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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道路，可是在接近核均势之际，核武器却限制了美国冒险的意愿，因此也局限了美国外交运作的自由范围。
只要美国基本上还继续可免受攻击之险，核武器就给予她过去任何国家未尝有过的优势。通常的情形是，盛衰相替，这种优势往往是在即将消逝之际达到最高峰。美国核独占或近乎独占优势时期接近结束之时，杜勒斯发展出“大规模报复”（ massive retaliation）的观念，以威慑住苏联的侵害，并且避免未来发生像朝鲜战争这样旷日费时的僵持局面。美国将不再针对受侵略地点发起抵抗，而将即时针对乱源发动报复，并且自由选用武器种类。然而差不多就在美国宣布“大规模报复”之同时，苏联也开始发展热核武器和洲际战略导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可信度因此十分快速地消失。在最可预见的危机（包括柏林危机在内）中，全面核战争显然太不合时宜。民主国家领袖对赫鲁晓夫那种大声叫嚷、夸大苏联导弹实力的说辞，也太信以为真（艾森豪威尔则明显是个例外）。但是1958年人人都没有争议，肯定认为一旦爆发核战争，数天之内的人命伤亡将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伤亡总数。
这里就产生基本上很难相容的情形：一则是外交上需要让人相信美国可以发动核战争，一则又需要发动民主国家的舆论去对付这个空前浩劫的风险。面对大决战的信用度，代表着对挑衅可以做瞬间反应，而且展现出超乎正常估算的坚忍、残酷的反应，以致侵害者不敢轻易去试探它。但是，民主国家的群众希望、也应该获得的是冷静、理智的估算，以及弹性的外交，这却又使得敌手怀疑美国是否有决心走极端，不惜发动全面核战争。
柏林危机早期，艾森豪威尔就认定让美国群众冷静，比震撼苏联领袖来得重要。1959年2月18日、3月11日他在记者会中，提出一系列主张，化解核战威胁，揭示出美国的战略。他说：“我们当然不会在欧洲从事地面战争。”他特别道出柏林保卫战即属于这一类。他保证：美国不太可能“一路射击，杀进柏林”。为免有破绽启人猜测，他又特别举出不以核武器保卫柏林，他说：“我不晓得怎么能以核武器去使任何东西自由。”这些声明确实传递出“美国愿意为柏林而战的心志相当有限”的印象。
艾森豪威尔反应温和，部分原因是他和绝大多数美国领袖对赫鲁晓夫的评估一样，仍然认为赫氏是西方和平所期待的最佳希望。赫鲁晓夫的柏林最后通牒，并没有使得汤普森大使改变两年前的看法。1959年3月9日，汤普森重述他的印象，认为赫鲁晓夫的主要关切是国内问题。根据汤普森的说法，赫鲁晓夫发展共存形态时经常玩走钢索的游戏，共存并荣则是国内解放和经济改革的前提。至于战争威胁如何去建立共存形态，则没有解释。
这样的分析丝毫不能打动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心。他在经历了12年的政治空闲后刚刚复出，他不能认同英、美对赫鲁晓夫动机的分析，他认定柏林危机可以向阿登纳证明，法国才是联邦共和国不可缺少的伙伴。他对唤醒德国民族主义之危险的忧惧，大于害怕赫鲁晓夫的恐吓。至少，他希望作为阿登纳留在西方的锚；可能的话，他将寻求渐渐不再有幻想的阿登纳留在欧洲体制内，少受美国的主宰。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试图找出若干苏联的需求，在较少危害或没有长期危害的前提下去给予满足；戴高乐则坚持反对这种策略。他拒绝英、美鼓吹的“试探性谈判”，因为他看不出西方国家能因试探得到任何利益。他鄙视华府、伦敦认为或许能“改善”柏林对外交通问题那正在研讨的修订程序之政策；赫鲁晓夫提出最后通牒，根本不是为了要改善西方国家进出柏林的程序。依照戴高乐的意见，挑衅的根源是苏联的国内结构，不是因为苏联有特定的怨怼；艾森豪威尔了解苏联在军事上居于弱势；戴高乐则更进一步，认定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是色厉内荏，出于其政治制度脆弱、百病丛生、完全的劣势：
