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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在战时忍辱负重乃是为美国日后重建全球均势的大策略打下基础——但是，美国一直否认它事实上如此作为。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观念可能过分乐观。但是从美国历史来看，如果美国希望克服前头的危机，这个立场几乎就确切代表着美国必须经历的一段过程。最后，罗斯福率领美国社会走过其历史上最大的两次危机，如果他被灌输更多的历史相对论观点，他在从事这些努力时，必定就不会这么成功！
不管是多么无可避免，大战结束，留下一个地缘政治大真空形势。权力均衡已毁，广泛的和约依然虚幻难捉。世界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裂为两大阵营。战后时期将成为一段漫长痛苦挣扎、以达成战争结束前即已困扰各国领袖的和解方案的时期。
第十七章 冷战的开始
杜鲁门其人及外交政策
罗斯福总统就像摩西，见到了乐土却可望而不可即；胜利在望，却赍志而殁。当他亡故时，盟军已深入德国境内，盟军进攻日本本土的前奏冲绳岛战役也刚开始。
罗斯福死于1945年4月12日，噩耗传出，并不令人意外。元月间，他的医生发现总统的血压极不稳定，已经断定除非他能避免一切繁闹、紧张，否则难以活命，以总统职务日理万机的压力而言，医师此一评断无异于宣判他死定了。在这段疯狂时刻，已被围困在柏林的希特勒和戈培尔一度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即将目睹德国历史书上所谓“勃兰登堡王朝奇迹”会历史重演，所谓勃兰登堡王朝奇迹是指七年战争期间，俄罗斯军队已兵临柏林城下，情势岌岌可危，俄皇突然亡故，继位的沙皇素来对德友善，腓德烈大帝因而免于覆亡这段故事。然而，历史于1945年并未重演。纳粹罪行令人发指，至少使得盟国同仇敌忾，决心一定要铲除纳粹毒孽。
纳粹德国崩溃，权力真空亟待填补，导致战时盟国伙伴关系解散。盟国的目标太过分歧：丘吉尔亟欲阻止苏联控制东欧；斯大林则因苏军战胜，俄国人民英勇牺牲，希望在领土上能有所得作为报偿；杜鲁门初接任，有心努力维持罗斯福的做法，保持盟国合作关系；然而到了他的第一任任期届满前，战时和谐相处的任何迹象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美、苏两大强国在欧洲事务上已经相互对抗，互别苗头。
杜鲁门总统的出身背景与他伟大的前任罗斯福总统相比，可谓迥然不同。罗斯福是美国东北部世家子弟，杜鲁门则来自中西部农村中产阶级家庭。罗斯福受教于第一流的中学和大学，杜鲁门一辈子的最高学历只是高中毕业（虽然艾奇逊曾敬佩地赞誉他的学力不逊于耶鲁毕业生）。罗斯福自幼即被培养要出人头地、做元首；杜鲁门则是堪萨斯城政治机器运作捧出来的人物。
罗斯福原本属意以贝尔纳斯为他的副总统，却因工会反对，不得不作罢，改以杜鲁门为副手。杜鲁门脱颖而出之前的政治经历，实在没有迹象预兆他会是个不寻常的总统。杜鲁门缺乏实质的外交政策经历，罗斯福亦未充分让他与闻涉外事务，杜鲁门承继的任务不可谓不艰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谈的协议已经行将瓦解，他却得独自负起结束这场大战、并且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任务。
史实显示，杜鲁门在其任期内目睹冷战开始，发展出遏制政策，在日后亦以此赢得冷战。他引领美国成立第一个和平的军事结盟关系。在他的指导下，罗斯福的四大警察理念被前所未有的一套同盟关系取代，这套关系是以后四十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奉行美国的价值具有举世普遍性的信念，出身中西部的这位老实人，鼓励业已战败的敌人重新加入民主国家的阵营。他支持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投入美国的资源与技术、协助遥远的其他国家复苏与开发。
