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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思想，他的外交策略确信，欧洲已经在势力均衡这个策略上弄出一团乱局，要让美国人了解均势的观念，就必须以更高尚的理想来加以衬托。在北大西洋公约批准通过许久以后，艾奇逊在向哈佛同学会演说时，依然以道地的美国风格来替大西洋同盟辩护，这也正是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贯作风：它促进国际合作以维护和平、增进人权、提高生活水准、宣扬尊重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则。总之，美国为了大西洋同盟可以赴汤蹈火，但是绝对不能称它是同盟。它可以实行结盟的历史政策，前提是行动可以用集体安全的理论来解释和交代；这也正是威尔逊最初提出来代替同盟制度的构想。因此，欧洲式的势力均衡观念，以独特的美式修辞复活了！
与北约组织同样重要，但并不受到美国民众注意的另一件大事是，把美、英、法占领区合并起来，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方面，这个新国家代表着俾斯麦的杰作瓦解了，因为在不确定的未来里，德国将一直分裂。另一方面，联邦共和国的存在也意味着针对苏联在中欧出现的持续挑战，因为联邦共和国决不会接受在东德的苏维埃政权（苏联也在其占领区成立东德政府）。此后20年，联邦共和国拒绝承认这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何国家若是承认后者，它就不惜与之断绝外交关系。1970年以后，联邦共和国放弃了所谓的“霍尔斯坦理论”（ Hallstein Doctrine），并且与这个东德卫星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只不过并不放弃代表全体德国人发言的权利主张。
美国义无反顾地投身填补欧洲权力真空的决断作为，让极力支持遏制政策的人士不禁也吃了一惊。丘吉尔日后回忆说：
“我在1944年年底很难想到国务院，在美国民意大力支持下，会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不仅接纳、执行我们开头的路线，并且还激烈地、不惜耗费地、甚至带有军事意义地、促使其实现。”
轴心国家无条件投降四年之后，国际秩序出现许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相同的因素：两个僵硬的同盟互相对峙，彼此之间少有外交运作的回旋空间，而且现在更是在全世界各地均相互对抗。然而，这里头至少有一项重大的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同盟能够团结在一起，是因为每一方都担心本身阵营里的伙伴一旦易帜，就会瓦解他们认同其安全的基础。事实上，最好战的伙伴会把大家拉入深渊浩劫。至于在冷战期间，每一个阵营都有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它强大到众人非依附它不可，它也不愿让每个盟国轻易把大家带上战争之路。况且，核武器的出现也阻止了1914年7月的幻想再出现——战争不再可能是短促、不痛苦的事。
美国领导的同盟，保证了国际秩序将以道德，甚至偶尔以弥赛亚的方式去维持。美国的领导人代表了为基本价值和彻底地解决，做出和平时期同盟前所未有的努力和牺牲，而不再斤斤计算国家安全和均势，如同往昔欧洲外交局势一般。
日后，批评家强调这种道德论调过分高调。但是，熟识遏制政策规划人的人士，都不能怀疑其诚心诚意。美国若不是真心信服它所代表的最深刻的价值和理念，也无从坚持这个政策历40年，并且付出严酷的代价。美国政府许多最高等级的机密文件，自始就无意发表给公众知晓，它们却往往弥漫着道德色彩，可以为这个说法作见证。
国家安全会议第六八号文件（ NSC 68）出现在1950年4月，是美国对冷战策略的正式文件，它可以作为例证。NSC 68文件大体上以道德原则的词语来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它认为，道德挫败比起物质上受挫可能更加危险：
“自由体制在任何地方失败就是处处皆失败。捷克覆亡，我们所遭受的震撼决不能以捷克对我们在物质上有何重要去加以衡量。就物质意义而言，捷克的能量早已在苏联支配下。但是当捷克体制的完整性受到破坏时，也就是在这个无形的价值指标上，我们测度到的损失，远比我们业已遭受的物质损失，伤害大多了。”
