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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下议院作同样的呼吁，民主国家已经强大到有力量谈判，迁延只会自挫实力。1950年11月30日，他发表演说辩护北约组织重新武装的做法，他也提出警告说，西方即使武装起来也不会改变其谈判力量，谈判力量终究还得仰仗美国独占原子实力：“虽然迅速建立我们的军力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我提到的这个时期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俄罗斯在目前的所称的传统武器上拥有的优势。这一切种种只会让我们增强欧洲团结，扩大反侵略的威慑力量。因此我赞成只要时机适当，可以尽量与苏俄达成和解，并且在美国原子弹的优势十分强大，足可抵消苏联在其他军力的绝对优势之际，迅速谋求和解。”
丘吉尔认为，实力地位早已建立，但是美国领袖却认为它仍待建立。丘吉尔认为，谈判是把力量用到外交上的方法。他虽然没有明白提出，却在公开声明中极力暗示，他已见到西方民主国家提出某种外交最后通牒，美国却一味退缩，不敢运用其原子弹独占优势，即使只用为威胁也不敢。丘吉尔希望能逼迫苏联势力范围缩小，但也预备在缩小后的范围内与苏联力量和平共存。美国领袖却近乎沉沦地厌恶势力范围这套策略。他们希望摧毁，而不是缩小敌人的势力范围。他们宁愿等候全面胜利、共产主义覆亡，不论它有多么遥远，期待能以威尔逊式的方案解决世界秩序的问题。两者的差异归根结蒂是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有别所致。丘吉尔的社会非常习惯不完美的结果；杜鲁门和其顾问亲信却生长在一个传统里，一旦确认问题存在，通常都运用广大资源加以克服。因此，美国倾向最后的解决，也不信赖英国人最拿手的折中妥协。丘吉尔在理念上没有困难，能够接受一方面建立实力，一方面又积极着手外交运作，迫使和解的双管齐下手法。美国领袖却把这些做法视为分阶段循序而进——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这么做，日后在朝鲜战争、越战时，也是如此做。美国的主张得以施行，是因为美国比英国强大，也因为丘吉尔此时只是在野党领袖，没有办法强力推动其策略。
最后，对美国政策最大声、最持续的挑战，既不是自李普曼这一派现实主义者，也不是自丘吉尔这一派势力均衡论者，而是来自根源深植在美国激进思想的传统。李普曼和丘吉尔接受杜鲁门政府的前提，认为苏联扩张主义是严重的挑战，只不过对如何抵御它的策略，有不同的主张；激进派的批评者根本就摒弃遏制政策。亨利·华莱士是罗斯福第三度担任总统时的副总统，曾任农业部长，也是杜鲁门政府的商业部长；他是这一派的主要发言人。
华莱士体现着美国平民传统，天生带有北方佬不信赖英国的本性。和杰斐逊以后的多数自由派一样，他坚信“私生活上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同样也该在国际事务上予以遵行”。华莱士认为，美国已经失去道德的指南针，他在1946年9月12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说时宣称，美国正在实行“马基雅维里式欺骗、暴力和猜谜式”的外交政策。由于偏见、仇恨和恐惧是国际冲突发生的根源，美国没有道德权力在国外实行干预做法，除非它已自本身社会中摒弃这些祸害。
新激进主义重申美国作为自由守望台的历史使命，但是在过程中却以它来反对自身。假设美国和苏联的行径在道德上相埒，成为激进派在整个冷战时期批判的特征。主张美国具有国际责任，在华莱士看来，是权力傲慢的明确证据。他认为，英国人把易骗的美国人诱导来替她说话：
“英国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
华莱士认为，杜鲁门把美苏冲突看成民主与独裁的对峙，纯属虚构。1945年，苏联战后高压统治越来越明显，集体化的残暴不仁也广受注意之际，华莱士却宣布：“俄国人今天享有的政治自由比以往大多了。”他也发现苏联境内“宗教信仰宽容的迹象大增”，并且宣称“基本上美国和苏联之间并没有冲突”。
华莱士认为苏联政策的驱动力，出于恐惧的成分大于扩张主义。1946年3月，还在杜鲁门内阁担任商业部长的华莱士，上书给杜鲁门说：