“就在苏维埃组织起来的诅咒与需索之喧嚣动乱中，出现若干反复无常与虚伪造假的事物，使人认为这可能是出于预谋发动的狂妄野心，或是为了将注意力引离其重大困难而致；这第二个假设，我比较能接受，因为尽管共产主义制度在遭其支配的国家有高压统治、孤立自主等强力行为，实际上，它的破绽、缺陷、内部失败，尤其是它不人道高压的特性，越来越为其精英和群众所认识，因而他们越来越难骗，也越来越难驾驭。”
因此，苏联的军力被用来阻挡外界透视苏维埃制度与生俱来的不间断的内部斗争：
“在他们的阵营里，政治风向、派系密谋、个人对敌等等之间的斗争，经常地就会导致难以平息的危机，它的结果——或甚至它的预兆——都只能使它乱象频生，不得解决。”
对苏联压力让步，只会鼓舞赫鲁晓夫升级在国外的冒险行动，借此扭转外界对其制度内部根本危机的注意力；它亦可能使得德国“向东方寻求出路和前途，而这正是目前西方努力提供保证要使之中断的念头”。
戴高乐可以这么洞察事理、毫不妥协，因为他不是美国总统，不必承担是否发动核战争的重大责任。当被逼到最后关头时，戴高乐是否就比艾森豪威尔更肯冒核战争之险，恐怕极为可疑；以法国的实力单薄来看，他可能更不会肯这么做。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相信战争会有发生之虞，主因是西方国家犹豫，立场不坚定，并且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遏阻苏联的国家，戴高乐因而觉得应该出来运作，促成美国站稳立场，并且为任何可能必要的让步负起责任。这并不是一场漂亮的游戏；但是事实让人们扎扎实实地得到教训。基于这些事实理由，戴高乐一反黎塞留主教极力让日耳曼软弱、分裂的传统做法，而这套政策方向已是300年来法国的中欧政策的基本策略。
戴高乐并非一时情投意合而决定促进法德友谊。自从黎塞留以来，法国的政策一直就是以促使恶邻日耳曼既分裂又衰弱为目标。19世纪的法国认识到自身没有实力围堵日耳曼，遂与英国、俄国和一些小国家结盟制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选择也消失了。两次世界大战，英、法集两国之力犹不足以击败德国。苏联军队已经进驻易北河岸，东德又是苏联的卫星附庸国，若是与莫斯科结盟的结果，恐怕是苏联主宰欧洲的可能大于德国受到围堵的机会，这才是戴高乐放弃传统与德国敌对的政策，转而把法国前途寄托在与宿敌德国交好的原因。
柏林危机使得戴高乐有机会推进他的策略。他谨慎地把法国的角色定位为欧洲命运的保卫者，利用柏林危机表现出法国对欧洲现实的了解，以及对德国国家利益的敏感。戴高乐的做法非常复杂，需要最精细的平衡动作，一方面要表示支持德国的国家目标，一方面又不能鼓舞德国自行料理或甚至与苏联勾结。戴高乐担心莫斯科在东德的军事力量，或许会使苏联领袖在德国统一之上成为大赢家，甚至就在法国边境建立一个漂浮不定的德国。法国长远以来的防德心理，变成深恐德、苏结盟的梦魇。
戴高乐以他一向的大胆作风做出反应。法国将承认德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它甚至可以承认它在这些领域的领先，也将支持德国统一，以交换波恩承认法国是欧洲的“政治”领袖。这是冷静的估算，不是出于激情；戴高乐的确没有赍志以殁，因为终其一生德国都没有统一。
为了要在戴高乐大张旗鼓的不妥防做法，以及麦克米伦追求坦率谈判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杜勒斯又抬出老把戏，把问题掺进法理细节中模糊掉，因为他认为这套办法在苏伊士危机时颇具效果。1958年1 1月24日，也就是赫鲁晓夫恫吓演说后两个星期，杜勒斯开始试探实质上未让步、但是变动交通程序的方案。他致函阿登纳表示：他将努力“促使苏联谨守义务，同时亦以事实基础与（东德）低阶官员交涉，只要他们例行公事地执行目前的安排”。11月26日的记者会上，杜勒斯提出东德官员或许可用苏联“代理人”身份执行任务的观念——这个办法与苏伊士危机时期的“使用人协会”构想相似（详见本书第二十一章）。
1959年1月13日的记者会上，杜勒斯又进一步表露出美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历史立场有了变化。声称自由选举是统一德国的“自然方法”之后，他补充说：“我不能说，这是完成再统一的唯一方法。”他甚至暗示或许可以接受两德组成邦联（ confederation），“国家和人民集合在一起，有种种方法。”他强烈暗示，统一的责任可能由盟国移交给德国人自己去解决，这不同于阿登纳政策的基本精神。
