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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联确实信守它宣布的意图去行动，全世界将可目睹在我们这个世代向正义、信赖和国际间了解所出现的最大的进展。”
苏联的声明听来好似就一般原则作说明，华府忽视了其中两项至关重要的警告：第一，暗示撤军也需要经由驻军相同的程序，这等于让苏联拥有否决权；第二，有一段话特别针对匈牙利发言，警告称苏联决不“允许”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就”遭到放弃，必要时将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结合起来保卫它们：
“保卫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就，是现阶段劳工、农民、知识分子和匈牙利全体劳动人民的首要、神圣任务。苏联政府有信心，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允许国外、国内反动势力来动摇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他们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团结和相互援助，以保障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可是，苏联声明中提到的“人民民主匈牙利”已经不再以此为国名，事实上也不再愿意保持这个国名或所谓的社会主义成就。纳吉这个有很长党龄的共产党员绝不会不了解苏联警告的意义，也不会不清楚他本人所推动的改革之冲击。纳吉此时已势同骑虎，一边是匈牙利人民的怒潮，一边是共产党盟国的责难，他既无法控制也无法引导整个浪潮的方向。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并不是要求共产党政权自由化，而是共产党政权的消灭；不是要求与苏联平等地平起平坐，而是要完全脱离苏联。
11月1日，在实质上已组成联合政府之后，纳吉采取了最后、无可挽回的一步，宣布匈牙利中立，并且退出华沙公约组织。这已经远远超过哥穆尔卡在波兰的作为。纳吉在匈牙利电台广播一项声明，等于是签下了他自己的死刑宣判书：
“匈牙利政府对匈牙利人民和历史负有深远责任，为表达匈牙利数百万人民齐一的意志，谨此宣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永为中立国。
匈牙利人民以独立、平等为基础，遵循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希望与其邻国、苏联以及世界全体人类友好共存。匈牙利人民渴望不加入任何强权集团，能够巩固并进一步发展其国家革命的成就。”
同时，纳吉亦吁请联合国承认匈牙利的中立，但是他根本没有接到答复。
对于纳吉的哀婉吁求，这个所谓的世界家庭却充耳不闻，美国与英国都没有采取措施，督促联合国紧急处理纳吉的吁求。苏联更是不会因为纳吉陈情就转为温和。11月4日上午，早先几天已侵入匈牙利各地的苏联军队，毫无预警就出击，蛮横镇压匈牙利革命。卡达尔（Janos Kadar）曾受到斯大林整肃，经纳吉提拔擢升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他在几天前精神失常，此时却随着苏联军队回到首都，组织成立了一个共产党新政府。匈牙利陆军总司令马勒德（ Pal Maleter）在和匈境苏军司令员交涉苏军退出匈牙利时，遭到逮捕。逃入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纳吉，得到保证准许安全离境到南斯拉夫做难民，不料一踏出大使馆就遭到逮捕。明曾蒂大主教躲进美国大使馆，一下就困在里头直到1971年。纳吉和马勒德后来都遭处死。斯大林的精神仍然活在克里姆林官。
11月4日以前，苏联部队积极部署的这段紧要关头，联合国一直忙着就苏伊士运河事件谴责英国和法国；直到4日才终于转过来注意悲剧已铸成的匈牙利。安全理事会要求苏联撤兵的决议案，立刻被苏联大使否决掉。联合国大会亦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一个类似的决议案，确认匈牙利有权要求独立，并要求派遣联合国观察员到匈牙利。这是联大这一天内通过的第二个决议案，它稍早已决议为中东事件成立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中东决议案是无异议一致通过，甚至英、法也赞同。匈牙利决议案则以50票赞成、8票反对、15票弃权而通过。苏联集团投下反对票，印度、南斯拉夫等不结盟国家为首者，以及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投下弃权票。中东决议案付诸实行，匈牙利决议案却被搁到一旁，没人理会。