“过去几个月的事件又让苏联跌回1939年之前担心‘资本主义包围’的噩梦，并恢复其错误的想法，误以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无可避免地一致敌视苏联。”
6个月以后，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讲中，华莱士直接向杜鲁门挑战，使得杜鲁门动了肝火，要求他递出辞呈，华莱士说：“我们或许不高兴俄国在东欧的所作所为。它的土地改革、工业征收和弹压基本自由等等行径，激怒了美国绝大多数人民。但是，不论我们是否高兴，俄国人极力将其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化，和我们努力要把我们势力范围民主化并无殊异，俄国的社会经济正义理念将要涵盖几近1/3的世界。我们的自由企业，民主理念也要涵盖其余绝大部分。这两种理念将努力证明，何者能让其政治辖区内的老百姓最满意。”
角色在此发生奇异的倒错现象。自命维护外交政策的道德性之华莱士，务实地接受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事实；他所责备的言行不一、耍弄权力政治的政府，却以道德理由斥责苏联的势力范围。
根据华莱士的见解，美国没有权力在世界各地单方面实行干预。防卫只有在联合国认可批准下才算合法（他却不顾苏联在联合国握有否决权），经济援助则应该通过国际机构去分配。由于马歇尔计划并不符合这个标准，华莱士预料它最后将让美国受到世人仇视。
华莱士的挑衅，在捷克共产党政变、柏林封锁、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土崩瓦解。1948年他出马竞选总统，只得到100万票（大部分得自纽约州）；杜鲁门当选连任，得到2400万票。华莱士落居第四名，得票数还不及另一位参选人，代表南方民主党参选的瑟蒙德（ StromThurmond）。
不过，华莱士发表的论调一直是冷战年代美国激进派批评论点的主要部分，到了越战期间更跃为主流。这个论点强调美国道德上有所不足，它所支持的友人未必符合道德标准；美国和其共产党对手之间在道德上并无高下轩轾之分；美国没有义务防卫世界上那些只遭遇到想象中的威胁的地区；世界舆论比地缘政治观念更适合拿来当外交政策指南。当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议案初提出来之时，华莱士就力主杜鲁门政府把它提到联合国讨论。如果“俄国动用其否决权，道义重担将由他们负起；当我们独自行动，道义重担就要落在我们身上”。在道义上有理，比美国地缘政治利益是否受到保障，来得重要。
虽然华莱士对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激进批评，在20世纪40年代即被击败，它的基本主张反映出美国理想主义的深刻色彩，依然触动着美国人的心理。赋予美国的国际承诺如此能量的同样的道德信念，也有可能因为对外在世界失望或者美国本身的不完美而内向化。20世纪20年代孤立主义因为孤芳自赏，使得美国由世界局势退回国内；华莱士运动则重新主张美国自扫门前雪，退回国内，理由却是它不足以领导世界。
当美国发动其第一次和平时期国际参与行动时，系统性地自我怀疑还远远未曾发生。开创新政、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代，对本身拥有极大信心，对美国企业的广阔空间也信心十足。美国的理想主义很适合来处理两强并立的世界，因为传统势力均衡外交的微妙组合并不尽然妥适。只有对其成就和未来有极大信心的社会，才会号召起决心和资源去建立世界秩序，与它击败的敌人媾和、协助残破的盟国复建，并追求敌人转化。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
遏制政策还有一项结果，美国在它势力最鼎盛的时期却把自身摆在基本上消极被动的外交地位上。这也是为何遏制政策日益受到另一派人士攻击的原因。这一派以杜勒斯为最激烈的发言人。他们乃是保守派，接受遏制的前提，却质疑它欠缺紧迫意识。这一派批评者认为，即使遏制终究成功地影响了苏联社会，它的时间也未免太久、成本亦嫌太高。不论遏制能有何成就，解放策略必能加速进程。杜鲁门任期将届之前，遏制政策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抨击，华莱士这一派人士认为它太好战；保守的共和党人却认为它太消极被动。