我只见过杜鲁门一次，时为1961年初，当时我还是哈佛大学新出道的教授。由于被邀请到堪萨斯城演讲，我借机到邻近的密苏里州独立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去拜访这位前任总统，岁月流逝并未使得他飞扬的意兴稍挫。带领我参观了图书馆后，杜鲁门邀我进入仿他白宫时代椭圆形办公室布置的书房。听说我偶尔为肯尼迪总统提供顾问意见，他问我学到什么。我以华府社交界学来的标准应酬句子答复说，依我之见，官僚体系运作得有如政府的第四权，严重限制了总统的行动自由。杜鲁门不耐烦听这套“书生之见”，制止我说下去，然后对我说教，谈起他对总统角色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总统知道本身想要什么，任何官僚都不可能制止他的作为。身为总统必须知道何时停止接纳忠告地乾纲独断。”
谈话很快退回到我比较熟悉的学术领域后，我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他一点也不犹豫，立刻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助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稍后，他和我一道散步，穿过独立城的街道，到他居住的简朴房子，去见他太太贝丝。
我重述这段话是因为它透彻地表露出杜鲁门典型美国人的本质：他对总统职务的崇敬以及总统职责的看法；他对美国的实力的自豪；以及他深信美国的最大天职是作为全体人类自由与进步之泉源的笃敬。
罗斯福谢世以前的声望已经到近乎神人的地步，杜鲁门必须在罗斯福的身影下走出来，建立他的施政风格。杜鲁门真心崇拜罗斯福，但是最后却必须与每位新任总统一样，必须以自己的经验与价值观，来重塑他的职位。
杜鲁门刚上台，对盟国团结一致的承诺就远比罗斯福轻微得多。对这位孤立主义的中西部弟子而言，盟国团结一致是种实际的选择，感情或道义需求的意味少得多，杜鲁门也不曾经历战时美苏同盟的那种意兴飞扬的情境，何况他一向对苏联持谨慎态度。当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时，担任参议员的杜鲁门视这两个独裁政权在道德上蛇鼠一窝，因此建议美国应该鼓励他们自相残杀，同归于尽。他说：
“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他们都不是守信诺的人。”
尽管罗斯福健康情形日益恶化，在杜鲁门任职副总统的三个月期间，他却未曾被邀参与任何重大的外交政策决定。甚至他从未被告知原来的原子弹开发计划！
杜鲁门面对的国际大环境，其分界线仍未确定，端视东、西双力军队前进至何位置而定。经盟国军队解放后的各国，其政治命运仍未解决。传统的大国大部分仍需调适其已经有变化的角色。法国国势已衰，英国虽然战胜却已疲弱，德国则遭瓜分为四块占领区1871年以来其势力一向令欧洲惴惴不安，但目前却因战败无力而使欧洲有陷入紊乱局势之虞。斯大林则借西欧衰弱、美军计划撤退的真空状态，挥师西向，把苏联国境向西推进600英里，直达易北河畔。
杜鲁门的第一个直觉是，与斯大林交好，特别是美军参谋首长依然热切盼望苏联能参与对日本作战。虽然他在1945年4月与莫洛托夫初次会面，即对俄方强悍态度颇为不豫，他却归因这是两国历史经验不同而生的性格不合现象。杜鲁门说：
“我们必须强硬对付俄国人，他们不知行止，好似水牛闯进瓷器店。他们建立政府只有21年，我们已逾100年，英国更是有数百年悠久历史。我们必须教导他们如何知行知止。”
这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式想法。由和谐为上的角色出发，杜鲁门认为与苏联的歧义不是因为地缘政治利益冲突而起，而是因为俄国人“不知行止”、“政治的不成熟”所致。换言之，他相信可以把斯大林导人“正常”行为。美方逐渐了解事实是：美苏关系紧张并非因双方误解而起，而是双方政策、目标迥然不同，无法调和而起，这才是冷战揭开序幕的故事。
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高级顾问群，接任伊始，也有意萧规曹随，继续推动罗斯福的四大警察观念。1945年4月16日，在他接任后四天的一篇演讲中，杜鲁门比较世局和紊乱，认为除非采取全球集体安全体制，否则必然是无政府状态。杜鲁门重申信守罗斯福的信念，即战时盟国负有特殊义务维持团结一致，以便建立和维持和平的国际新秩序，尤其是保卫国际争端不应借武力解决的原则。他说：
“有关未来世界和平最重要者，莫过于各国继续合作，集中一切力量，击败轴心国家统制世界的阴谋。而这些伟大的国家则有特殊责任去维持和平，其责任系根据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在国际关系上除了护卫法律外不得使用武力的义务而来。”
