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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结果也造成另一个世代的受苦难和受压迫。虽然在历史学家眼中苏联阵营彻底崩溃之前的时段并不太长，我们却很难衡量，这个极权体制对其数不尽的受害人带来多少痛苦。在事件刚告落幕之后，莫斯科十分满意（其实她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曲解了势力均衡的意义）。苏共中央政治局把这一年的事件解读为势力均衡偏于对其有利的状态，开始着手冷战以来最严重的挑衅——为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牒。
第二十三章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柏林危机，1958~1963
双方观点歧异渐显
波茨坦会议中，三个战胜国决定，柏林将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管理；四国亦将共同治理德国。结果是，四强共治德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到了1949年，西方三国占领区合并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俄国占领区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根据四强对柏林的安排，它不在西德之下，也不在东德之下，也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个战胜盟国管辖。苏联占了柏林墙东边一大块，美国占了南区，英、法分别占领西区和北区。整个柏林此时变成坐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孤岛。随着时间推移，东德和苏联发现柏林西区这三块占领区，成为卧榻之侧的芒刺，也是共产阵营里令人失望的沉闷景象中一个繁荣的窗口。最重要的是，西柏林成为寻求移民到西方去的东德人之通道——他们只需要搭乘地下铁到西柏林任何一个车站下车，然后申请移民即可。
奇怪的是，尽管柏林明白划由四国分管，却从来没有谈判出来规定它与外界交通的细节。虽然四国划出可以利用不同的道路以及空中走廊进出柏林，却没有明白协定交通的细节办法。1948年斯大林曾经利用这个空隙，以道路正在修理的技术理由，搞出封锁柏林的行动。西方国家被迫以空中运输进出柏林达一年以后，方又恢复地面交通，但是法定权力依然悬而未决。
紧接着封锁之后的几年内，柏林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一旦遇有紧急事件，其需求已经不能仅以空运来满足。虽然就技术上而言，柏林还是四国分治都城，苏联负责其对外交通，实际上东德附庸政府已自其首都东柏林掌控了这些交通路线。因此柏林的地位可谓极其脆弱。公路、铁路、航空线可因一些枝微细节问题就中断，又很难用武力去抗拒，以致这些小问题积渐起来很可能就危及柏林全城的自由。理论上，盟国军方的一切交通都得通过苏联控制的检查哨，这只是虚有其表的规定；哨所的门户由东德卫兵把守，苏联军官懒洋洋地躲在旁边营舍里，只有略有争议时才会现身。
赫鲁晓夫存心要找一个突破点展现东西相对力量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决定利用柏林的脆弱。他在回忆录中指出：“说得赤裸裸一点，美国在欧洲插进的一只脚，有个大脓包，那就是西柏林。任何时候我们想要踩住美国的脚，让他尝尝痛苦的滋味，我们只需要阻碍西方借由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与柏林的交通即可。”
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在柏林的地位发出挑衅的时机，也正好就是民主国家再次认为这位苏共总书记是和平希望之所在的时刻。即使对苏联局势一向持猜疑心态观察的杜勒斯，对于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上演讲批斯大林，也声称已见到苏联政策有了“可注意的转变”。他说：“苏联统治者已经认为，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非共产世界的做法的时机已经到来，现在他们追求其外交政策目标时，已经较少展现不宽容，也较少强调暴力”。1957年9月，距离苏伊士危机和匈牙利悲剧还不到一年，汤普森大使已经以同样的乐观语气自莫斯科报告说，赫鲁晓夫“真正希望，也几乎是被迫在对西方关系上应该和解修睦”。
赫鲁晓夫的行为却一点也不支持这种乐观论调。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珀特尼克号（ Sputnik）进入地球轨道，赫鲁晓夫把这个成就诠释为，证明苏联在科学上与军事领域上都已大大超越西方民主国家。即使在西方国家中，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可能终将优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说法，也开始获得信服。
艾森豪威尔总统几乎是唯一不肯惊慌的人。身为军人，他明白一具原型和可以派上用场的军事武器之间，差别颇大。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深信自己的大话，发动一段漫长的外交攻势，想把自以为是的苏联导弹优势化为外交突破。1958年1月，赫鲁晓夫告诉一位丹麦新闻记者说：
“苏联领先发射斯珀特尼克显示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均势，已经发生真正的变化，而且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
在赫鲁晓夫的幻想里，苏联除了科学上、军事上超越了美国之外，不久也将在工业生产上超过美国。1958年6月4日，他对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讲话时提到：
“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工业生产的步调上，也在产量上赶超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
