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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都退兵到运河十英里之外。预料埃及一定会竣拒，这时英、法就出兵占领运河区。至于再一步是什么，则不太明白。这项计划预定在距美国总统大选日的一个星期之前发动。
这一套拐弯抹角的策略，搞得人人都是输家。首先，它跟纳赛尔夺占苏伊士运河以来的种种外交作为不符，因为盟国原本一直尝试在运河的营运上面建立国际共管体制，既然国际间各种保障自由通航的办法，全都无疾而终，合理的下一步就是由英、法径自用武力成立国际共管机构，虽然他们单方面行动，一定会惹来强大反弹，但是在先前种种外交交涉失败后，这么做还可理解。相形之下，法国和英国实际搞出来的手法未免太矫揉造作，一下就被人看穿底蕴。
每位合伙人如果单独行动，效果可能更好。英、法竟然还得动用以色列协助来修理埃及，可谓自己坏了身为大国的身份。以色列则自甘担任殖民主义者的工具，丧失了因邻国拒绝议和而获得的道德优势。英国在约旦和伊拉克这两个中东主要据点的地位也衰弱下去。艾森豪威尔对于英、法选在大选前一周，怂恿以色列出兵，吃定他不敢得罪犹太裔选民，大为光火。要找到一项政策能够把每一步行动的不利集中起来，或者是建构一个组合却又让每个伙伴统统都受伤，也着实不容易，英、法和以色列三国的臭皮匠却做到了！
表面上仿佛根本不知道国际间将爆发极大不满，英、法又采取一种军事策略，故意使人觉得她们迟疑延宕，不料反倒使得政治问题益发复杂。10月29日，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10月30日，英国和法国就要求以、埃双方撤离运河，而以军根本还未推进到这里。10月31日，英国和法国宣布她们将在陆地上介入。不过，要到四天之后，英、法部队才在埃及登陆，也没能在数天之内完成任务，占领运河。
谁也没料到美国的正义感被激惹起来。10月30日，距以色列发起攻击才24小时，美国就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命令以色列武装部队“立刻撤退到已订下的停火线之后”。但是没有要求谴责埃及支持的恐怖活动，或是阿拉伯人非法封锁亚喀巴湾的行为。英国和法国10月31日介入冲突，艾森豪威尔在同一天上电视演讲，向她们表态：“固然这些国家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和行动，同样地我们也有权表示异议。我们相信这些行动犯了错误，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运用武力，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明智举动和适当工具。”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并非主张绝对不用武力的原则——譬如，两年之前，它就安排危地马拉政府被推翻；两年之后，艾森豪威尔亦命令美军进入黎巴嫩。这是空前绝后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美国在投票上与苏联同一立场，反对其最亲密的盟国。艾森豪威尔对美国人民宣布，鉴于英、法必然会在安全理事会上投下否决票，他预备到联合国大会之上去力争，因为英、法无法在大会上运用否决权。
11月2日，联合国大会以64票对5票的压倒性票数，要求当事国中止交战行为。11月3日—4日，大会通宵开会，通过一项更强硬的决议案，开始讨论由联合国组织一支维持和平部队——这是要加速英、法撤军的象征动作，因为联合国部队从来未抵触某一主权国家的意愿，进驻其领土，而纳赛尔且也必然会要求联合国部队撤退。
11月5日，联合国组成维持和平部队。同一天，英国和法国宣布：只要联合国部队到达驻地，英、法部队将立刻退出——说不定心目中还盘算，他们的部队可以纳入联合国特遣部队中。在美国与苏联联手羞辱其最亲密盟国的创伤之上，又被加上一把盐：苏联军队就在这同一天，在联合国象征性的反对之下，出兵粉碎匈牙利自由斗士的活动。
11月5日晚上，也就是英、法发出最后通牒的一个星期以后，距苏联坦克开始弹压匈牙利起义只有24小时，苏联终于发言了。鉴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意见明显分歧，莫斯科可以在最没风险之条件下，以埃及保护人姿态出现，发出一连串密集的函电文件。苏联外交部长谢比洛夫致函安全理事会主席；总理布尔加宁亲自与艾登、摩勒、艾森豪威尔和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通信。这五封信函的内容主题都一样：针对埃及的“掠夺性质”侵略，必须停止；联合国必须组织起联合行动加以制止，苏联愿意提供海空军参加联合国部队。
