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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况在法国对德国关系上，尤其明显。戴高乐把法、德合作作为他外交政策的关键。虽然他获得德国支持其柏林政策，也相当同情他对核管制的观点，但是却有一个限制，德国政治人物不肯也不能超越雷池而与美国破裂。不论他们对美国个别政策有何不满，德国领袖却没有意愿落单，只有法国撑腰去面对苏联的威胁。姑不论德国领袖对英、美之核管制问题或欧洲整合问题有何评估，他们没有人可能偏向仰赖法国的小兵力而不依靠美国庞大的核武力，或者宁取法国的政治支持而不要美国的撑腰。因此，戴高乐采取反美路线的成就，有其限制；他想要阻止德国的国家主义重新兴起，却有着风险会诱使德国民族主义蠢蠢欲动。
20世纪60年代危机的特征就是它们往往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1958~1963年的柏林危机之后，苏联再也没有对西方国家的欧洲利益正面挑衅。1960—1966年大西洋盟国龃龉危机之后，北约组织问题逐渐退潮，成为美国和法国主张和平共处之局，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提出“欧洲年”的号召，拟以比较温和的方案为基础，恢复肯尼迪做法的精神，它遭到戴高乐派同样理由的反对而滞碍难行。法国三番两次试图创立真正独立的一支欧洲军力，但是由于美国的保留态度和德国的矛盾犹豫，这些计划未能具体推行。数十年的时间流逝，美、法主张都过时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后冷战时期，美、法这两个老冤家都发现身处的环境，已使得他们最终的合作成为大西洋与欧洲关系创造性地发展之关键。威尔逊式的民主国家共同体以共同目标与分工合作为基础运作，适合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秩序，此时的国际秩序特征是：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外来威胁极严重，美国的核武力具有近乎独占垄断的优势，经济实力更是独步全球。但是，单一、统一的威胁消失了，苏联及其阵营崩溃了，加上经济实力分配的更加均匀，对国际秩序产生需要更精心地追求国家利益与地域利益之平衡。苏联果真如凯南、艾奇逊和杜勒斯的预测崩溃了。可是，守候在道路末端的并非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世界，而是威尔逊及其信徒称之为“旧式”的国家主义。戴高乐若是见到这个新世界，一定不会震惊。毫无疑问，他也必然不会认定它是“新”世界。他必然会说，这个世界一直存在，只是被两极霸权这个短暂现象的薄纱略为遮住罢了。
与此同时，苏联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也推翻了戴高乐的多数假设。戴高乐事事迟疑，只对法国国际角色信心十足，他过分高估了法国纯以自力驾驭历史进程的能力。“新世界秩序”对戴高乐梦想法国在欧洲政治地位独尊，并不曾给予顺利条件，对美国想居于全球而不受挑战，也未予厚爱，统一后的德国不再需要盟国认可她的正统性强过东德。在苏联原先那些东欧附庸现在也成为剧中一角色时，法国发现自己不能纯靠本身力量去组建新的欧洲均势。法国传统上以与俄罗斯修好来围堵德国的做法，也基于前苏联的发展必会产生的两种情形而失去效用：如果俄罗斯变成混乱不堪，它将太弱，无法制衡德国；如果俄罗斯民族主义占了上风，又恢复集中制，这个新国家仍然拥有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它又可能太强大而不会成为法国的伙伴。何况这个国家是否会看得上法国，也未可知。它说不定觉得与美国或德国结盟，还更有吸引力！总而言之，想要包围德国的作为，将会唤醒德国领袖迄今尚能抑止的民族主义兴起，而这正是法国持续迄今的噩梦。因此，美国还是法国最可靠的伙伴，只是理念上说不定最难缠而已！也是法国与德国友好政策的唯一再保险。
因此，在这条道路上的末端，戴高乐原先的规划是不再需要事事仰承美国意旨，美国则希望能够更完整地把法国整合进入北约组织，这两个长期友好冤家之间的合作（类似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却成为均势的关键。就跟两代人以前的情势相仿佛，当时威尔逊在法国出现，把旧世界救出困境，并把它的眼界提升到超越民族国家的境界。
第二十五章 越南：陷入泥潭，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美国人的传统价值体系