匈牙利革命遭到残酷镇压之后，有人问起：西方国家的外交若是更坚定、更具创意，是否可能阻止或缓和这出悲剧？很显然，匈牙利境内的苏联部队在多日来已经大量增援部署。西方国家是否有力量足以阻止他们出击呢？美国政府本身首先高举解放的大旗。美国通过自由欧洲电台的宣传，制造出希望，其力量远超过杜勒斯在1952年于《生活》杂志上的文章所能预期的。当匈牙利革命一爆发，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必定已把每个新闻记者都知道的事汇报给国务院：共产匈牙利的政治结构已在瓦解中。国务院此时人才济济，光是俄国通就有鲍林（ Charles Bohlen）、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柯勒（FoyKohler）和凯南等人，可备咨询，我们很难相信国务院没有料想到苏联发动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总而言之，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努力设法让苏联的干预提高代价。
匈牙利动乱时，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空唱高调。十年来美国政策一向明明白白不愿冒战争危险去推翻共产主义对东欧的控制。但是，华府未能认真探索除了战争，还有何方法可以影响局势发展，却在华府大肆宣扬以及它实际上预备如何做两者之间造成巨大差距。美国从来没有对年轻的、没经验的匈牙利政府说明，美国的支持可以到何种限度。并且虽然渠道有许多，美国也从来没有忠告匈牙利人，如何先巩固已经争到的，然后再进一步摊牌。美国在和苏联领导人沟通时，大都依赖公开声明的方式，不料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本意相去甚远。
美国的立场若是更坚定、更清晰些，或许将使苏联决定干预之时少些算计，至少后果也不会如此狼狈。克里姆林官可以被警告：镇压匈牙利革命将付出重大的政治、经济代价，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令东西关系陷入冰冻期。美国和联合国对匈牙利事件的立场，也可以比对苏伊士运河的反应更加一致化。不料，美国和其盟国却犹似旁观者，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民主国家没有必要为匈牙利投入战争，但是他们可以提高苏联若是弹压必须付出的政治、经济代价。实际结果是，克里姆林宫几乎不必付出代价，甚至经济上也没有负担。匈牙利事件两年多之后，尽管苏联因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牒，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却访问莫斯科，成为二次大战以来第一位访问苏联的英国首相；不到三年，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已在庆祝戴维营精神。
苏伊士事件使得阿拉伯国家以及印度、南斯拉夫等不结盟国家领袖，有机会抨击英国和法国。然而，当匈牙利事件发生，同样这一群国家却不肯批评苏联的行动，更不用说在联合国里发言谴责。联合国表决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事件时，两者若能扯上关系是最好。起码，美国针对英、法的措施应该可以也要求不结盟国家对苏联在匈牙利的动作，采取互惠态度。最后的结局却是，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未损及它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影响力，而美国也没有因为它在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立场，在不结盟国家中增强了影响力。
20世纪50年代所讲的不结盟集团，代表着对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奇方式。当然中立国家一向都存在，他们的最大特征是外交政策消极被动。相反地，冷战时期的不结盟国家并不认为他们中立就必然事事不介入。他们组成论坛，把力量集中起来，以加强影响力，大力推动他们的议题，因而组成不结盟国家同盟。虽然他们大声抱怨国际局势紧张，却知晓如何借机得利。他们学会如何玩弄两个超级大国，让他们互斗。由于他们畏惧苏联大于畏惧美国，大体上都与共产国家站一边，不觉得需要以他们对美国严苛的道德要求，同样适用在苏联身上。
11月1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印度国会提出他矫饰的理由，说明为何印度不赞同联合国谴责苏联在匈牙利行动的决议案。他说：事实真相还“隐晦不明”；决议案措词用字不恰当；要求由联合国监督办理自由选举乃是侵犯匈牙利主权的行为。
