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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河北省、北平和天津等地的地盘问题。在北伐战争最后阶段,冯玉祥派鹿钟麟指挥韩复渠等部战胜奉军,进兵河北、直取平津。因为鹿钟麟和韩复渠都是河北人,抱着打回老家去的愿望,都有取得地盘的迫切要求。
冯玉祥以长期于局促西北脊苦之地为由,早就有向外发展的野心。他曾对人说:“我们连个出海口也没有,向国外购买一些军事装备太不方便,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虽然蒋介石已经把山东的地盘许给冯玉祥,由于胶东和济南都被日军占领,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份。
相比之下,河北乃至平津地区和山东一对照,远非河北、平、津地区富饶。冯玉祥认为他的部队在和奉军作战时付出的代价最大,论功行赏,也应该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去年5月阎锡山在石家庄和蒋介石会晤时,却使冯玉祥的希望落了空。阎锡山说:“请你翻开历史看看,那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
倒戈将军的“美名”,蒋介石怎能不晓,阎锡山的话让他起了戒心。他们经过一番计议之后,蒋介石密定把河北及平津地区划到阎锡山的名下。为了安抚冯玉祥,蒋介石把北平市长一职给了冯玉祥的部属。而北平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都是阎锡山的人。实际上真正统治北平的却是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
后来蒋介石为了敷衍冯玉祥,在河北及平津地区分配没有揭晓之前,蒋介石装模作样征求冯玉祥的意见。冯玉祥对这类问题,虽然内心十分迫切,但是表面上向来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唯恐别人说他是争权夺利。真可谓:想做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
冯玉祥表示一切以蒋意志为意志,自己绝不居功自傲,以示对蒋介石的尊重。蒋介石大赞他虚怀若谷并趁机说出把河北、平、津地区交给阎锡山的主张。他的理由是:第二集团军拥有:鲁、豫、陕、甘、宁、青六省,以不为少。而第三集团军才不过冀、缙、察、绥四省,以不为多,二者相比,也属人之常情。
况且,平津两地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万一处理不好,难保不造成第二个济南惨案。蒋介石说冯玉祥性情刚直,不宜于外交折冲。而阎锡山外柔内刚、善变,故交给他。冯玉祥当面对蒋介石的话不便发表异议,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事后,冯玉祥在新乡对部队讲话说:“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多。”口号喊得很漂亮,其实是满腹牢骚。冯玉祥内心对蒋介石和阎锡山是极为不满,由此产生的裂痕,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随着对自己不利局面的出现,这种心情因此而加剧。
其二,是军队编遣问题。去年七月,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在北平汤山商议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冯玉祥途经保定时,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同时也是为了收买人心,发表了一个通电。大意为: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
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蒋介石提出全国共编50个陆军师的指标{东北除外},要大家进行讨论。冯玉祥抓住时机率先提出了一个准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
随后,冯玉祥又根据这个准则出台了一个方案。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12个陆军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陆军师。其它不属于集团军的部队各编八个陆军师。冯玉祥以为,他的第二集团军兵员最多,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论道理应该多编几个师。