一切作为最初的立意都极为善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美国带头从残破的世界废墟中重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美国把欧洲和日本重建起来，也在希腊、土耳其、柏林和韩国迎接苏联的挑战并把它压制下去，并且加入它有史以来第二次和平时期的同盟组织，更发起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的计划。在大伞庇护下的国家享受着和平、繁荣与稳定。
然而在中南半岛，上述美国在海外介入的模式全都破裂。20世纪的国际经验，那种它在价值与成就之间经常享有的直接、适宜的关系，第一次开始遭到损坏。过去普遍适用的价值观，使得美国人开始质疑，也不禁质疑起他们是如何把这种价值观带进越南的？美国人认定美国的国家经验与遏制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带来的妥协折中、含混不清两者之间，出现了裂缝。在越南的严酷考验中，美国的与众不同却反噬了它自己。美国社会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去辩论其政策实务上的缺陷，却辩论起美国是否值得去追求“任何”国际角色，越南大辩论的这种取向造成的创痛既深且巨，难以痊愈。
很少有一个国家行动的结果，却与其原始本意如此大相径庭。美国在越南忘却了黎塞留三个世纪前曾经揭示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
“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
为配合国家利益分析的地缘政治方法，会分辨何者是战略性重要者，何者只具周边性质。它必然会问：1948年中共征服中国大陆，斩获甚巨，为什么认为坐视不救是安全之举，可是却把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亚洲一个蕞尔小国等同来看，而且这个国家在过去150年里从未独立，也从来没有在其现有版图上独立过1
19世纪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发现他的两个最亲密盟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为了距德国边界仅有数百英里之遥的巴尔干半岛严重失和，他先表明：德国不会为巴尔干问题介入战争；以俾斯麦自己的话来说，巴尔干根本不值得牺牲一个士兵的生命！美国并没有以同样的算术来做评估。19世纪，精通外交政策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曾经提醒美国人别跑到外国去追索“远方恶徒”。可是威尔逊派看待外交政策，却不分要剿灭的恶徒有何不同。威尔逊主义看待世界秩序是一视同仁，不分畛域，不去分辨不同国家有何相对的重要性。美国只问谁是正义一方，即为它而战，不去过问当地局势，也不考虑地缘政治因素。
到了20世纪，美国总统一个接一个宣称美国没有丝毫“自私的”利益。即令不是唯一的目标，美国主要的国际目标是举世和平与进步。本着此精神，杜鲁门总统1949年1月20日在其就职演说中，大方地宣称美国致力的世界目标是“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可以自由以其自认合宜的方式治理本身”。美国不会追求纯粹的国家利益：“我们不追求领土。我们不会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美国将以提供“军事顾问和设备给予自由国家，使之与我们合作维持和平与安全”，“来强化爱好自由的国家迎战侵略之险”。每一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因此成为美国的国家目标，不必去论这些国家是否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两次就职演说中，以更加激越高尚的用词，重弹此论调。他描绘的新世界是王位被推翻、大帝国被倾覆，而新国家崛起。在这一个骚乱中，命运要让美国承担起保卫自由的重责大任，不受地理因素限制，也不计国家利益。艾森豪威尔亦申明，如果有此种考虑就违背了价值体系，在美国传统理念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应一视同仁；“深信保卫自由，就和自由本身一样，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我们对所有的国家与民族都一视同仁、予以尊重，我们不能接受某个种族、某个民族次人一等，可以牺牲的说法。”
艾森豪威尔描述的美国外交政策，与任何其他国家不同，它是美国道德责任的延伸，不是斟酌风险与报酬而产生的事物。美国政策衡量的不是可行性如何（这已被视为天经地义，义无反顾），而是其价值：“历史不会长久把保护自由的负担交给软弱、胆怯之徒。”身为领袖就是奖酬，美国的好处就是享有特权协助别人去自立自助。所信奉的利他主义，没有政治或地理的疆域界限。