赫鲁晓夫身为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自然就会想到把他认定的有利的均势变化，化为外交利益。柏林成为第一个目标。赫鲁晓夫以三个创议发动挑衅。1958年11月10日，他发表演说，要求结束柏林的四国分治地位，并且警告称苏联有意把它对交通路线的管制权交给它的东德附庸政府。赫鲁晓夫扬言，从那一天开始，“让美国、英国和法国自己去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关系，如果他们对柏林的问题有心解决，就得去和它缔定协议。”11月27日，赫鲁晓夫把这篇演说中的要点转为给美、英、法的正式通牒，宣布四强柏林地位的协定无效并作废，坚持把西柏林转化成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如果六个月之内不能达成协议，苏联将径自与东德签署和平条约，并且把占领权和交通路线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接管。赫鲁晓夫等于是对西方盟国发出了最后通牒。
1959年1月10日，赫鲁晓夫又对其他三个占领国提出一份和约草案，界定柏林和东德的新地位。同一月份稍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道出他的政策之理论根据。像个有信心推销商品的业务员，他同时又进一步提出对苏联力量的评估，认为苏联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制造了全世界工业生产量的一半；因此，“国际形势将有剧烈变化”。
赫鲁晓夫以高度技巧选择进攻点，以东德掌控通往柏林道路之权，间接提出挑衅。它逼迫民主国家直面问题，不是选择承认东德附庸政府，就是在由谁来盖通行证的章这个技术问题上发生战争。不过，赫鲁晓夫天生好吹牛诈唬，他的大话掩饰了苏联地位上的真正弱点。东德流失数十万的公民，这些有才能的专业人员大抵都经由柏林逃人西德。柏林变成铁幕上的一个巨洞。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自命为“工人天堂”的东德，恐怕最后却没有任何劳工留下来。
东德是苏联势力范围中最脆弱的一个环节。它的西邻是面积比它大、人口比它多，经济更加繁荣的西德；加上它只得到苏联卫星附庸国家的外交承认，东德可谓欠缺法统性。经由柏林的人力流失，威胁到它的生存。东德领袖推想可知，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不消几年整个国家就会垮台，将对赫鲁晓夫刻意要强化的苏联势力范围造成灾祸性大打击。借由切断逃生之路，赫鲁晓夫希望让他的东德附庸有一线生机。若能胁迫西方退却，也可以挫弱联邦共和国与西方的关系。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击中阿登纳政策的要害。将近十年以来，阿登纳坚拒所有牺牲西德与西方之关系而促进统一的方案。斯大林1952年的和平计划，早已在德国民众面前形成中立主义的幻象；阿登纳在国内的政敌却支持这项计划。阿登纳基于美、德两者国家利益一致的基础，以国家前途为赌注。彼此心照不宣的交易是，联邦共和国将加入大西洋防卫体系，盟国则将德国统一视为东西外交关系上完整的一部分。因此，就阿登纳而言，柏林危机绝非只是通路交通程序的问题，它考验着联邦共和国西方政策是否明智之举。
就阿登纳的立场来看，每当东德地位上升，就会使得苏联主张的统一问题必须由两德直接谈判的气氛上升，根本就不利于西德。在西德社会民主党还力主德国中立之际，类似由西方盟国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给予事实承认的做法，必然会使西德内部政治产生革命性的变化。根据戴高乐的回忆，阿登纳在1959年12月西方国家领袖一次高峰会议上曾说：
“如果柏林丢掉，我的政治地位将立刻难以获得支持。社会党人将在波恩取得政权。他们将会和莫斯科直接洽商，那也就是欧洲末日。”，
阿登纳认为，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最终目标在于孤立联邦共和国。苏联提出的谈判日程把波恩置于稳输不赢的地位。即使西方让步，最多能得到的也就是本来已经有的：通往柏林的通路自由。与此同时，东德附庸政权将得到对德国统一问题的否决权，这必然导致僵局，或者是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描述的结果，他说：
“我们不能以德国退出西方集团和放弃欧洲统一的努力为代价，买下德国的再统一。因为这么做势必在欧洲中央制造出一个无从防守、无所拘束的德国，必然会造成东、西双方对阵，使之从中得利。”
总而言之，阿登纳看不到，依据赫鲁晓夫提议的任何谈判会有何好处。然而，如果不得不谈判，他希望谈判能证明他依赖信任西方是明智之举。他强烈反对向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让步，宁愿西方以自由选举为基础提出统一方案。
然而，阿登纳的观点并不为其英、美盟国接纳，尤其是英国。麦克米伦首相和英国人民不情愿替一个战败国的首都之安危与地位冒战争风险，更何况这个战败国还是摧毁了英国作为超级大国地位的罪魁祸首。跟法国不一样，英国并不认为她的长期安全与德国前途休戚相关。30年之间，英国两度因美国援手，才脱离德国征服大部分欧洲而进袭英国之险境。虽然英国也赞同维持大西洋同盟，但是如果不得已被迫要做选择，英国倒宁可从欧洲孤立出来，而不愿与美国分道扬镳。阿登纳在西德内部遭遇的困境，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困境在英国领导人心目中的比重来得大；在面临最大危机时，后者较能召唤英国人的支持，对英国的生存也有极深远的影响。基于这些理由，英国领导人不肯为德国统一押注太多，把阿登纳的焦虑解释为：以法理上迂腐之词包装掩饰的一种民族主义的动作。
英国领导人本质上是务实派，认为没有道理为了在通行文件上盖章的权力、由苏联官员转移给其东德代理人的问题，冒核战争的风险。鉴于核战争后果可怕得不堪想象，造成法国在1940年士气涣散的一句口号：“为什么要为但泽而死？”被套用成一句更加撼动人心的口号：“为什么要为一个通行章而死？”
麦克米伦因而热切拥护谈判，任何谈判，它或许可以“改善”柏林交通的程序，至少，也可以耗些时间。他在日后回忆说：
“如果所有的国家元首都在其他国家的领土穿梭进出，很难相信会突然发生致命性的轰炸攻击吧！”
盟国所有元首中，艾森豪威尔担负的责任最沉重，因为是否要冒核战争之险，最后的责任落在他肩头上。以美国而言，柏林危机让它醒觉，在美国具有核独占优势或近乎独占优势的十年里，核武器似乎是一条求取国家安全迅捷又相对廉价的道路，可是在接近核均势之际，核武器却限制了美国冒险的意愿，因此也局限了美国外交运作的自由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