而
代之。各地老百姓的智慧变得比高高在上深谙权谋者更为单
纯率直且一致，在上位者却仍陷溺于争权夺利的游戏而且不
惜一切代价。”
以上这一段话反映出威尔逊和欧洲传统对国际冲突起因的解释，
两者间有着基本的差异。欧洲式外交是假设国家利益原本就易于起磨
擦，因此把外交视做调和各国利益的手段；但威尔逊却认为国际争端
是起于“观念不清”，而不是反映着利益真正有所冲突。在现实政治
的实际运作上，是由政治家负起责任，以维持赏罚间的平衡使得个别
利益与整体利益结为一体。而威尔逊却认为政治家必须将普遍性原则
应用到每个个案上。而且他往往视政治家为引起冲突的原因，因为他
认为是政治家莫测高深且自私自利的算计，扭曲了人类爱好和谐的
本性。
出席凡尔赛议和的政治家，大多数人的言行都辜负了威尔逊的期
望。他们个个强调国家利益，留下威尔逊独自一人为整体的目的辩
护，其实美国在此次和会的领土议题上没有（欧洲观念中的）国家利
益。先知们在遭遇现实的阻力时，都有尽力宣扬其预言，不轻言放弃
的本性。威尔逊在凡尔赛遇到的阻碍，并未使他对自己的新理念是否
可行产生怀疑。反而这些障碍加强了他坚持到底的信念。他深信国际
联盟及国际舆论的力量，会改正和约中许多不符合其原则的条款。
的确，威尔逊理想的威力展现在对均势政策发源地英国的影响
上。英国官方对国联盟约发表的评论中说：“最终极最有效的制裁必
为整个文明世界的舆论。”塞西尔爵士（ Lord Cecil）在下议院则主
张：“我们所依恃的是民意，若我们对民意的看法错误，那就没有对
的事了。”
皮特、坎宁、帕默斯顿及迪斯累里的后人，似乎不可能凭一己的
想法便得出这个结论。起先他们是为了确保美国会参战才附和威尔逊
的原则。后来威尔逊的原则又赢得英国民众的支持。到20世纪20年
代、30年代，英国为集体安全辩护已不再是战术的运用。威尔逊主义
已真正获得英国人民的信服。
但是集体安全也败在其基本前提的弱点上，即所有国家在对抗每
一次侵略上均有相同的利益，也愿意冒同样的风险。经验证明这些基
本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凡涉及大国的侵略行为，从没有依集体安全原
则而被击溃的例子。每逢这种情形，国际社会或是不肯将其视作是侵
略，要不就是对如何制裁才恰当无法达成共识。即使实施制裁，必然
也是各国所能同意的最低程度，常难以发挥效果，反而得不偿失。
1932年日本占领满洲时，国际联盟没有实行制裁的机制。后来这
个缺失被改正，但当意大利侵入阿比西尼亚（ Abyssinia）时，国联虽
投票通过制裁，也有“除战争外的一切制裁”的口号，却未断绝石油
的供应。当奥地利被迫与德国统一，捷克失去自由时，国联根本毫无
反应。在德国、日本、意大利相继退出后，国际联盟最后的一项作为
是在1939年苏联进攻芬兰后驱逐了苏联。但此举丝毫不影响苏联的
行动。
冷战期间，联合国对每个涉及强国侵略的事件，同样是一筹莫
展，有时是因为共产国家在安理会加以否决，有时是因为小国不愿为
它们认为事不关己的问题而冒险。联合国在柏林危机、苏联介入匈牙
利、捷克及阿富汗时，不是徒劳无功，便是袖手旁观。在古巴导弹危
机时，直到美苏两国同意和解，联合国才使得上力。1950年美国之所
以能抬出联合国的权威对抗北朝鲜的行动，还多亏苏联代表退席杯葛
安理会，且联合国大会仍由急于拉拢美国以防苏联侵略欧洲的国家所
主导。联合国的确提供一个方便外交官会面的场所，也是交换意见的
好地方。它还有若干重要的技术性功能。但它未能实现集体安全的基
本前提——防止战争及共同抵抗侵略。
即使在后冷战时代，联合国也未能发挥这个作用。1991年的海湾
战争，联合国固然认可美国的行动，但对伊拉克的制裁不能说是出于
集体安全原则。因为美国等不及国际取得共识，就先片面派出大批远
征军。其他国家要想影响美国的行动，就只有加入这场其实是美国一
手主导的行动；如果想否决，难免会起冲突。同时苏联与中国国内的
情形，也使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想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海湾
战争期间，集体安全只是用来使美国的领导地位合理化，而不是被用
来取代美国的领导。
当然在当时无知的年代，集体安全的观念刚提出来时，还没有这
些教训可资参考。凡尔赛和会后的政治家，既认为军备是造成情势紧
张的原因，而非情势紧张的结果，也相信若以善意代替传统外交的猜
忌，或可消弭国际冲突。虽然大战使他们备尝孤立无援之苦，但欧洲
领袖们应该意识到，只要世上三个最强的国家：美国、德国、苏联不
包括在内，即使克服所有障碍，普遍的集体安全原则仍永远行不通
的。美国是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德国是被禁止加入，苏联则因被视为
化外之民而蔑视它。
最不幸的“战胜国”——法国
在战后国际秩序中遭遇最不幸的是“战胜国”法国。法国领袖知
道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无法令德国永远处于弱势。在前一次欧战即
19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虽为战胜国，却只能维持和约
中的军事条款不到20年。在拿破仑战争后，只经过三年法国即成为
欧洲协调不折不扣的一分子。凡尔赛和约后，即使法国的军力似乎在
欧洲所向无敌，但法国与德国相形之下的衰弱已日渐明显。战胜国法
国主帅福煦（ Marshal Ferdinand Foch）对凡尔赛和约看得很真确：
“这不是和平，只是休战20年。”
到1924年，英国地面部队的参谋人员也有同样的看法，并预测
德国会因“仅是重演使我们卷入上一场大战的情况”，而再度与英国
开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