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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诧异地问：“他怎么变成这种声音了？”
我苦笑：“我已经听惯了。”
马光发是个粗人，他看了我一会儿，脸上逐渐堆满了坏笑，低声说：“是不是你小子想独占花魁，夜里把余阳给阉了？”
我强忍住笑，“滚你的蛋吧，是他自个儿把自个儿给阉了。”
其实，汪虹也非常愿意和余阳聊天。
很自然，哪个女性不喜欢一个男人对自己的熨贴、呵护和关爱呢？尤其是向余阳请教有关英语语法的一些问题时，他旁征博引、循循善诱、举一反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常令汪虹喜不自禁——这个地方真来对了！不仅有不用花钱的房子，不用花钱的三餐，而且还有不用花钱的TAXl，不用花钱的英语老师！
她当然要喜不自禁了。
欣喜之余还有些后怕——为她当初的孟浪后怕。那天她之所以没有去陈妍家，以至让余阳输了个一塌糊涂，是因为在地铁里碰到了她在布拉格的小情人。当年她在布拉格与小情人相识相爱，却又在回国途中莫斯科——北京的国际列车上认识了大情人，同样又是一番难舍难分。小情人小她三岁，大情人大她十岁。大情人在罗马尼亚做贸易，三番五次来信来电话邀她去布加勒斯特共同发展。她委实难以决断——既舍不下小情人的单纯可爱，又无法割断对大情人那种成熟男人的迷恋。最终，她还是在小情人的哭声中登上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国际列车。半年后，当她满身疮痍一无所有地回到布拉格时，小情人已不知去向。
她万念俱灰，下决心把自己嫁掉，于是便去了荷比卢德法，然而毫无斩获。正在她流离失所，提着大包小包准备去两个素昧平生的男人那里投宿的时候，却与音讯皆无的小情人在地铁里不期而遇。
能不让她悲喜交集？
小情人告诉她，自她狠心走了以后，他视布拉格为伤心地，只身前往捷克南部一个美丽小城，在那里开了一个专卖中国纺织品的小商店。
“你能跟我去吗？”小情人怯怯地问。
汪虹热泪盈眶，当即决定前往。
在小城，两人过了三天昏天黑地的爱情生活。汪虹觉得美极了，所有的烦恼都被她忘得光光的。
但小情人并没有忘。
第四天，他们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争执。小情人生气了，借题发挥，把汪虹抛下他去布加勒斯特这段永远的把柄端了出来，痛骂之后让她立即滚蛋。
于是才有了我们在大马屁股底下接她的一段事。
她明白，她和小情人的爱情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大家面对的都是严峻的生存压力。如果为了一段明知不会有结果的浪漫而与我们失之交臂，后果也许会是灾难性的。
当然，这些都是汪虹在以后的日子里告诉我的。当时，我们之间的话并不多——哪个女性会喜欢和一个不修边幅、粗声大气、经常恶言恶语的刻薄男人说话？
看着汪虹和余阳一个切菜，一个剥葱，一个刷锅，一个洗碗，乐乐呵呵，亲亲热热的样子，我只有用李敖的四句诗来解嘲——
老夫古怪，
小姐海派。
去他的吧，
大爷不爱！
几天过去了，她对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的“我们”主要应该是我，对余阳，她已经足够了解了。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在布拉格的日子，她仍念念不忘地说：“和余阳在一起真好。”
无限神往之状溢于言表。
可不是嘛，上下车要为她开车门，吃饭要为她布菜，所有的活儿都替她做——包括熨裤子。
能不“真好”吗？
我笑话余阳，余阳一撇嘴，说你懂什么呀？这叫“真他妈。”
慢慢地，她也跟我话多起来。她认为我虽然长得凶神恶煞，其实并不可怕；虽然言语刻薄，心地还算好；虽然不像余阳那样“真他妈”，但是挺仗义。
重要的是：我是老板。
一天夜里，已经11点多了，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说要找汪虹。电话就在我床头，我便躺在被窝里喊她。
她来了，穿着睡衣，说声谢谢，便拿起了电话。
谈话不够愉快。
大致可以听出是对方在向她索债，她不停地解释，对方仍然不依不饶。最后她烦了，也因为我在旁边，有点窘。说：“我这不刚从荷兰回来嘛，这样吧，我手里还有些荷兰盾，明天换了美元一准儿给你。别烦了好不好？这么晚了，不要打扰人家睡觉。”
扔下了电话。
却不走，怔怔地站着。
我问：“出什么事儿啦？”
她摇摇头。
“欠谁的钱？这么逼债。”
