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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统顾问或内阁阁员与首长意见不一，他们必须决定，在意见分歧仍在理论层面上时就力陈立场，或等到实际需做决定时才出面说话。答案会影响未来的影响力，因为一般总统的性格都有坚强意志，不太轻容冒犯。如果顾问选择对假设性议题唱反调，他们可能会制造不必要的刻薄对话，因为总统本人也可能出于己意改变见解。换一个角度，如果他们静候事态发展，则有被驱逐之虞。杜勒斯选择中道。他向艾森豪威尔警告，切莫签订“书面协定”，也提醒称要维持柏林自由，必须有美军驻扎。后来的事态发展是，根本没有需做实际决定的场合。此时，杜勒斯已经罹患重病，6个月之后的1959年5月24日，他撒手人寰。
7月1日，艾森豪威尔又恢复他的调和理论。他在和苏联副总理科兹洛夫（ Fral Kozlov）会面时，柯氏抱怨美方对柏林问题的立场不合逻辑，艾森豪威尔答说：“我们承认它不合逻辑，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权利与责任——除非我们有必要这么做。”保持权利直到能安排妥放弃权利的方式，实在不像是坚定得去号召作战抗敌的声音。
1959年9月在戴维营，艾森豪威尔告诉赫鲁晓夫说，美国并没有打算永远留在柏林：“很清楚，我们并不打算在当地占领50年。”声称要为一个预备要撤离的城市冒核战争之险，听来也不像是作战令。9月28日，艾森豪威尔又更进一步，本质上承认苏联挑衅的基本前提——柏林局势的确“不正常”。“它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停火、军事停火、停战协定带来的结果，它很奇特地让少数一群自由人民被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如果赫鲁晓夫继续其挑衅行动，或以他得到的一系列暗示为基础形成若干“妥协”，其后果会如何恐怕不堪设想。幸好是赫鲁晓夫的注意力未能持续，他对苏联本身相对实力的评估不确，加上或许苏联领导人内部的分裂，全都显示着苏联行动怪异的、不确定的特质。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反反复复，几次最后期限到了，也没有坚持他的要求非得被满足不可，或者盟国非和苏联谈判不可。前者可以暴露出盟国究竟有多坚定；后者则至少可以测试英、美究竟有多少意愿肯修正对柏林通路以及西柏林地位的立场。赫鲁晓夫不能坚持其目标，使得大西洋同盟避免或许是它最大危机的考验。
赫鲁晓夫对于对峙冲突或谈判和解都没有持续一贯立场，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西方国家对苏联制度是否运转正常颇有疑念。以发动核战争做胁迫，并且挑战欧洲现状，都没有发展一个策略去寻致外交摊牌，透露出20年之后苏联制度半瘫痪的征兆。赫鲁晓夫显然陷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鹰、鸽两派之间，举棋难定。鹰派相信他吹嘘的均势已变得对苏联有利，而认为西方让步不够；鸽派明白真正的军力实况，不愿轻易冒险激怒美国。
在这个奇怪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听任他第一个最后通牒届期，除了届期前两周召开一次外交部长会议之外，别无任何动作。这次外长会议没有进展，因为刚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利用这个机会淬砺他的技巧，使得往后30年民主国家外长们不胜其扰的手法在此初露锋芒。事实上，苏联并不希望在最后通牒行将届期前形成僵局。然而，它却使得艾森豪威尔借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而获得若干时间。
赫鲁晓夫从1959年9月15日至9月27日访问美国，造成四年前日内瓦高峰会议产生的同样的公众热潮。两国领袖会谈，再次强调气氛重于实质，喊出“戴维营精神”的口号象征美苏修好。《新闻周刊》发表一份成绩单，指出赫鲁晓夫访美代表着成就大于失败。它说，若说还有何失败，主要还是两国领袖本应在柏林问题上有所进展——好像这只是一桩小问题似的。成绩单上列举的成就包括文化交流、增进贸易、加强科学合作；这些其实都不劳两国政府首长出面会谈。最常被提起的好处是，认为赫鲁晓夫终于了解了东道主。这反映出美国人标准的看法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是因误解而产生，而不是因利益冲突所产生，并且没有人能来到美国亲历美国经验之后，还会对美国方式敌视！
