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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绝对不肯放弃一半的领土，或允许所有的阿拉伯难民还乡，这一来势必把剩下的一半疆土也全都挤满了。以色列的解套招数是坚持以开放的边界，签订正式和平协定——这是没有大碍的试探要求，但也是阿拉伯领袖最难接受的要求，因为一旦接受，就代表着他们永久接受以色列建国的事实。以色列要和平、不要割让土地；阿拉伯要索回土地，又不肯界定和平，两者之间无可避免就是僵局死结。第一次谈判就产生一个剧本，经各方奉行直到萨达特在埃及崛起；再过了20年，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才接受此议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到了1993年9月终于签字谈和。
此时的美国和英国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杜勒斯虽然赞同“北边国家”政策，却不乐意英国出头当领导人，希望巴格达条约组织总部移设埃及；埃及却不领情，根本拒斥这个组织。英国宁愿推翻纳赛尔，美国虽然对埃及购买苏联军火不豫，却认为最好还是安抚埃及。
英、美领导人为了弥补双方间隙，接着把注意力转移到阿斯旺大水坝兴建计划：这是靠近埃及、苏丹边境，在上尼罗河兴建的一座365英尺高、3英里长的大水坝。它将调节尼罗河流域的水利灌溉，攸关自远古以来埃及人就赖以生存的这一片广袤流域的兴盛，使它不再受每年尼罗河泛滥之灾。
艾登是纳赛尔的大敌，但是他首先倡议英美联手支持阿斯旺大水坝兴建计划，由美国负担九成经费。为什么渴望推翻纳赛尔、必去之而后快的艾登，一变而大力支持阿斯旺计划？因为他希望驾驭中东外交，阻止苏联继军事援助之后跟着又搞经济渗透。1955年12月14日，英国和美国正式提议分两阶段兴建阿斯旺大水坝：在预备阶段中，立刻拨出限额经费，研究规划，确定次阶段真正开工兴建的规模和援助性质之后，才着手兴建。
这是一项奇怪的决定。英、美两国政府虽然乐意见到纳赛尔垮台，也十分忧心他亲近苏联，却承诺去进行这件巨大工程，还挑起财务重担！这两个意见不一的盟国安慰自己，认为：即使第一阶段的补助款不能争取到纳赛尔回心转意，第二阶段施工以后将使得埃及在财务上仰赖他们，就好像19世纪开凿苏伊士运河，使得西方借由财政手段控制住埃及。
阿斯旺大水坝计划不但没有使纳赛尔温和下来，反倒令他更自大。为了保持他的议价分量，他漫天叫价，而且拒绝美国参与协助以、阿迅速和谈。当英国试图说服约旦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时，约旦国内爆发亲埃及的暴动，侯赛因国王不得已在1956年3月把阿拉伯兵团的英籍司令官葛鲁伯将军免职。
5月16日，纳赛尔撤销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承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此举等于对美国直接叫阵，尤其是针对着大力支持台湾的杜勒斯而来。6月，苏联新任外交部长谢比诺夫访问埃及，提议苏联对阿斯旺水坝提供财务、工程援助，这一来使得纳赛尔可以玩弄两大超级大国，渔翁得利。
7月19日，杜勒斯决定不再玩下去。这位埃及领袖承认中共，令杜勒斯忍无可忍，决心教训纳赛尔。当埃及大使由开罗返回华府任所，携来指令表示接受美国全盘技术方案时，杜勒斯答复说，华府已经做出结论，认为埃及经济能力根本不可能负担得起阿斯旺大水坝的兴建，因此美国不会施援。
杜勒斯自认为心理上已有准备，埃及的反应必定十分强烈。他告诉《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卢斯说：这项决定是“美国外交活动长久以来未曾有的重大棋步”。他认为，纳赛尔“这下子势成骑虎，不论他怎么做，都对美国有利。如果他转向俄国人，而俄国人说‘不’，就会戳穿了苏联最近在全世界各地以经济交易四处示惠的谎言。如果苏联同意援助纳赛尔建水坝，我们也有对策，可以向苏联卫星国家宣导，为什么他们的生活环境悲惨，苏联还要掏出数以百万计的巨款给埃及。”杜勒斯的观察明显欠缺一项重要因素：支持“重大棋步”，不惜冒险的意愿。这是杜勒斯天性倾向于高估宣传的重要（尤其是铁幕之后）之又一例证。
对苏伊士运河采取动作
姑不论水坝兴建案的政治考虑从一开始就多薄弱，美国撤回援助案的方式就必然会激起重大危机。法国驻华府大使狄穆维（ MauriceCouve de Murville，日后出任戴高乐总统的外交部长），就正确地预测到后果：“他们将会对苏伊士采取动作。这是他们制得住西方国家的唯一方法。”
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当着无数群众之面对杜勒斯作答，诉诸阿拉伯民族主义驳斥说：