杜鲁门的演讲词撰稿人显然认为不会有太多变化，也或许是他们认为此一标准演讲词无懈可击，不必再做更动，因此4月25日，杜鲁门在旧金山向联合国成立大会致词时，又重申同一论点。
分别会谈
尽管调子唱得高，地缘政治的铁的事实却界定了大环境条件。斯大林恢复他执行外交政策的旧方法，并且要求以他最看重的代价——领土，报偿他的胜利。他了解讨价还价，也可能愿意折冲议价，但是必须有确切的利益目标——譬如，西方愿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或者是以接受共产党势力在东欧若干限制，来交换大量巨额经济援助等确实利益。但是，超越这个有史以来最无道德原则的大国领导人理解范围的，乃是外交政策应以集体友善和国际法作为基础这个想法。斯大林认为，世界领袖面对面沟通或许可以反映出力量的相互作用，或者是国家利益的权衡，但是并不能改变它。因此，他从来不对罗斯福或丘吉尔一再吁求的恢复战时同盟关系，有所回应。
以罗斯福享有的盛大声望或许可能使斯大林稍为节制其作为。斯大林最后将在“客观”事实之前做出让步；就他而言，外交乃是一种更广泛、无可避免的斗争，以定义势力关系而已。斯大林与美国领袖打交道，遇到的困难是，他根本不能了解在他们思考外交政策时为何那么看重道德性和合法性。斯大林的确不了解，为什么美国领袖对美国并无明显战略利益的东欧国家之国内结构如何，大做文章。美国人坚持原则立场，又不和任何战略利益有关联，实在有悖传统常情，使得斯大林认定美国必定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当时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哈理曼曾报告说：
“我担心斯大林现在不会，将来也绝不会了解我们为何把一个‘自由波兰’当做原则问题。他作为现实主义者很难理解我们对抽象原则的信仰。他很难了解我们为何会干预苏联的对波兰政策，波兰攸关俄国的安全。”
斯大林身为玩弄现实政治的高手，必然已预计到美国会反对因红军进驻欧洲大陆中心而树立的地缘政治新均势。然而，他又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不会预先就做让步；他必然已思索过，最好是整合好手中已有的谈判筹码，紧紧掌握住他的猎物；然后静待盟国的动作。斯大林只会在意那些攸关危机、报偿后果的动作。盟国既未施加任何压力，斯大林当然相应不理。
斯大林对美国展示出他在1940年对付希特勒的同样态度。1945年的苏联，由于战争伤亡以千万人计，1/3的国土饱受战火蹂躏而衰弱不振，面对的美国是个夷然无损、具有原子弹独立优势的大国。1940年的苏联，面对的德国也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大片江山。面临这两种情境，斯大林并未做出退让，反而先整合苏联阵地，试图诈唬其潜在敌人，使他们误以为他可能向西挺进而非退却。不过，他一连两次都错估了对手的反应。1940年，莫洛托夫奉命访问柏林，使得希特勒坚定了入侵苏联的决定；1945年，同样这位苏联外交部长，却造成美国的友好变成冷战对峙。
丘吉尔了解斯大林的外交盘算，采取两个动作反制苏联。他力促美英苏三国迅速举行高峰领袖会议，把问题摊开来谈，且要抢在苏联已稳固其势力范围前开会。会议召开前，他希望盟国能尽量掌握更多的谈判筹码。他见到盟军推进速度超过原先计划，与苏军会师之地更靠向东边，因此盟军掌握了分配给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约1/3，其中包括许多工业化地区。丘吉尔建议以这一部分领土，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中作为谈判筹码。1945年5月4日，他致电即将在华府晋见杜鲁门的英国外相艾登，指示他：
“盟国不应该自目前的阵地撤退到占领线，除非下列问题获得满意答复：波兰，俄军占领德国系临时性质，多瑙河流域国家（尤其是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巴尔干各国，究竟是俄国化或俄国掌控的，条件如何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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