根据《新闻周刊》的民意调查，美国人相信赫鲁晓夫终于了解“美国人从总统以降，都希望自由”。如果赫鲁晓夫确有此一判断，后果显然是双面刃。总而言之，他把他的看法保密，有如国家机密。几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在12月初演说，吹嘘“资本主义世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打击下撼动了，我们有意志力会赢”。
艾森豪威尔由这次高峰会谈出来，信念与会前一样：他依然愿意（虽未必是渴望）去改变柏林地位。高峰会议结束，艾森豪威尔在10月1日对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格雷（ Gordon Gray）描述他认为走出危机的一条适宜之路。格雷回忆道：
“我们必须记得柏林是一种不正常状况；我们已经发现必须接受它，而且它是由于我们的领袖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错误而铸成的。然而，他（艾森豪威尔）觉得必然有办法可以发展出某种自由城市，隶属于西德，也可能需要以联合国出面保证该城市的自由、平安与安全，而且它除了警力外不具备武装地位。他重申时间已经到来，或许我们即将撤出驻军。”
赫鲁晓夫幸好不愿去试探这些做法，西方盟国无意之间达成其争取时间的主要目标。1955年的日内瓦高峰会谈使得赫鲁晓夫不需做具体让步，就获致紧张局势的缓和；1959年，艾森豪威尔以所谓戴维营精神也获致相同结果。
戴维营会谈的主要结果就是事情又拖下去。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协议召开占领柏林的四国会议，但是艾森豪威尔要先和盟国咨商。戴高乐表示，除非赫鲁晓夫先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他拒绝接受这次高峰会议的请帖。由于种种这些前提条件，高峰会议最早能召集的日期是1960年5月，在巴黎开会。后来，距高峰会议召开只有两星期的时候，美国一架U2间谍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这个事件使得赫鲁晓夫有了借口，推翻业已酝酿谈判一年多的整个会谈。它并没有不好的影响，因为美国原本对柏林的算盘就是计划成立一个“有保证的都城”，其中具备许多艾森豪威尔对格雷提到的想法。就实际而言，这个计划与赫鲁晓夫“自由城市”的构想，主要差别只在给柏林新地位贴上的标签不同而已。
虽然西方盟国有好几天担心赫鲁晓夫或许会以U2事件为借口，进行摊牌；不过很快就显示，赫鲁晓夫找的是相反方向——有了借口避免摊牌。口头叫骂代替了赫鲁晓夫在对峙冲突中经常反复威胁、屡次退缩的做法。与所有的预期相反，赫鲁晓夫由流产的巴黎高峰会议回国，途经柏林小停，他宣布最后通牒的截止期限再次延长，这次延到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到了肯尼迪接任总统时，距赫鲁晓夫发出第一道最后通牒已经将近整三年。随着时间流逝，他的胁迫的可信度越来越降低，整体危机感也降低不少。就在柏林问题似乎平静下来之时，肯尼迪政府试图推翻卡斯特罗，在猪湾登陆失败，加上对老挝问题迟疑不决，显然令赫鲁晓夫认定肯尼迪软弱无能。1961年6月初在维也纳的美苏高峰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声言限期六个月来解决柏林悬案，开启了整个冷战对峙期间最紧张的一段时期。
6月15日就高峰会议情形做报告时，赫鲁晓夫昭告全球，签订德国和约一事已不容再拖延：“欧洲的和平解决必须在今年达成。”赫鲁晓夫在一项演说中，故意穿上中将军服出场（斯大林在战时曾颁给他中将军衔）。在另一个场合，赫鲁晓夫告诉英国大使，只消六枚原子弹就可以摧毁英格兰，至于歼灭法国也只不过要九枚原子弹。1960年9月，赫鲁晓夫中止双方已经遵守三年之久的非正式核禁试协议，苏联恢复核试爆，其中一次威力高达5000万吨炸药！
赫鲁晓夫对战后和解的要求，并无新义。丘吉尔早在1943年就主张划分战后版图；斯大林1952年提出和平通告，也有同样的主张；凯南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主张就德国问题有个了结。但是和其他战争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却没有一个战后和约。美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是逐步地，以默认既成事实的方式，而非正式协定的方式去建立的。