事实真相怎么会隐晦不明！印度完全是搞现实政治。事理很简单，印度不想放弃苏联在国际论坛上对它的支持；印度不想招苏联生气，何况中共和巴基斯坦在其边境虎视眈眈，苏联本身与印度距离也不算太远，何必为了遥远的某个欧洲国家事务，伤害到与可能供应武器的苏联的关系。
印度并不认为外交政策像是牛津大学里的辩论赛，不过它的外交官却假装他们是挑剔的听众，有权以道德标准来挑选谁是赢家选手。印度领导人曾经负笈英国受教育，熟读美国经典著述。他们综合接纳威尔逊和格莱斯顿的论调，以及迪斯累里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作为。从印度的眼光来看，这样做十分允当，只要他们的对手不要因此就以为印度的论调就是它实践的指针，或认为印度的外交政策是以抽象、高妙的道德意义为主导就好。
12月18日，距匈牙利悲剧已经六个星期，杜勒斯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明美国对匈牙利革命为何有那样的反应。令人讶异的是，他又再度向苏联担保美国和平的意愿：
“我们没有意愿要以一群有敌意的国家包围住苏联，或者恢复过去所谓的缓冲地带——那种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出来的以敌对势力包围苏联的观点。我们很清楚地陈述，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是希望促进卫星国家演变——和平演变，走向真正的独立。”
这篇谈话真叫人震骇。如果遏制政策不是以足可抵拒苏联扩张行为的力量包围住它，那么究竟遏制政策是什么？更叫人讶异的是，苏联不久前才在匈牙利施暴，同时在中东耀武扬威，杜勒斯这篇谈话已经有着道歉的口气。1957年3月13日，杜勒斯在澳洲另一次记者会中，又莽莽撞撞地总结美国的态度。这位律师出身的国务卿，以美方毫无法律责任做辩解：
“我们没有基础给予匈牙利军事援助。我们没有承诺要这么做，而且我们也不以为这么做会有助于匈牙利人民、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
杜勒斯又失言！这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美国是否履行其承诺的问题。这是美国有没有履行它的各种声明谈话的暗示的问题。
美国既然声言在全世界有反共的大任务，无可避免就会在其原则和国家利益之间遇上鸿沟。苏伊士、匈牙利就是这种理想与现实有差距的场合。美国一直有个伟大的梦想：外交政策必须符合其箴言的普世运用原则。可是，十年来美国的决策者却为其世界领导作用的模糊性而大受挫折——必须向不完美的路线让步，让日常的外交运作得以持续下去；必须向具有不同历史经验的盟国表示尊重，注意其观点。苏伊士事件是个好机会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使得政策能与原则吻合。抨击最亲密盟国，相当沉痛，却有救赎作用，重新肯定美国道德的纯洁。
下阶段的冷战坐标
匈牙利的情形又更复杂，因为它涉及以某种形式动用武力。然而美国领袖并不愿搭上美国子弟的生命，去为一个虽然触动美国人良心，却又完全与美国安全利益不相干的事情牺牲。原则是不容含糊不清或分等级有差异的。在苏伊士事件上，美国可以坚持适用其箴言的原则，因为后果如何不会有即刻的风险。在匈牙利事件上，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却默许现实政治，因为此时坚持原则说不定会有战争，甚至是核战争之虞。一旦人命攸关，政治人物就必须对人民及本人澄清，说明风险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不论他们要如何广泛地从宽界定。苏联很明显愿冒较大风险，去极力维持它在东欧的地位，相形之下美国为解放匈牙利而强出头的意愿就没那么高。我们无法逃出这个方程式。以匈牙利革命爆发前的言论来看，美国的匈牙利政策的确软弱；就利益而论，不肯冒战争之险介入，不仅是无可避免，也可谓得其宜——只不过它无法解释，为何不肯以非军事方式让苏联为了介入必须多付代价。
匈牙利和苏伊士事件摆在那儿，替下一阶段的冷战定下坐标。苏联保持住它在东欧的地位；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在中东的地位则相对受挫。苏联找到绕过遏制的一条道路。就在苏联军队蹂躏布达佩斯后，战斗仍在进行中，赫鲁晓夫就出言恐吓要以导弹攻击西欧，并且邀请美国共同以军事行动在中东对付其最亲密的盟国。美国听任匈牙利在历史演进的大海中载沉载浮，美国的盟国也深深体会到本身的无能。
当时各方都还不清楚苏联与生俱来的弱点。可讽刺的是，共产党大力提倡运用武力，却使他们步人无以为继的困境。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或许嘴硬不敢承认，事实却是，在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唯一一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