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更进一步宣扬美国的无私和对世界的职责。肯尼迪宣称他这一代人乃是世界第一次民主革命的嫡系血缘，并且以激越的言词保证其政府，不会“允许人们一向坚持，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国内外不懈捍卫的人权，受到慢慢侵凌。我们要让每一个国家，不分敌友，都明白：我们愿付出一切代价、承担一切重荷、迎接一切艰难、支持一切友人、抵抗一切敌人，来确保自由长存与成功。”对全球的普遍承诺与任何特定的国家安全利益无关，也不会把任何国家或地区排除在外。肯尼迪动人的结论，恰恰与帕默斯顿首相的名言截然不同。帕默斯顿说，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美国在追求自由时，却没有利益，只有朋友。
到了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1月20日就职时，美国基于其民主的政府体系衍生的对外承诺，已经完全泯除所谓国内责任与国际责任的分野。约翰逊保证，在美国心目中，不分亲疏，一视同仁：
“我们从前称为外来的恐怖危险和麻烦，现在已持续存在我们生命中。如果美国子弟的生命必须牺牲在陌生的地域，财富必须抛撒在那里，那也是我们基于信念必须支付的代价。”
此后，这类谈话常被引为例证，指责美国犯了强权自大症，或者是追求霸权而伪善地借口掩饰。类似的轻下断语的嘲讽，误解了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是天真朴实，并且由这份天真朴实中产生动力做经常的努力。多数国家走上战场去抵抗对其安全具体的、能界定的威胁。本世纪里，美国投入战争（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大体上都是以集体安全代理人的身份，挑起道义责任去抵抗侵略或不公正。
这份承诺在青年时期曾目睹慕尼黑悲剧的这一代美国领袖身上，特别明白。深深烙印在他们心灵上的教训就是，不论侵略发生在哪里我们都将在更加险恶的环境下去抵抗它。从赫尔以降，美国历任国务卿都重申此一论点。这是艾奇逊和杜勒斯都同意的一点。根据地缘政治观点去分析共产党征服某一遥远国家会带来何种特定危险，被认为不及下列两句口号重要：理论上要抵抗侵略，以阻止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获胜，更加强了美国决策领袖的信念，认为不能再容忍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
这一段时期的政策文件和官方声明显示这个信念大体上没人质疑。1950年2月，朝鲜战争爆发四个月前，国家安全会议第64号文件即认定，中南半岛是“东南亚一个关键地区，正面临即时的威胁”。这份备忘录揭示着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的诞生；根据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预测，如果中南半岛沦陷，缅甸和泰国即将不保，并且“东南亚的局势将陷入重大危险”。1951年1月，腊斯克宣称：“对我们尽力追求现行路线的忽视，将对我们在中南半岛利益造成灾祸，结果亦将波及我们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利益。”前一年的4月，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文件也认定，全球均势在中南半岛受到考验：“克里姆林官掌控的地区若是再有任何重大扩张，行将导致不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大力量去抵御克里姆林官。”
但是，这份文件暗示，每次共产党得逞就是克里姆林宫又扩大了地盘，这句话正确吗？尤其是考虑到铁托主义的经验时，这句话还能成立吗？若是中南半岛又被纳入共产主义阵营，就会推翻全球均势，这句话对吗？由于这些问题没被提起，美国从未认真处理地缘政治的现实：在东南亚，美国已经发展到对全球承诺过分延伸的地步——这正是李普曼早先曾提醒要小心的（详见本书第十八章）。
事实上，威胁的性质有极大的差异。在欧洲，主要威胁来自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在亚洲，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来自次等大国，它最多只能算是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