划分欧洲势力范围的最后一幕，在1961年8月13日凌晨上演。西柏林人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等于成为牢中囚徒。东德在柏林的苏联占领区和另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之间，立起铁丝网，隔离起来，另外还围绕整个柏林修盖起围墙。围墙两边的家庭从此各自一方。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柏林围墙日益增强；水泥盖墙、布上地雷，派出猎犬防守，这都成了东西柏林分裂、极权主义惨无人道的象征。东德政权无法让自己的公民留住在自己国家之内的破产形象，自此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过，共产党领导人堵住了苏联阵营大堤上的一个漏洞！——至少暂时堵住了！
柏林围墙使得民主国家又得正视柏林的两难局面。他们有心为保卫柏林自由，对抗公然侵略，但是对公然侵略应该如何反应于未然，却尚未决定；或者可以说还未确定要如何界定侵略。肯尼迪几乎立刻就决定，建起柏林墙并不符合美国对侵略的定义，因此不预备以军事方式去挑战它。美国企图不夸大柏林墙的严重性，可以由围墙建立的第一天，肯尼迪驾船出游、腊斯克国务卿去观赏棒球赛这个事实做证明。在华府根本没有危机气氛。
实际上，肯尼迪在军事上可选择的方案也十分有限。如果美军把占领区界限边的篱障拆了，他们可能会见到退后数百码，东德又盖一座围墙。试问这时候他们要不要进入东柏林，把它拆了？西方民意会支持为柏林“之内”自由活动的目的而战吗？——实际上，东柏林早早已被承认是东德共产卫星附庸的首都了。
当情势显示美国不会以武力抗拒兴建柏林墙时，西柏林和联邦共和国的震撼无以名状，被迫要正视那下意识很清楚、却又害怕承认的事实。经过匈牙利革命事件之后，很明显，西方国家不会以军力挑战现有的势力范围。勃兰特日后宣称，他的导致承认东德政府的东进政策（ Ostpolitik），即因对美国针对柏林墙兴建之反应，彻底地失望而形成的。然而，若是因为拆除柏林围墙而爆发战争，德国人的震撼必然还会更大。即使是阿登纳也告诉艾奇逊说，他并不希望以核战争来防卫柏林，因为他也深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保护柏林。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继续施展浑身解数，想摸清对方的承诺和限制。7月，肯尼迪大幅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召集后备部队，增调部队赴欧洲。1961年8月，在柏林墙建起之后，肯尼迪调派1500人的部队取道苏联占领区的陆上通路赴西柏林，看看苏军敢不敢制止他们的行进。这支部队一路不受阻碍地抵达西柏林，受到已先行登机抵达的副总统约翰逊之热烈欢迎。不久之后，1948年柏林受封锁时的英雄克莱（ Lucius Clay）将军，被委派为柏林总统私人代表。肯尼迪在柏林的自由这个问题上拿美国的可信度冒险。
赫鲁晓夫再次自作聪明，自己走进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相同的死巷里。他的狂妄恫吓激起了美国人的反应，他又不敢去挑战。根据美国潜伏在苏联军方的大间谍潘考夫茨基上校（ Oleg Penkosky）的报告，苏联高层军官十分明白他们欠缺准备，经常私底下抱怨赫鲁晓夫的莽撞。早在1960年，艾森豪威尔就看穿赫鲁晓夫的狂言恫吓，告诉一位访客说，一旦爆发战争，他担心美国本身武器的核落尘之为害，远胜于担心苏联报复反击。肯尼迪一接任总统，也很快就了解到在整体战略力量上，苏联低弱多了。
形势有利于想要维持现状的一方。在此同时，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还更明显，不愿为柏林而轻易冒核战争之险。他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进行高峰会议后回国途中，陷入沉思：
“为了通路权的争议或因为德国人想要德国再统一，而冒一百万美国人丧命之险，真是蠢极了。如果我要以核战争要挟俄国，必须有比它更大、更重要的理由。”
艾森豪威尔的策略来自当初的遏制理论。他努力在苏联向西方挑衅的每个地方加以防堵。肯尼迪的目标则更加宏远。他希望通过超级大国直接谈判，一劳永逸地结束美、苏冲突——可以利用柏林危机作为转折点。因此，肯尼迪的白宫极力推动在柏林问题上比较弹性的外交，必要时可以片面行动。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问题是一项挑战，必须坚忍对付，熬到胜利；就肯尼迪而言，它只是通往他理想中的世界新秩序的一个驿站而已。艾森豪威尔或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