争议上升，是因为竟如李普曼所预言的，国际危机日益转移到全球的周边地区，在这些周边地区道德议题混淆不清，对美国安全是否构成直接威胁又难以证明。美国发现自己被牵扯到盟国未予保护的地区之战争中，代表着模糊不清的目标，往往结果亦无定论。由朝鲜战争到越战，这些事件一直让激进派可以批评攻讦，继续质疑遏制政策的道德效力。
因此又出现了一种新式的美国例外论。虽然未必完美无瑕，19世纪的美国以自由的守望塔自居；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据说火炬业已渐弱，需要重新点燃，然后美国才能恢复作为自由大业的启示者。针对遏制政策的辩论，转为美国人性的斗争。
早在1957年，凯南已经就这方面重新诠释遏制的观念。他写道：
“国人经常问我，对付苏联威胁最应从何处着手，我的回答是：在美国失败之处，在我们眼中自惭形秽的事物上，或者令我们担心惊悸之处；针对种族问题，我国大城市的情形，我国青年的教育与环境问题，以及专业知识和普遍了解之间的差距。”
十年之前，也就是他对其理论演变成过分重视军事层面大失所望之前，凯南根本不承认这种选择。在外交政策上自我要求道德完美的国家，既不能获致完美，也不能得到安全，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遏制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一度充满理想色彩、对苏联动机的评估深刻，可是对如何开药方却又抽象玄阔。它的乌托邦思想彻彻底底属于美国式，它假设可以借由良性方式达成极权敌人的覆亡。虽然这个理论形成于美国绝对实力最高峰的时期，它却宣扬美国的相对弱势。遏制理论假设在最高点时才有外交接触，它认定要到最后极致，白帽人接受黑帽人彻底洗心革面，才会出现外交接触。
在凡此种种条件下，遏制理论陪着美国人走过40多年的建设、斗争岁月，最后获得胜利。由于它的模糊歧义，受害的却不是美国立定决心要保护的人，却是美国人的良知。在传统上追求道德完美的过程中，美国人自我折磨考验，经过一个世代的斗争，由于努力不懈和争议不断而遍体鳞伤，美国却终能达成早先预定的大多数目标！
第十九章 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鲜战争
两重误解下爆发的朝鲜战争
美国并没有做到罗斯福总统预期的“把子弟带回国”。它深深介入，成立组织和计划去防御苏联入侵，并且尽力对苏联阵营施加压力。
遏制政策照原定构想，顺利运作了三年。大西洋同盟承担防止苏联扩张的军事防范，马歇尔计划则在经济、社会方面强化西欧国家。希腊、土耳其援助方案阻止住苏联对东地中海的威胁，柏林空运行动亦显示出民主国家有决心不惜一战，抵御对其权利的威胁。在上述每一个案上，苏联都退缩，不与美国摊牌。
但是，遏制理论有一个重大缺陷，使得美国领袖根据两个错误的前提行动：第一是它的挑战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变幻多端、模糊不清；第二是共产党会消极地坐待其统治政权瓦解。他们没有考虑到共产党可能在某时点爆发，选择对美国政治、战略最具复杂度的地方作为目标，发动事故。
遏制理论被推销给以欧洲为重的国会，使它勉强予以接纳。担心苏联会侵入地中海，促成了援助希腊、土耳其方案；苏联可能会攻击西欧，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苏联有可能在各地到处滋事，令人防不胜防。
1950年6月25日，美国突然被迫必须正视遏制理论歧义不清的问题：一个共产党代理人针对华府宣布不在美国防卫范围之内，且所有的美军去年已经撤出的一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进袭。侵略者是北朝鲜，受害人是南韩，两者都与美国战略焦点——欧洲，相去何止万里之遥。可是北朝鲜入侵后不到几天，杜鲁门就匆匆下令由训练并不充分的驻日占领军中，抽调兵力，组成远征军，进行原先战略规划并未纳入、也未向国会寻求批准的就地防卫。美国战后的政治和战略规划，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类侵略的可能性。
美国领袖只界定两种战争的可能起因：一是苏联突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