可是他又一想,如果按照自己的编遣准则,第二集团军的人数要占第一位,就要超过第一集团军。这样做必然不会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随后他又折中,把第一、第二集团军的人数拉平,把第三、第四集团军的人数压低,以其达到自己的目的。
原以为通过蒋、冯的团结为中心,拥有强大的震慑力量。谁知蒋介石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阎锡山猜出了蒋介石的心思,他趁机抛出了另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十一个陆军师,并额外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亦为十一个陆军师。
不言而喻,这个中央编遣区,自然要由蒋介石掌握,无形中蒋介石手中将有二十二个陆军师。这个方案表面上看,是抬蒋压冯,而骨子里还有离间蒋介石和冯玉祥关系的作用,可谓一石二鸟。蒋介石看到这个方案对自己有利,即便他猜到阎锡山的心思,也要大力推崇。
蒋介石授意何应钦积极支持阎锡山的方案,而李宗仁和白崇禧对此案亦表同意。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冯玉祥的提案遭到多数人的反对,阎锡山的提案得以顺利通过。冯玉祥遭此打击,正式开会时,即称病不再出席。而阎锡山并未放过他。趁此机会到处说冯玉祥的坏话。说他如何反复无常,如何不讲信义,使冯玉祥陷入孤立。
冯玉祥托病不出,故招鹿钟麟来南京,拟令其代理军政部长一职,以便借故离开南京。但因鹿钟麟是内务次长,不能代理部务,冯玉祥有些无可奈何。这期间,蒋介石明知冯玉祥是在托病,仍然携带宋美龄前去探望两次,以示关切和慰问。有一次,冯玉祥正在和部署谈话,忽闻孔祥熙来访,便赶忙卧床蒙上大被,并呻吟不止。外人都认为冯玉祥得的是心病。
冯玉祥这次在南京盘算的很周密,没有想到遭受到滑铁卢。本来想与蒋介石进一步结合,以便在国民政府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同时能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保持自己的强大的实力,已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不料在编遣会议上遭到失败,使他看清了不可能再和蒋介石合作下去,于是在早春二月的季节,冯玉祥以养病为借口,趁机离开了南京。
冯玉祥前往豫北辉县百泉村暂时躲避,至此拉开了冯玉祥和蒋介石决裂的序幕,并为日后几百万人,逐鹿中原并展开残酷的杀戮埋下了伏笔。而冯玉祥的叛逆,也同样给阎锡山创造了机会,一个联手反蒋的机会。
第九十四章 乱局2
属下进来又禀告:“阎长官,已经得到确切情报,冯玉祥离开南京,已经到达豫北辉县百泉村暂住。”阎锡山眉头舒展开来,自言自语嘟囔道:“真是天助我也。”阎锡山马上接说:“电令,命傅作义部立即整编,在43师的基础上扩编为43军,并由傅作义担任43军军长。”
阎锡山又说:“电令,驻扎在绥远、大同、河套地区的135旅,扩编为35师,驻扎在天镇的15师更名为36师,驻扎在忻州、朔周、定襄县、五台县等地的保安部队,扩编为37师。35、36、37师组成44军,委任穆亚平担任军长,并统领山西北部乃至绥远等地区的军务、政务,命令下达即日便生效。”
由于穆亚平这个异类的出现,原有的历史出现了小小的涟漪。鉴于穆亚平在绥远地区的所作所为,阎锡山大加赞赏之余,自然要委以重用。因为阎锡山若想逐鹿中原,必然要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而穆亚平自然成为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穆亚平从草原回来不久,突然接到如此利好消息,自然高兴万分。随后整编工作开始有条不稳进行。穆亚平获得更大的权力的同时,他最大的企图就是不去干涉阎锡山的所作所为,并为日后获取更大的利益,创造必要的条件。
早在去年就有人背后猜测穆亚平的行为,不断地在阎锡山面前说他的坏话。老奸巨猾的阎锡山,经过仔细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是:保安司令是自己亲自委任的,穆亚平采取的剿匪行动,事先征求了自己并得到允许,穆亚平完全是尽职尽责而且做得非常出色。至于穆亚平在河套地区屯垦开发,也是自己首肯的。
穆亚平所做的一切,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对阎锡山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另外,最让阎锡山赞赏的是,穆亚平没有政治野心,而穆亚平提出的主张,大都在商业和经济发展方面,这是让阎锡山最满意、最欣慰的,由此穆亚平成为阎锡山的心腹也就顺理成章了。