她迟疑了一下，“我姐夫。”
我愣了半天，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便问：“欠他多少钱，我来帮你还吧？”
她吃惊地看着我，慌忙说：“不用不用，谢了，Goodevening。”
去了。
第二天晚上，汪虹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大塑料袋，领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来了。她介绍说这是她姐夫。原来，她把昨天夜里逼债那主儿给领来了。
那爷们儿一口天津话，嘛嘛的，听着特烦。
我们吃过饭了，余阳便问汪虹吃了吗？汪虹那时已经跟余阳熟到一点客气都不用讲的程度了，说没吃，跑了一下午，要饿死了。
余阳问：“蛋炒饭行吗？放点国内带来的腊肠，再弄一个榨菜肉丝汤。”
汪虹说：“好的好的，拜托你快一点。”
余阳说：“快得很，你先给姐夫沏一杯茶——我床头有铁观音。”说罢，扎起围裙便丁丁当当弄了起来。
余阳平素小气得很，带了点四川腊肠，我们都很少吃。那罐儿铁观音更是当宝贝似的供在床头，我从来没喝过——我也没见他喝过。这回倒好，全拿出来孝敬姐夫了。
那爷们儿连吃了三大碗，打着腊肠嗝走了。
汪虹把大袋子放到桌上，打开，原来是一袋子水果。有葡萄，有香蕉，还有猕猴桃。
“来，余阳田力，吃水果。”她说。
余阳兴致勃勃地挑了个猕猴桃，一边剥皮儿一边问：“发财啦？”
汪虹笑了，但只是一刹那，阴云又布满了脸。“到哪儿发财去？我们要分别了——我大姑给我找了个工作，去给一个北京老板打工，明儿一早就得去。”
“给多少钱呀？”余阳问。
“一千美元一个月，包吃包住。”汪虹说。
“行呀！”余阳两眼放光，“工资不低呀。”
“我不愿意去。”她幽幽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车送她去打工的地方。是在布拉格四区，一座挺大的HOUSE，还有一个挺大的花园。
我在门口停下车，对汪虹说：“有事儿就打电话。”
汪虹说：“那没事儿呢？”
我笑了，“没事儿当然也可以打。”
“那好，再见。”她伸出手来。
余阳已经下了车，殷勤地帮她拎着东西，俩人一块儿走了进去。
回去的路上，余阳一句话也不说了。
汪虹打过几个电话来，没事儿，都是闲聊。说她一点也不忙，就是平时接接电话，客户来了做做翻译什么的。
我说那不挺好吗？
她说好什么？一点不快乐。
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她又打来电话，是余阳接的。两人先嘀嘀咕咕了一大顿，英语也用上了，然后余阳说汪虹要找我说话。我接过话筒，汪虹直截了当说想到我这里工作，工资多少都没关系。我说为什么？你那儿多轻松。她说老板太差了，一点文化也没有，不带脏字儿不说话，吃喝嫖赌都占全了，一发脾气就骂人。
我问余阳怎么办？
不用说什么事儿——他明白着呢。
余阳叹口气，“那老板也实实在在是个混蛋，汪虹怎么能在那儿呆呀？受气还不受死？你是老板，你决定吧。”
我想了想，对汪虹说：“来吧。”
我之所以同意汪虹来，主要是想借重她大姑在捷克的关系。有这样一个人物相助，我们在捷克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说起汪虹的大姑，又是一段故事。
第三章 天涯路
汪虹的大姑中国名字叫汪如珍，50年代的北大高才生。那是一个清澈的时代，新生活刚刚开始，人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虽然去哪儿不知道，但都确信我们走在大路上。就像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唱的那样：谁要是能够为胜利而奋斗，就让他同我们一起来歌唱；谁要寻找，就能得到。
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快60岁了。但她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尤其是走起路来，真正是健步如飞，我们都跟不上。从她现在的模样，不难想象当年是如何的艳绝惊人。她性格爽朗，快人快语，由于在欧洲呆久了，让中国人感到有点傻。她十分关爱同胞，到处扶危济困，在布拉格华人社会大名鼎鼎，颇有一柱擎天的气势。她不止一次地对我回忆起50年代，虽然物是人非，但眷恋依然。那时，她和几乎所有的青年人一样，穿布拉吉和列宁装，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积极要求进步，因此，她也是共青团员。但是，由于校里校外来找她的男同学特别多，而且她似乎跟谁都情意绵绵，也经常要在团员大会上深刻检讨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就在这时，她的白马王子出现了。
