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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他脱去主持正义的伪装，便信誉扫地。一旦他开始肆无忌惮
地为侵略而侵略后，就不再能出奇制胜。偶尔他仍有神来之笔，如
1940年擘划攻击法国行动，1941年拒绝在接近莫斯科时撤退，要不
是他这么做，德军难保不会崩溃。不过希特勒根深蒂固的经验似乎来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他不断重复当年是如何被芥子气弄得半
瞎，躺在军医院里时，得知德国战败的消息。他把战败的责任归罪于
叛国行为、犹太人阴谋，及意志不够坚定等，而终其一生他始终坚持
德国只能被自己击败，不能败在外国人手里。在这种思考模式之下，
1918年的投降被当做是叛国，而德国领袖未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便
成为希特勒一再挂在嘴边、令人听到麻木地步的论调。
不知何故希特勒好像永远无法对自己的胜利感到满足，他似乎唯
有通过以钢铁般的意志克服迫在眉睫的危机，才能肯定自我。心理学
家或许可自这一点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他会用一种看似毫无
战略或政治章法的方式来主导战争，直到耗尽德国的资源，到最后一
刻希特勒仍不甘示弱，在他的国家几乎已全被占领时，他仍在四面楚
歌的首都内，躲在防空洞里向全世界示威以满足自己。
煽动技巧与唯我独尊是一体的两面。希特勒无法与人正常交谈，
要不是自说自话说个不停，便是在对方好不容易抢得发言权后，陷入
不耐烦的沉默中，有时甚至会打瞌睡。对于自己由维也纳下层社会近
乎奇迹式地攀升到掌握整个德国的地位，他常喜将此归功于他个人的
特质而且当代无出其右者。于是，根据其门徒的记载，复述他崛起的
英雄事迹便成为希特勒“桌边谈话（ table talks）”的令人头痛的仪
式。
希特勒的自大狂还有更可怕的后果。他自认为，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的左右侍从也相信，由于他是天生英才，因此他所有的目标都必须
在有生之年完成。而根据家族史，希特勒估计他的寿命会相当短，所
以从来等不及让成功水到渠成，总是根据他评估自己体力而来的时间
表拼命向前冲。历史上再也找不出其他依医学上的臆测而发动大战的
例子。
在大势已成定局后，希特勒早期出人意表的成功，使他得以加速
收割前人政策所带来的机会，而那些人正是他所鄙视的，尤其史特瑞
斯曼。凡尔赛和约与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一样都留下一个强国，面对着
其东边一群不成比例且无所屏障的小国。不过两者间的差别在于，威
斯特伐里亚和约是刻意制造这种情势，凡尔赛和约却恰好相反。凡尔
赛及洛迦诺为德国打通进入东欧的通路，德国领袖只要有耐心，总有
一天可以和平手段取得优势地位，或许甚至于可以让西方将东欧双手
奉上。但希特勒的冲撞鲁莽、狂妄自大，把原本可能发生的和平演变
变成世界大战。
逐步推翻凡尔赛协议
起先他真正的本性被看似平庸的外表所模糊。德国与西欧社会都
不认为他确实有意推翻现有的秩序，即使他经常如此表白自己的意图
也一样。受不了日益壮大的纳粹党的骚扰，对经济大恐慌及政治混乱
又束手无策，于是保守的德国领导阶层任命希特勒为首相，并在他四
周安插了可靠的保守人士，以求安心（在1933年1月30日他成立的
首任内阁中，仅有三人属纳粹党）。然而希特勒辛辛苦苦爬上这个位
置，可不是为了受国会摆布而来。经过几次粗率的打压行动（还有
1934年6月30日的一次整肃，暗杀了多名对手及反对人士），他在上
任后一年半内便自封为德国的独裁者。
西方民主国家对希特勒上台的初步反应是加快裁军的脚步。德国
政府现在是由一位曾公开宣示打算推翻凡尔赛协议，重整军备，然后
要采取扩张政策的首相主持。即使如此，各民主国仍认为没有必要提
高警觉。反而，希特勒的崛起加深了英国继续裁军的决心。有些英国