目前阎锡山已经暗自扩编到10个军,但是每个军都没有齐装满员。面对扑朔迷离的编遣裁军,阎锡山首先整合自己四个军的嫡系部队。无形中穆亚平成为嫡系部队的一员。阎锡山现在做两手准备,他要静观其变。他相信冯玉祥绝不会坐以待毙。
果真如此,三月初,鹿钟麟被阎锡山招到百泉村。辉县位于河南和山西交界处,北濒太行山脉。而百泉村位于辉县西北方向大约5里地,此处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有众多的古建筑。冯玉祥躲在百泉村暂避,还有一个原因是,辉县南部的新乡是西北军临时司令部所在地。
鹿钟麟自北洋新军与冯玉祥相识后,便跟随冯玉祥戎马征战,并成为冯玉祥得力的干将。目前他的职务是,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次长。这次鹿钟麟被招到百泉村,他还兼任另一个使命,就是李宗仁和白崇禧让他探一下冯玉祥的口风,希望商讨联合反蒋的事宜。
鹿钟麟顾不上旅途的风尘,一见面边说:“由于编遣问题,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李、白二人委托我前来告知,是否联合起来倒蒋,我认为现在是最好时机,请部长定夺。”
冯玉祥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现在站出来反蒋,于情于理都不合时宜,我不希望别人说我不义,还是看看情形再说。”其实冯玉祥的心思不言而喻,蒋桂一旦爆发战争,得利最大的是他,关键时刻蒋介石肯定有求于他,趁此良机,他的势力可以进入江南地区。
另外,蒋桂爆发战争,必然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到时候他再站出来收拾残局,那将是何等的壮举,眼光的短视,让冯玉祥错过了一次最好的机会。无形中给蒋介石争取了时间,以至于蒋介石利用军事、政治手段,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他们,表演了一番高超的才华。
鹿钟麟当然看出了冯玉祥的心思,并对蚌埠相争、渔翁得利也非常赞同。二人又密谋了一阵,鹿钟麟似乎想起什么说:“据报,驻扎在宝鸡的王德彪部,正在大力屯田和兴办工厂,这小子想长期扎根了,莫非此人想占地为王?”
冯玉祥说:“王德彪是在五原投奔的我。当时他投奔我人马就有两千多人,而且兵强马壮。当时在征战陕西、兵出潼关以及鏖战河南时,都表现的非常出色。虽然期间有擅自采取军事行动的嫌疑,但是基本上没有出格。此人谋略平庸,不用担心。”
鹿钟麟说:“我听其他将领说,此人非常有钱,而且和杨虎城走得很近。”冯玉祥说:“孙良诚在我面前时常夸他,我猜测王德彪肯定用钱收买了孙良诚。坦率说,整个西北军,王德彪部最有钱,而且武器装备都是最好的。你要知道,一个师骑兵部队消耗的给养,超过两个陆军师,我百思不得其解,王德彪哪来这么多钱?”
鹿钟麟赞同说:“是呀!其他部队都羡慕他。这小子居然有钱屯田和办工厂,真是人不可貌相。我建议把他调到河南来控制他。”冯玉祥摇摇头说:“如果他向我要军饷、给养怎么办?我拿什么给他?现在是非常时期,尽量避免内讧。毕竟王德彪部是半路投奔我的,应以安抚为主。另外,电令孙连仲部,可以监视他,但是不要擅自采取行动。”
三月初,蒋桂大战一触即发、不可避免。说起新桂系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要从北伐战争开始时谈起。当时,蒋介石率领部队打到长沙时,主动与李宗仁拜把,蒋介石为兄,李宗仁为弟,并放言:“同心一德、生死系之。”蒋介石笼络人心的手段可见一斑。
可是好景不长,仅仅一年半时间,兄弟便反目成仇。李宗仁、白崇禧都是广西人,其部队成员也是以广西人为主,故称桂系。说到底矛盾的焦点还是部队编遣问题。北伐战争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都得到扩充,1928年底,全国军队总人数已经达到205万人。
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为了消除异己,并以北伐战争已经结束、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提出裁减军队及编遣方案,其目的就是消弱别人、壮大自己。
这个方案深切的触及了各个军阀的根本利益,这个年头有枪就是草头王,已经俗称定律。不出所料这个方案遭到反对和抵触。于是,蒋介石采用逐个消弱的办法,首先挖第四集团军的墙角。蒋介石开始动手在湖南培植亲信,趁机夺取湖南的地盘。
三月中旬在武汉第四集团军司令部,李宗仁面对众军官气愤说:“蒋介石为了达到削弱我们的目的,已经在湖南动手,以便夺取湖南,现在我们和蒋介石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境地。我已经和冯玉祥达成共识,联合反蒋,届时冯玉祥会策应我们,我决定举兵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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