“公民们，这是我们现在涉入的战役。这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方法和战术的战役，这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前锋以色列的战役。……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进展。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胜利。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前进。它知道道路，它知道实力。阿拉伯民族主义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纳赛尔故意挑衅法国，对群众宣称：“我们决不能自外于阿尔及利亚之战。”演讲进行中，纳赛尔举出兴建苏伊士运河的法国人李希普（ Ferdinand de Lesseps）的名字，这是示意埃及部队占领运河的暗号。这使得纳赛尔能在演讲即将结束时，把群众激情带到最高潮，宣布：
“就在我此刻向你们说话时，你们的埃及弟兄已经开始接管运河公司及其财产，并且控制了运河的航行。运河位于埃及领土之内，它是埃及的一部分，它属于埃及所有。”
民主国家在苏伊士危机之前见解分歧，现在危机又破坏了他们的反应。一年前才坐上英国首相位子的艾登，脾气上不合适在压力境况下做决定。紧接在丘吉尔之后担任首相，殊非易事。艾登更因心理、体力盛衰而时高时低的情绪很出名。几个月之前，他刚动过大手术，经常需要服药。最重要的是，艾登脱不开自己过去经历和环境的桎梏。他自己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成长在英国独霸中东的时代，而且矢志不惜奋力一战阻止纳赛尔得逞。
法国对纳赛尔更加仇视，它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利益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前者过去是法国保护国，后者是法国一个省份，有100万名法国居民。这两个北非国家当时都在争取独立，而纳赛尔的政策提供给他们情感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苏联军火卖给埃及，埃及说不定会成为中继站，把苏联武器转交给阿尔及利亚游击队。法国新任总理摩勒（ Grey Mollet）宣称：
“这一切都写在纳赛尔的作品里，就好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阐明他的政策一般。纳赛尔有野心要再造伊斯兰大国。”
拿纳赛尔与希特勒比拟，并不恰当。指称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决心征服外国，等于是说中东国家的边界有效力，实际上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不承认它。欧洲各国的边界（巴尔干各国例外），大体上反映出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相反地，中东国家的边界却是外国（特别是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方便主宰这个地区而划定。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目中，这些边界线硬生生划过阿拉伯国家，否定阿拉伯人共同的文化。要泯除这些疆界，并不需以甲国称霸控制乙国去做；它等于是创建一个阿拉伯国家，好像加富尔建立意大利，俾斯麦建立德国一般。
不论比拟有多么不正确，一旦艾登和摩勒举起反姑息大旗，情势很明显，他们不会退却。他们属于把姑息视为罪大恶极的大恶那个世代，慕尼黑代表永难磨灭的耻辱。拿一个领袖比拟为希特勒，或甚至墨索里尼，表示他们已经跨越妥协的可能性。他们已经别无他途，非胜不可，否则就失去所有的权利主张。
艾登和摩勒对于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收归国有，反应异常激烈。艾登在纳赛尔演讲完的翌日拍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定立场），我们相信，贵我两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终于将被摧毁。”三天之后，艾登在国会平民院中发言，切断了任何退却的可能性。他说：“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能接受，这个国际航道听任单一国家毫不受节制的掌控之安排；近来事例已显示，这个国家纯以其国策思考加以利用。”法国亦十分坚定。7月29日，法国驻伦敦大使照会英国外相，法国预备把法军交给英国指挥节制，并准备把部队由阿尔及利亚抽调出来供联合攻击埃及之需。