外交官甚至觉得，他比过去几任不太稳定的政府更有利于和平。英国
大使菲普斯（ Phipps）兴致勃勃地向外交部汇报：“希特勒的签名对
全德的约束力是德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人。”首相麦克唐纳认为没有必
要给予法国保证，因为万一德国破坏裁军协议，“全世界的反对力量
将无与伦比”。
法国当然不会因这种安慰之词而能够心安。它主要的难题仍在于
若德国重新武装，英国又吝于给予保证，法国该如何自保。若全球舆
论在对付违规者上真的那么有力量，那英国为什么那么不愿意同意保
护法国？英国外长西蒙爵士（ Sir John Simon）的答复是，因为“英国
的民意不会支持这么做”。这个回答证实了法国最忧心的一点，即英
国不愿保证的，就别指望它会加以护卫。但英国民众为什么不会支持
英国给予法国保证呢？保守党党魁也是英国政府实际上的领导人鲍德
温（ Stanley Baldwin）答，因为他们认为法国不会遭到攻击：
“若能证明德国正在重新武装，新情势将立刻出现，欧
洲将不得不面对。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国王陛下的政府将十
分认真地加以考虑，但此一情况尚未发生。”
这个争论永远是在兜圈子，其矛盾永远解决不了：保证既无必
要，风险又大；德国在军力获得平等地位后就会满足。即使世界舆论
的谴责可在违法者尚未坐大前便予制止，但针对德国想象中不致采取
的行动提供保证仍太危险。后来是希特勒本人让这些回避与伪善之词
无以为继。1933年10月14日德国永久退出裁军会议，但原因不是希
特勒受到峻拒，而是他害怕盟国可能答应德国所要求的平等，破坏他
想要无限制扩充军备的意图。一周后，他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初，
他宣布德国重新武装。德国以此方式自绝于国际社会，并未受到任何
明显的损失。
希特勒显然已摆出阵势，但民主国家却无法确定其真正的含义。
他重整军备其实不是大多数国际联盟会员国在原则上已容许的吗？在
他尚未真正有确切的侵略行为之前为什么要先反应呢？毕竟集体安全
的本意不正是如此吗？就这样，西方民主国领袖便避开了必须在情况
不明时做决定的痛苦。等希特勒的恶意有较清楚的征兆后再说就容易
得多，因为否则的话民意可能就不会支持采取强烈的对策，至少各国
领袖们是这么认为。希特勒当然有一切的理由想要掩饰他真正的野
心，等到西方民主国家有所警觉时已措手不及，无法做有效的抵抗。
总而言之，一次大战后各民主国的政治家怕战争胜过担心均势出现不
平衡。麦克唐纳曾说，追求安全务必“不靠军事而是要靠道德手段”。
希特勒很懂得利用这种心态，定期展开和平攻势，巧妙地迎合未
来可能的侵略对象的错觉。他退出裁军谈判时曾提议，将德国陆军人
数限制在30万人，空军则维持相当于法国一半的规模。这些水准是
德国在短期无法达成的，因此不免会让人失去戒心，而忽略了德国借
此已废除了凡尔赛和约设下的10万陆军的上限，其实一旦德国陆空
军达到那种规模时，这新的上限必然也会被推翻。
法国拒绝接受希特勒的提议，并表示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安全。
它的姿态虽高，却掩盖不了噩梦即将成真的事实，即德国的军力会与
法国不相上下（或者更糟）。英国对此事所得的结论是裁军的脚步还
要加快。英国内阁宣布：“我们的政策依然是通过国际合作设法限制
及减少全世界军备，这是我们在国际联盟盟约之下应尽的义务，也是
防止武器竞赛的唯一途径。”英国内阁甚而令人匪夷所思地认定，最
理想的做法是从英国本身自认为处于劣势的地方着手。1933年11月
29日，希特勒下令德国代表团退出裁军会议后六周，鲍德温向内阁表
刀≮：
“若没有希望达成任何限制军备的协议，我们便有充分
的理由不仅是对空军，也对陆海军的情况都感到忧虑。英国
正在运用任何可行的途径促成包括德国在内的裁军方案。”
既然德国已重新武装，而套句鲍德温自己的话，英国的国防情况
堪虑，那英国加强国防应该是合理的举动。然而鲍德温却采取正好相
反的做法。他继续实施自1932年起开始的战机生产冻结。如此表态
在于“进一步表达吾王陛下的政府对促进裁军会议进展的诚意”。他