仿佛这些言词还不够狠，布尔加宁针对不同对象还附加警告。例如，艾登是第一个被苏联提醒设想被火箭攻击的西方盟国领袖，虽然布尔加宁是以问句型式提出威胁：如果英国受到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拥有各种现代化摧毁性质武器之进攻，它会是何种情况？在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可以不必派出海空军进袭英国海岸，只用火箭武器等方法就可以。为避免这个问句被误解，布尔加宁又加上一句更有恫吓味道的话：“我们已决心以武力粉碎侵略者，并且恢复东方的和平。”摩勒也收到同样的警告。给本·古里安的信虽然没有太明确指陈，却更具威胁意味，因为它强调以色列的行动“已经置以色列国家之存在于危疑地位”。
最后，布尔加宁在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函里，建议苏、美联合出兵，以中止中东的敌对。他甚至暗示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无可能爆发：
“这场战争如果不予遏阻，它充满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极可能就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段话出自一个也具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可以说真是风雨满楼，不祥之至。
苏联的威胁充满着虚词恫吓的声势，这也成为赫鲁晓夫外交术的特征。就在苏联部队残暴镇压匈牙利的自由斗士之同时，苏联竟然还敢声言替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人命运出头1 1956年苏联无疑比美国弱，尤其在核领域上望尘莫及，也只有蛮横不讲理的赫鲁晓夫才会叫嚣威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不仅没有分量去谈摊牌，而且一旦非得要摊牌时，赫鲁晓夫也不得不屈辱地后退，一如六年后他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所不得不做的那样。
艾森豪威尔愤怒地拒斥与苏联联手出兵之议，并且警告称：美国将抗拒苏联的任何片面行动。同时，苏联的警告也使得华府加重对英、法的压力。11月6日，英镑在国际市场上暴跌，美国一反过去的做法，按兵不动，拒绝介入去稳定市场。
艾登在国会下议院里惨遭抨击，在英联邦中又找不到太多的支持，而且遭到美国抛弃，只有黯然罢手。11月6日，他同意在翌日开始停火，这时距离英、法部队登陆运河区还不到48小时。
英、法出兵可谓从构想到执行都有如业余玩票者弄的把戏；在挫折中设计出来，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注定要失败。美国绝不会支持如此破绽百出的作为，但是问题是，美国与其盟国划分界限的做法有必要这么决绝吗？美国真的是在支持英、法冒险，以及断然反对它们之间做选择之外，就没有别的路吗？就法律层面而言，美国在清楚界定的北约组织地域之外，对英国和法国并无任何责任或义务可言。但是，问题并不纯粹是法律层面的议题。美国是否一定需要用这么绝情的方式，向它最重要的两个盟国表达，它们已经再也不能自力救济吗？这么做就一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吗？
美国没有必要促使联合国以极其迅速的步调来讨论本案，也没有必要支持不谈挑衅起自何方的决议而单单针对当前议题下结论。美国大可以吁请世界各国正视各种国际折中方案以免在运河区发生事端，也可以呼吁大家注意阿拉伯人非法封锁亚喀巴湾的事实，也更可以促请各方谴责纳赛尔鼓动恐怖分子侵袭以色列的行动。甚至，美国可以，也应该在谴责英、法行动之同时，也一同谴责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美国不此之图，却认为苏伊士问题纯粹属于道德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与地缘政治毫无干系，不去正视以下的事实——埃及并未就运河的营运做任何保证，等于是纳赛尔无条件获得胜利，这也等于是苏联军火所鼓舞、苏联威胁所撑腰的激进政策获得胜利。
问题的核心还是在观念层面。美国领袖在苏伊士危机时提出三个原则，它们全都反映长久的真理：美国对其盟国的责任与义务受到明确的法律文件之限制；除非是严格界定的自卫行为，任何国家都不得任意动用武力；最重要的一项是，苏伊士危机给了美国机会去承应天命——担负起发展中世界的领导者之使命。
艾森豪威尔在10月31日的演讲中强调了第一项原则，他以全力反对英、法的作为。他说：