德国的反应可以预测得到，只不过没人去理会猜测而已。当时担任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大表“震骇与惊慌”。勃兰特说：杜勒斯的代理人理论将鼓励苏联采取更加“不妥协”的立场。
粗暴不是阿登纳的正常作风，他也十分尊重杜勒斯。不过，他对杜勒斯的看法之反应，就跟艾登在苏伊士事件时之反应一样。阿登纳和美国大使布鲁斯（ David Bruce）谈话时，情绪激动地指出，杜勒斯的声明伤害了波恩政府的政策，西德寻求以自由选举为基础，通过西方求取统一，他坚持说：“任何形式的邦联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双方观点的歧义到了1959年1月中旬已经十分明显，阿登纳派遣外交部政务次长丁德曼（ Herbert Dittmaun）到华府，表达对苏联提出的德国和约方案甚为“惊骇”。并且力促以西方既定政策为谈判基础的立场。丁德曼的谈话对手是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麦钱特（ Livington Merchant）。麦钱特坦率告知，在这项危机中，阿登纳不会得到杜勒斯一向给予的全力支持。他力称，杜勒斯要避免“任何极端立场”，并且“设法让俄国人坐到谈判桌上”，德国人的最佳贡献就是“提供一些新点子给我们”。在危机发展时期，每当美国和英国要求“新点子”，他们就委婉地要求提升东德政权的地位，或是找出方法去吻合苏联若干要求。
持续五年的柏林危机——冷战转折点
可讽刺的是，英国和美国竞促请西德走上几乎必然会使德国人走上更加倾向于民族主义的路线上去，可是阿登纳对其国人不像英美那样有信心，决定不让他们接受这种诱惑。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相信德国人已经转向民主信仰；阿登纳却忘不了德国人的原罪。
麦克米伦第一个脱队，自行行动。1959年2月21日他独自飞往莫斯科，做“试探性会谈”。由于阿登纳根本不赞同这一回事，盟国也毫无共识存在，麦克米伦去“试探”可以做任何让步，必然包括业已为人熟知的“改善”西柏林对外交通程序，以及他一向主张以世界领袖的私人友谊为基础建立和平这些老话。
赫鲁晓夫把麦克米伦到访视为权力均势有利于苏联的又一迹象。麦克米伦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又发表强悍演说，以毫不妥协的姿态重提他的要求。麦克米伦离去后，他又发表一篇演说，拒斥麦克米伦认为世界领袖之间的良好私人友谊可以带动和平的看法。赫鲁晓夫说：“历史教导我们，不是会谈去改变国家的疆界。会谈的决定只是反映势力的新平衡。而且这是由于战争或其他情势结束之后，胜与降的结果。”这是毫无遮掩地表示现实政治的话语，也是黎塞留或俾斯麦可能说出的话。
阿登纳恼火之后，杜勒斯退却了。1月29日，他放弃“代理人理论”，也不再暗示以邦联方式统一德国。然而，杜勒斯的退却大体上是战术性质的撤退。信念并没有变，性格也不会变。就跟两年前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一样，美国政策要看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两人方式之间的微妙差异如何调和而定。以他个人对苏联制度的分析而言，杜勒斯可以说深切了解阿登纳的观点，也必然有相当的同感。但是就跟以前一样，杜勒斯必须设想出如何把他的策略去和艾森豪威尔更基本的办法相配合。
因此，依艾森豪威尔的思考与研判，阿登纳关切的大多数问题，即使不是毫不相干，也只是理论层面。的确够幸运的是，赫鲁晓夫并不清楚艾森豪威尔的思索。早在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正式提出最后通牒之日），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通电话，表示他可以接受美军退出西柏林的自由城市理念，只要柏林及其进出通路置于联合国管辖之下。
当总统顾问或内阁阁员与首长意见不一，他们必须决定，在意见分歧仍在理论层面上时就力陈立场，或等到实际需做决定时才出面说话。答案会影响未来的影响力，因为一般总统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