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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来到波茨坦开会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已告吃紧。果然，会议在1945年7月25日必须中断，英国代表者要求休会以便回国，等候英国自1935年以来第一次大选的结果揭晓。丘吉尔在此次大选中惨败，再也没有回到波茨坦，接替他的首相职位者是艾德礼，新任外相贝文。
波茨坦会议有建树者少，斯大林的许多要求都被拒斥掉，诸如在博斯普鲁斯设置苏联军事要地，苏联担任意大利在非洲殖民地的托管人，以及四国共管鲁尔地区，西方承认莫斯科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扶植的政府等等，都未能如愿以偿。杜鲁门的若干建议也被阻挠。最显著的就是多瑙河国际化这个方案胎死腹中。不过，三国领袖也设法洽妥若干协议。为了处理德国问题，成立四国委员会。杜鲁门也成功地促使斯大林接受他对赔偿问题提出的构想，即各国各自在其占领区内向德国取得赔偿。波兰西侧国界这个重大问题则搁置不谈——美国和英国默认斯大林划下的奥得河——尼斯河界线，但保留权利在以后斟酌是否修订。最后，斯大林也同意参加对日本作战。含糊不明、待解决的问题有不少是国家领袖不便敲定，就把这些棘手问题留给外交部长们继续去讨论。
或许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正式议程上根本未列入的事项。有一天，杜鲁门把斯大林拉到一边，告诉他美国已在研究原子弹，即将有成果。斯大林由他的间谍那里早已获得此一情报；事实上，他比杜鲁门更早知道此事。以他的偏执幻想，他毫无疑问地认为杜鲁门这番话，分明就是恫吓他。他故意摆出对此一技术若无其事的样子，刻意压抑住好奇心。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下：“这位俄国总理没有显示出特别兴趣。他只淡淡地说，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我们能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苏联在它发展出自己的核武器以前，一直保持此一战术，不动声色。
后来丘吉尔则说，如果他当时当选连任，他就会在波茨坦把问题摊开来谈，企图逼出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他从来没有透露他有何腹案。事实上，斯大林是可以被诱导来和解，但是必得施以极大的胁迫，而且他还会硬撑到最后一分钟才会点头。丘吉尔的渴求得到通盘解决，正道出美国的两难困局：没有一位美国政治家会发出丘吉尔盼望的这一类的威胁或压力，而这类压力却又是针对斯大林的心理非施加不可的。美国领袖也尚未了解到现实，亦即容许斯大林有越多时间在东欧建立一党制国家，就越难让他改弦更张，转变政策。到了战争末期，美国民众已经普遍厌战，盼望把子弟带回本国。美国还不预备就东欧是否建立多党政治体制，或其边界如何界定这类问题，发言不惜以对抗来挟制苏联，当然更不会以发动核战争来恫吓苏联。全体一致抗拒共产主义进逼，与全体一致认同再历战争危机，两者可谓紧密相关。
而且和斯大林对峙可不是茶会的小事，斯大林在筹谋其外交攻势时的深思熟虑，在葛罗米柯于1989年退休后与我的一场谈话中，令我大有所悟。退休后的葛罗米柯变得圆融多了，他回答我说，若干顾问也曾向斯大林表达关切，但是斯大林却基于三点理由认为问题不足为虑：第一，他认为，美国决不会就柏林使用核武器；第二，如果美国真的企图通过陆路派出护送部队进入柏林，红军会予以抵抗；第三，如果美国可能将在全线发动进攻，斯大林腹中自有玄机、方案。那就是：在此一时刻，他预备妥协了。
波茨坦会议的实际结果就是欧洲开始划分为东、西两大势力范围，而这正是美国战时领袖最渴望避免的一幕。不足为奇的是，外长会议也不会比高峰领袖会议更有成就，他们的权限较小，当然回旋的弹性也小得多。莫洛托夫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得靠他严格恪守斯大林的指示才能继续下去。