“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和平，如果我们对反对我们的人士动用一套国际行为准则，对我们的友人又用另一套，也就谈不上法律了！”
国际关系可以由国际法巨细无遗地加以界定这种观念，在美国历史上有着根深蒂固的渊源。假定美国应该在国际行为上扮演不偏不倚的道德仲裁人，不受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或结盟关系所左右，也是这种古老想法的一部分。然而，在现实世界里，外交至少有部分涉及有能力区别各个个案，以及分辨敌友。
严格推论自卫才是战争的唯一合法原因的主张，出现在杜勒斯1956年12月的一篇谈话中，他在诠释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时说：
“关键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进攻，将违反联合国宪章，也将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因为它要求所有缔约国放弃使用武力，并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我们的抱怨是：公约被违背了，而不是事先未经过咨商程序。”
过去从来没有人以这么和平绥靖的方式诠释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此后也没有人这么做。军事同盟的条文竟然有一条款，拘束缔约国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可谓惊人之说。无论如何，真正的问题不在法律层面，而是这项盟约不包括对盟友界定其重大利益（即使是在严格界定的条约地域之外的地区）时多少有义务包容谅解，或者至少在判断上略有出入时，也能有些同情。
乔治，凯南和沃尔特·李普曼这两个早期辩论遏制理论的大对手，就明白认定要有宽容心。凯南力主忍耐，他说：“我们在若干过去的事例上处置笨拙，而我们的友人并未起而与我们作对。甚至，在导致英、法政府这次思虑欠周、过分冲动的行为之令人绝望的事情上，我们的责任在于有太沉重的标准。”李普曼则更进一步主张，英、法成功有利于美国：“法英行动应以结果来判断，虽然我们对此一决定有异议，美国的兴趣在于是法国与英国现在应该成功。尽管我们衷心希望他们未动武，现在却不能希望他们失败。”
美国政策的第三个前提——暗自盼望能崛起成为发展中世界的领袖——却不可能实现。美国战后领袖中对国家利益最有研究的尼克松，11月2日，也就是总统大选投票前四天，把美国置于反殖民主义斗争前锋的位置，他宣布：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展示出不同于英、法在亚洲及非洲维持殖民传统的政策之作为，这项独立自主的宣示在全世界都有深远影响。”
日后尼克松的种种言行，让我们很难相信他这番话不是奉指示出来发言。
然而，事情并不如此发展。纳赛尔对美国或对其阿拉伯盟国的政策并未转为温和。即使他有心做，他的激进派追随者也不容许他承认，他是因美国对英、法施压而得逞。甚至，为了向这批追随者有个交代，他还得提高对中东亲西方、温和派政府的攻讦。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之后两年内，伊拉克亲西方政府遭推翻，出现阿拉伯世界最激进的一个政府，后来更产生萨达姆掌权。叙利亚也逐渐转向激进。五年之内，埃及部队开入也门，企图推翻原有政府却无功而退。最后，由于美国继承了英国退出而放弃的战略地位，纳赛尔的激进主义全都发作在美国身上，而以1967年对美断交达到最高潮。
美国在其他不结盟国家心目中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在苏伊士危机后数个月内，美国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地位，比起英国好不到哪里去。这不是因为多数不结盟国家突然对美国翻脸，而是因为他们突然了解到对美国有了施压的窍门。这些国家对苏伊士危机印象深刻难忘的一页，不是美国暗助纳赛尔，而是纳赛尔竟然手法灵活，玩弄美苏两大超级大国，让他们互相对抗而渔翁得利。苏伊士危机事件也使得不结盟国家第一次认识到冷战中的另一课：对美国施压一般会引来它真心的抗辩，然后它会对被抱怨的事项去设法解决；至于对苏联施压就有风险，它可能会激烈反弹，翻脸不认人。
苏伊土危机后数十年，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谴责美国政策变成每一届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例行公事。每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