未能说明如果英国是片面裁军，那有什么诱因能让希特勒走上谈判
桌。（比较厚道的说法是当时英国正在开发新战机；还未开发完成之
前便没有飞机可造，因此鲍德温才这么说。）
法国则以一厢情愿的想法自我安慰。英国驻巴黎大使回报：“法
国事实上已退回到极端小心翼翼的政策，反对任何带有军事冒险意味
的强力措施。”当时的战争部长达拉第（ Edouard Daladier）曾收到一
份报告，其内容显示连法国也开始偏向于国际联盟的正统思想。法国
驻柏林的武官认为，还有比希特勒更可怕的狂热分子潜伏在暗处，因
此他主张裁军是遏阻希特勒最有效的办法：
“除达成某种谅解，可至少是暂时地遏阻德国的军事发
展外，我方似乎别无他法。若希特勒宣示他期待和平的话是
真心的，那达成协议将指日可待；若他别有企图或有一天他
必须向狂热分子让步，我方至少可延后战争的爆发，那也不
失为一种收获。”
英法对德国重整军备之事决定顺其自然发展，原因是他们实在不
知道还能怎么样。英国尚不打算放弃集体安全与国际联盟，法国则灰
心已极，已无法对其不祥的预感有所作为：法国不敢单独行动，英国
又拒绝与它联手。
事后看来，要批评希特勒那个时代的人居然愚昧到看不出他的动
机，当然很容易。但是他的野心，更不要说他的邪恶本性，在一开始
时并不是那么明显。他就任后的前两年里，全副精神都放在巩固自己
的统治上。但在许多英法领导人的眼中，希特勒蛮不讲理的外交政策
作风，比起他坚定的反共立场及恢复德国经济的政绩，将功赎罪已绰
绰有余。
政治家都有一个两难的苦恼，即选择的余地最大时，能掌握的信
息往往最少。等采集到足够的信息时，抉择的空间又已荡然无存。20
世纪30年代，英国领袖对希特勒的目标太没有把握，法国领袖对于
根据无法求证的评估采取行动也极没有把握。认清希特勒本质的代价
是，欧洲由西到东、由南到北不计其数的坟墓。但自另一个角度看，
当年民主国家若在希特勒掌权不久后便逼他摊牌，史家可能到现在仍
在争论，希特勒究竟是个遭人误解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个有征服世界
野心的狂人。
西方只顾研究希特勒的动机，这自然是一开始便走错方向。从均
势原则的角度来看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又强又大的德国在东边只有
又小又弱的国家与它接壤，将是个可怕的威胁。依据现实政治的理
论，不论希特勒的动机为何，德国与其邻国的关系是取决于彼此相对
的实力。西方国家应该少花些时间于估量希特勒的动机，多花些时间
来制衡德国日益壮大的实力。
对西方盟国迟迟未能对抗希特勒的后果，分析得最透彻的当属他
那手段残酷的宣传部长戈培尔（ Joseph Goebbels）。戈培尔在1940年4
月纳粹侵袭挪威前夕，在一次秘密简报中说：
“迄今我们已成功地让敌人猜不透德国真正的目标，就
如同1932年前，国内对手始终看不出我们的葫芦里卖的什
么药，看不出我们保证守法只是幌子。他们大可镇压我们，
在1925年逮捕我们两个人，那就是我们的末日。可是不然，
他们引领我们走过危险地带。在外交政策上也是同样的情
形。1933年时，法国的总理应该有这种认识（如果是我，我
一定会这么说）：‘新上任的德国总理曾写过《我的奋斗》，
书中有如此这般的言论。这种人在我们的四周有如芒刺在
背。不是他下台，就是我们进军！’可惜他们没有这么做，
反而任我们自由发展，让我们溜过危险区，而我们也顺利渡
过惊涛骇浪。等我们准备完毕，充分武装，武装得比他们
好，这时他们却开启战端！”
等德国到达既定的武装水准，希特勒真正的意图为何便无关紧要
了，但民主国家的领袖不肯面对这个现实。德国军力迅速扩张，除非
能加以制止或制衡，否则均势势必被打破。
这正是丘吉尔独排众议的主张。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预言家
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获得肯定。因此英国的领袖们表现出罕见的
一致立场，不分党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