第一次外长会议于1945年9月和10月初在伦敦召开，其目的在于起草针对德国的盟友，如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家的和约。波茨坦会议后，美国和苏联的立场都没有改变。国务卿贝尔纳斯要求举行自由选举，但是莫洛托夫不肯接受，贝尔纳斯原本希望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展示出可怕的威力后，可以强化美国的谈判地位。可是，莫洛托夫跟往常一样暴乱无秩序，不好驾驭，在会议结束前，情势已经很清楚，原子弹的威力并没有使苏联更加合作——起码，在外交上它是没有效用的。贝尔纳斯对他的前任国务卿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俄国，与一年前打交道的那个俄国全然不同。当他们在战时亟需我们施以援手，我们也提供供应品，我们的关系就不错；但是现在战争已结束，他们对政治领土问题采取侵略性的态度，那就说不过去了。”
四大警察的构想因此寿终正寝。1945年10月27日，也就是外长会议中断后不到几周，杜鲁门在海军节庆典上演说，畅论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论调，并且吁请苏、美合作。他说，美国既不追求领土，也不追求建立军事基地，“不要拿属于其他国家的东西”。美国外交政策反映着美国的道德价值观。“坚强地以正当、公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并且“拒绝与邪恶妥协”。鉴于美国传统上对公、私道德并重，杜鲁门保证“我们决不松懈将此一黄金律导人世界国际事务的努力”，杜鲁门以强调外交政策的道德为楔子，来吁求苏美和解。杜鲁门宣称两个战时盟国之间“并没有绝望的、不可调和的”歧见；战胜国之间“无根深蒂固的利害冲突以致无法解决”。
事实并非如此。下一次的外长会议在1945年12月间举行，产生了苏联的某种“让步”。斯大林于12月23日接见贝尔纳斯，建议西方三个民主国家派遣一个代表团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向当地政府就如何扩大内阁，邀请民主人士入阁一事提供意见。当然够讽刺的是，斯大林做此建议反映出他深信共产党对其傀儡政府的掌控已经够强，而不是因为他接受了民主政治的真实。乔治·凯南也洞悉斯大林的伎俩，因此嘲讽斯大林做此让步是“以民主程序的无花果叶，遮掩斯大林独裁统治的赤裸丑态”。
然而，贝尔纳斯却把斯大林的提议解读为，斯大林承认雅尔塔协定需要某种民主姿势，因此他先斩后奏就承认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而未与他们先签和约，杜鲁门对贝尔纳斯的先斩后奏接受了妥协方案，大为震怒。几经考虑之后，杜鲁门只好接受贝尔纳斯的决定，然而总统与其国务卿嫌隙已出，终于导致贝尔纳斯在一年之内就挂冠了。
1946年内另有两次外长会议，分别在巴黎和纽约举行。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各项附属条约，但是也目击了斯大林将东欧转变为苏联的政治、经济附庸而日增的紧张局势。
美、苏领袖的文化差距助长了冷战的兴起。美国谈判代表似乎认为只要一再重复他们的法律和道德权利，就应该产生他们意欲的结果。但是，要让斯大林改变政策方向，需要有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当杜鲁门大谈天经地义的黄金律时，他的美国听众心领神会，视为当然并且真正相信世界是由法律规范治理的。在斯大林听来，杜鲁门这套话即使不是诡词诈语，也只是毫无意义的冗词赘语。他心目中的国际新秩序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化泛斯拉夫主义。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异议分子吉拉斯，回忆他与斯大林曾经有过一段谈话，斯大林说：“如果斯拉夫人能团结一致，将来没有任何人敢动根指头！”斯大林为了强调语气，还以食指比天做势。
矛盾的是，冷战竟会因为斯大林了解他的国家有多衰弱而加剧。苏联在莫斯科以西的国土已经一片残破，因为败军撤退（先是俄军往东撤，后来战事反转，变成德军往西撤）的标准做法就是焦土战术，把每一根烟囱统统炸毁，让追兵无法取暖避寒以抗拒苏联的恶劣天候。苏联估算它在战时死亡的军民超过2000万人。此外，斯大林的各项整肃运动，监狱、强迫集体化以及故意制造的饥荒，也致死2000万人。在古拉格劳改营中监禁、劳动，幸未丧生者达1500万人。现在这个凋敝残破的国家却突然面对了美国的原子弹技术大突破，这是否代表斯大林长久以来担忧的时刻终于到来，资本主义世界将能得逞？经历了这么多年以俄国极端暴政的标准也算是不人道的痛苦，难道除了资本主义占上风以外，别无其他出路？
斯大林以近乎莽撞的虚矫勇气，选择了假扮苏联极为强大的行动，而掩饰其国势虚弱。斯大林认为，主动表示让步等于承认本身衰弱，而承认衰弱极可能招致对手提出新要求和施加压力，因此他把军队部署在欧洲中心地带，并在此一地区逐步扶植设立亲苏联的傀儡政府。他甚至更进一步摆出穷凶极恶的姿态，让许多人以为他会挥师直趋英吉利海峡——这种姿态被后人视为荒诞不经。