一旦重大利益等同道德原则，美国的战略目标就被摆到是否受到敬重，而不是从权力大小的角度来考虑——“要让我们本身强大，不但在引导国家生活时重申价值信念，而且也要发展我们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美国开国先贤的理论是，以美国作为全体人类自由的灯塔，它弥漫在美国的冷战哲学之中。”NSC 68文件的主笔人摒弃了约翰·亚当斯（ John Quincy Adams）反对的“跨出国门，除恶务尽”的美国思想，它选择以美国做十字军这另一种思想，它说：
“只有在实践上重申我们的基本价值，国内、国外皆然，我们方能保持自身的完整与正直，而这正是挫败克里姆林宫真正的根本。”
因此，冷战的目的是要感化敌人，“造成苏联制度的彻底改变”，它的意义即是：
“苏联接受了国际社会特定、有限的条件，准许自由体制发展，俄国人民也有机会能自己定出其命运走向。”
虽然NSC 68文件继续叙述有关建立实力的种种军事、经济措施，它的主论调既非传统外交关系的“取予论”（ give and take），也不是启示录中的彻底解决。当美国独占原子武器优势之际，却不愿运用或威胁要运用核武器。美国有一套理由：任何一场核战争的胜利将是过渡的结局，因而乃是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至于由谈判而得到的结果，“唯一能获致解决的基础，就是划分势力范围，也就是毫无影响力——因为这样的‘解决’，克里姆林宫势必立刻运用它求取其最大利益。”换言之，美国不肯考虑赢得一场战争，或甚至获致彻底解决，却让敌人不背弃其信仰与主义。
NSC 68文件以其表面冷静的现实主义口吻，开宗明义高唱民主，结论亦坚信历史将站在美国这一方。这份文件特殊之处在于它把普遍主张和放弃武力结合起来。过去从来没有一个大国揭示其目标时，如此投入自身资源，而且除了传布其国家价值观外，并不期待其他国家回报。这一切都将通过全球改革去达成，而不是十字军惯用的全球征服的手段。因此，为了这个目标，美国的实力在某一段短暂时期空前的强大，不过事实上美国却自认它的军力相当弱势。
美国走上遏制之路的初期阶段，没有人能够想象美国对冲突抱持的最高目标，即促成敌人内部改变，对它有多大的压力；也无法想象没有任何评估标准可用以评估每一中期步骤的成败良窳。所有这些自信心极强的美国领袖，无法想象美国在四十年之内，会需要小心驶航，经过艰巨的自我怀疑和国内冲突的考验之后，才能实现苏联阵营的瓦解。在此一时刻，他们已经忙于承担起美国在新世界秩序中的角色，以及抵御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革命性大转弯的批评，无暇再顾及其他。
遏制逐渐形成，它亦遭遇到三种不同学派的批评。第一种批评来自以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为首的“现实主义派”，他认为遏制政策导致心理和地缘政治的过度伸张，以致耗竭了美国的资源。第二种说法的代言人是丘吉尔，他反对要等到建立实力阵地之后再进行谈判的主张。丘吉尔的论证是，西方国家的实力以冷战开始之际最为强盛，此后即不复有如此盛况，因它的相对谈判力量只会日趋缩小。最后，则是亨利·华莱士（ Henry Wallace），他根本否定美国有道德权利采取遏制政策。假定双方在基本道德上相等，华莱士认为苏联在中欧的势力范围合乎法统，美国反对它，只会加剧双方紧张。他力主回复他认为的罗斯福之政策：即美国以片面决定来结束冷战。
作为现实主义派最雄辩有力的代言人，李普曼批驳凯南认为苏联社会含有自我衰亡的种子的假设前提。他认为这个理论太冒险，不能当做美国政策的基础。
“X先生的估计并没有未雨绸缪，没有给厄运、受理不善、错误和未可预见的因素留出安全空间。他要求我们假设苏联力量已经衰退，他劝告我们相信我们对自身的最高希望即将可以实现。”
李普曼认为，遏制会把美国带到苏联广袤的周边地区荒僻的内陆，以他的看法，这些地区包括许多根本不符合现代意义的国家在内。远离本土的军事纠缠，不仅不会加强美国的安全，还会削弱美国的决心，按照李普曼的看法，遏制将使得苏联能选择最能令美国狼狈的挑衅，同时还保持外交主动，甚至军事主动。
李普曼强调亟需建立评估标准，以界定在何种地区抵抗苏联扩张行动，攸关美国的重大利益。没有这一套标准，美国将被迫拼凑组织“一堆卫星、客户、附庸、傀儡的杂牌军”，也会使得美国这些新盟友利用遏制谋取本身利益的情况发生。美国将被迫陷入支持未能存活的政权的泥淖，使得华府只得在“姑息、挫败、丢脸或以不可估算的代价支持（美国盟友）之间”去做无可奈何的选择。