白马王子名叫瓦哈洛，为了便于中国人称呼，他起了个谐音的中国名字“吴和”。他是中苏蜜月时期从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派来的留学生之一，专修古代汉语。据说吴和的家族在捷克历史上就以研究语言而著称，薪火相传到这一代。
吴和将近两米的个头儿，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得一塌糊涂。用当今的时尚语来形容，那真是既“帅呆了”又“酷毙了”。
我没有问汪如珍她是如何与吴和相识的。也许是在周末的舞会上，也许是在黄昏的未名湖畔——这都不重要。以汪如珍的艳绝惊人和吴和的英俊高大，两人都在各自的第一时间发现了对方，迅速堕入爱河，很快便开始谈婚论嫁。
彼时不同于此时，中国姑娘嫁老外的少极了，真如凤毛麟角一般稀罕。哪儿像如今，各色老外不论穷富黑白老少，只要有意，来中国转一圈儿就能挎个美人儿归。而且，就像一位音乐家说的那样，50年代的流行歌曲都要比如今的流行歌曲高不止一个档次。同样，彼时的嫁老外也比此时的嫁老外高不止一个档次。彼时嫁老外只有一条：爱情。此时的嫁老外有许多许多条——洋房、汽车、财产、国籍
只少一条：爱情。
而且汪如珍并没有觉得是嫁老外——夫君姓吴名和，说一口地道的汉语，唐诗宋词张口就来。除了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以外，简直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呢。
她也不觉得远渡重洋是去异国他乡——不，只是转移了阵地而已。斗争的目标、革命的任务都没有变。每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都在吼着光未然先生那气壮山河的歌——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帝国主义反动派妖魔鬼怪，怎禁得革命怒潮排山倒海？别看它纸老虎张牙舞爪，戳穿它敲碎它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联合起来！
汪如珍先和吴和联合起来。
她随同夫君乘国际列车来到了风光旖旎的布拉格，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国籍，随夫姓更名为瓦哈洛娃，在捷克著名的查理大学教授中文。领一份既不菲薄也不丰厚的薪水，过着平凡宁静的日子。
很快到来的中苏交恶虽然致使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严重分裂，却丝毫没有影响这对异国夫妻的安定生活爱情远比政治坚强。他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瓦哈洛娃兢兢业业地教书授课，夫君则一本接一本地翻译《诗经》《史记》。
生活并不很宽裕，但安静祥和，波澜不惊。
我为瓦哈洛娃庆幸，庆幸她在50年代中期便离开了祖国。她因此而幸运地躲过了随即便纷至沓来的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政治运动——反右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人间浩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她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她浪漫的生活方式，以她的言谈举止特立独行以及美貌，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不会放过她。有一次我们闲聊，我对她说，如果你在国内，你至少会拥有以下几顶帽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以及“破鞋”。
她不懂为什么要称为“帽子”，我解释说这是你离开祖国后汉语里的许多新词汇之一，也可以当“荣誉称号”讲。你若连这个词儿都不懂，那你就更无法理解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