斯大林不但虚张声势，夸大苏联实力和摆出好战姿势，他还有系统地故意看轻美国的力量，尤其对原子弹的威力刻意贬抑。譬如说，杜鲁门告诉他美国已有原子弹，他故意不在乎。共产党的宣传加上本意善良的学界人士，纷纷探讨原子弹的来临并未改变军事战略的规则，而且战略轰炸也不会有何效果等等。1946年，斯大林定出官式说法：“原子弹意在吓唬神经弱的人，但是它们不能决定一场战争的结果。”在苏联的公开文告里，斯大林的话立刻被引申为战略因素可分为“一时性”和“永久性”两种，而原子弹可列入一时性的现象。1949年，苏联空军元帅维辛尼撰文称：“战争贩子极端夸大了空军的角色，……认为苏联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会被所谓的‘原子战争’或‘按钮战争’惊吓。”
通常一位领袖在他领导的社会饱受战火摧残，而且战前还经历一长段不人道的压榨后，他会选择与民更始、休养生息。但是苏联这位总书记却不让他的人民休息；他盘算过（说不定他是对的）：如果他准许苏联社会喘息休养，说不定百姓就会开始针对共产党统治的基础提出质疑。1945年5月，欧境停战后不久，斯大林召集麾下红军司令员讲话，他最后一次以战时的情绪性言词演讲。他以“我的朋友、我的同胞”称呼听众。他描述1941年和1942年苏军大撤退情形说：
“也许其他国家国民可能会对政府说：‘你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滚开；我们将成立新政府，与德国媾和，让我安静过日子。’但是俄罗斯人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有信心。谢谢诸位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因为你们的信赖。”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承认也有犯错，也是他最后一次以政府首长身份对俄国人民讲话。（有趣的是，斯大林在演讲中只赞扬俄罗斯人民，而未推崇苏维埃帝国里的其他民族。）过了几个月，斯大林又回到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向苏联人民致词讲话时，恢复共产党的标准称呼法“同志”，强调苏联战胜是共产党的功劳。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另一场重要演讲中，为战后阶段下达动员令。他说：
“现在，胜利表明，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赢了，苏维埃社会制度已成功地经受战火考验，证明了它的完全活力，……苏维埃社会制度已证明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具活力、更加稳定，……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秀的社会组织之形式。”
在描述战争的起因时，斯大林又求助于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念。他说，战争并不是希特勒引起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使然：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宣布，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隐藏了危机和战争的因子，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遵循稳定、均衡的路线前进，而是通过危机和灾难进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均发展终将造成其关系的极端骚乱，并且自认为原料供应不足和出口市场不足的一群国家，通常会尝试改变此一情形，且以武力的方式企图做对彼等有利的改变。”
如果斯大林的分析正确无误，希特勒与战时对抗希特勒的盟国之间，并无基本差异。一场新的大战迟早无法避免，苏联现在经历的停战，不是真正的和平。斯大林为苏联订下的任务和战前所要求的任务相同：要强大起来到足以将此一无可避免的冲突，转化成为资本主义者的内战，远离对共产主义祖国的攻击。盼望和平会舒缓苏联人民日常命运的想法，一定要抛弃。苏联要强调重工业，继续农业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