这的确是对美国究竟会遭遇何种情况的先知性的分析，不过李普曼提议的补救之道却与普救论的美国传统不相吻合；美国传统较接近于凯南预料的启示录式的结果。李普曼要求美国外交政策以个案分析是否合乎美国的利益，而不依据一般原则来一视同仁运作。他认为，美国政策应该减少针对推翻共产制度做出的努力，多注意恢复因战争而遭破坏的欧洲势力均衡。遏制意味欧洲的分裂了无尽期，而美国在欧洲的真正利益应该是把苏联势力摒逐出欧洲大陆中心：
“一百多年以来，历代俄罗斯政府无不寻求扩张图谋东欧。但是只有在红军抵达易北河，俄罗斯统治权方才能够实现俄罗斯帝国的野心，以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宗旨。因此，明智的政策应该以和解为其最高目标，促成俄国退出欧洲……美国的力量必须明确，不是在散布各处的诸点去‘遏制’俄罗斯人，而是制压住整个俄国军事机器，施加重大压力，以支持追求‘和解，亦即撤军’为具体目标的外交政策。”
命运可谓独厚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期赐给它济济的人才。美国的政治领袖是杰出的、经验丰富的人物，在他们背后有著名的麦克劳（ John McCloy）、罗福特（Robert Lovett）、布鲁斯（David Bruce）、彭克（ Ellsworth Bunker）、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和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等饱学之士，轮番出壁，不分党派，为历任总统献策定计。
而且美国有幸能自知识分子之中，汲取李普曼和凯南那极有深度的思想。凯南正确地了解到共产主义潜在的弱点；李普曼则精确地预言，基于遏制思想，本质上属于反动的外交政策之挫折。凯南呼吁以耐心允许历史去呈现不可避免的走势；李普曼则呼吁在美国仍占上风之时，采取外交主动谋求欧洲和解。凯南对美国社会的主流有较好的直觉了解；李普曼则比较了解，忍受似乎无止境的僵局，压力较大，而且遏制政策可能导致美国所支持的路线，相对模糊不清。
最后，李普曼的分析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不过主要都是反对与苏联对峙的人士，他们的支持仅限于李普曼论点的一部分，只强调它的批判，忽略它的建议对策。他们注意到李普曼主张目标要有限制，却忽视了他建议要采取攻势外交。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最有力的替代遏制理论的策略，却来自当时的英国在野党国会领袖丘吉尔。
丘吉尔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发表“铁幕”演说，揭开冷战序幕而知名。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个阶段，都力图限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希望增强民主国家在战后的谈判力量。丘吉尔支持遏制政策，但是他决不以遏制为目标。他不愿消极坐待共产主义溃败，寻求创造历史，而非静候历史发展。他追求的是以谈判求和解。
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说，仅只略为暗示应展开谈判。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威尔士的兰都诺（ Landudno）演讲，又重谈其论调，认为西方国家的谈判地位决不会比当前更好。他在这项不太受到重视的演说中提到：
“问题在于：如果他们得到原子弹，也囤积了不少原子弹，情形将是如何？你可以由今天发生的情况来预知来日将发生何种情形，绝没有任何有理智的人会相信我们仍有无限的时间。我们必须正视问题，寻求最后解决。我们不应毫无远见地等候事态发展；我指的是坐以待毙。西方国家如果能形成正当要求，趁着他们仍具有原子力量，抢在苏俄共产党也掌握原子弹之前，应该更加可能不必流血就能达成持久的和解。”
两年之后，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下议院作同样的呼吁，民主国家已经强大到有力量谈判，迁延只会自挫实力。1950年11月30日，他发表演说辩护北约组织重新武装的做法，他也提出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