杜勒斯8月1日到伦敦咨商时，也似乎有同样见解。他声言决不能接受运河由任何单一国家掌控，尤其不能让埃及为所欲为：
“必须找出方法让纳赛尔吐出他企图吞噬的东西。我们必须努力使世界舆论支持国际在运河之行动。应该可以创造出一种不利于纳赛尔的世界舆论，让他遭受孤立。然后如果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就会比仓促行动更有可能成功，较少严重反弹。”
杜勒斯主张召开航运会议，却使得情势转为困惑，英国和法国开始暴跳如雷，最后却蒙受羞辱。杜勒斯的起手招式也是空口恫吓，配上浪费时间的外交交涉。不一会儿，情势就很清楚地显露出盟国对这项危机意见并不一致。艾登和摩勒以推翻或教训纳赛尔为目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却以与阿拉伯世界的长远关系考虑此一危机。双方都以有瑕疵的偏见去动作：艾登和摩勒以为纳赛尔垮台，局势就会恢复到他掌控权力之前的情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则认为，若非纳赛尔，即是本地区其他的民族主义领袖，也要纳入北约组织式的中东安全体系内。他们也认为，对纳赛尔采取军事行动将煽起阿拉伯民族主义怒火，西方影响力至少一个世代都恢复不过来——这种情形恐怕远比失去对运河的控制更惨！
这两样假设都不对。纳赛尔掌权前的埃及，已经一去不复返。仿效纳赛尔的其他民族主义领袖也对遏制之声有了免疫力。他们的主要议价筹码就是冷战，他们固然谴责冷战，实则亦利用冷战争取对自己有利发展。真正的议题是，究竟纳赛尔胜，或纳赛尔负，哪种结局将煽起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怒火？
从严格分析的角度来看，美国必然也与英、法见解相同，认为纳赛尔式的民族主义代表着对中东建设性政策的一大艰巨障碍。若能证明依赖苏联军火也不会有积极效果，或许就能在发展中世界防止数十年的动乱。从这个观点说，能把纳赛尔弄垮当然最好。但是，即使把他弄垮，美国也不能参加协助英、法恢复殖民霸业，美国如果需要与其盟国分道扬镳，并不在苏伊士危机初起之际，而是在它顺利落幕之时。证明依赖苏联支持反而会贻祸埃及之后，还得对纳赛尔的温和派支持人之理性民族主义目标加以支持才可——就好像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萨达特的做法一般。
然而，民主国家还未能擘划这么复杂的策略。英、法不能接受推翻纳赛尔的先决条件是，预备把纳赛尔要求的许多事项承诺给他较为温和的继承人。美国则不了解攸关政策成败的是，必须让北约组织两大亲密盟国调整适应新环境又能保住她们仍为大国的颜面。一旦某国形象被毁，她扮演重大国际角色的意愿也会消退。这也正是为何当时担任英国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告诉杜勒斯特使墨菲（ Robert Murphy）大使：“如果英国现在不起而抗击纳赛尔，英国势将沦为另一个荷兰。”然而，美国领袖却愿意冒险一试，争取这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先在外交上和英、法不同步调，然后再公开反对她们，显示出她们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力相当有限——换言之，终结她们担任大国的角色。
杜勒斯视运河问题为法律问题，注意力集中在海路可能受阻，因而酝酿出法律架构来绕过障碍，争取自由通航权。然而艾登和摩勒却矢志不接受苏伊士运河被国有化；试图以它为借口，推翻纳赛尔，或至少羞辱他。纳赛尔则好整以暇，一般革命家完成既成事实后也都端坐静候。他越能撑得住，既成事实就越不易被推翻——尤其不能用武力去推翻。
艾森豪威尔激烈反对使用武力，即使是为了维护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原则（杜勒斯在伦敦已公开支持它）而动武也不干。杜勒斯将艾森豪威尔亲笔函交给艾登，强调：“在目前甚至考虑运用武力，都是不智之举。”艾森豪威尔甚至还暗示，英国如果片面行动，美国说不定就不支持北约组织，言下之意，放手不管盟国死活，任凭莫斯科恣意妄为。艾森豪威尔信上说，如果爆发战事，在美国发现所有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法皆已无效之前，它“将非常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对西方盟国的观感。我不愿过甚其词，但可以向阁下担保：这将增长到后果极为严重的程度！”
就表面来看，英、美两国似乎最不可能发生冲突，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