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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红颜-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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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其实我们这里是不需要人的,不过田大哥说话了,一定是关系很近的人。那就来吧,包吃包住,一个月四百美金,小费归自己,你看行吗?”
    我再三感谢。
    回到家里,我把这事儿一说,唐静姝欢呼雀跃,西门大官人却拉着脸儿不说话。我心想这倒怪了。到了晚上,西门大官人跑到我屋里,掩上门,低声说:
    “那事儿不行。”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饭店是什么地儿?来的人干什么的都有,我怕没几天小唐就让人给勾了去。除非我也去。”他说。
    我说你他妈没出息大发了,我再也不管你们的破事儿。但咱们说清楚,我这儿也不是你们一辈子的食堂,你们两个看着办吧!
    后来,唐静姝告诉我,在希腊的时候,有一个希腊小伙子对她特别好,是个海员。西门大官人警告她不许来往,说:“小心我弄死你!”
    她害怕了。
    我也明白,西门大官人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投,工作早没了,哪儿还有人要五十多的老头儿打工?
    没有唐静姝,他只剩一条死路。
    我要回国一段时间,我告诉西门大官人和唐静姝,他们必须找地方住了,也就是说免费的旅馆和免费的餐馆要结束了。
    “你走好了,我们就在这儿等你回来。”西门大官人挺高兴。
    “不可能,因为我要退掉这套房子。你愿意住也可以,从下个月开始你交房租。”我说。
    实际我并不会退掉房子,但实在烦了。
    “不不不。”西门大官人连忙摆手。
    他嫌这套房子租金太贵,要去找人拼住。
    回国的日子临近了,有一天我晚上回来,只见家里一片狼藉,像进来了贼似的。再一看,我新买的毛毯,新买的被褥以及一部份厨具都没有了。桌上放着个纸条儿,是西门大官人写的,说他们找到住的地方了,今天就搬过去,拿了你点东西,实在没办法,请你原谅。
    半年以后从国内回来,再没见过他们的面,倒是听到过有关他们的消息:有朋友说西门大官人曾在一个小市场练过几天摊儿,大伙送他一个绰号叫“老革命”。生意很差,不练了,不知到哪里去了。也有朋友告诉我说他曾受雇于一个华人小老板,帮他在市场里看摊儿。按说这是个清闲活儿,但他却有一个大问题:那时他刚把那只眼的白内障也做了,不知怎么搞的双眼都变成了远视,近处看东西是模糊一片,三步之内连唐静姝也认不出来。非得倒退十步以外,才能知道谁是谁。一有顾客来,他就大步后退。顾客纳闷儿,以为他脑子有毛病。慢慢的,谁也不来光顾。很快,他被老板辞了,不知去向。
    有一年秋天,是个下午,阳光暖暖的。我在布拉格城边儿一个颇有历史的餐馆跟朋友吃饭,——这家餐馆的牛排特别地道,是纯正的英国口味。
    吃罢饭出来,我从停车场开出车子,在路口等着上路。这时,我忽然看见唐静姝正搀扶着西门大官人缓缓横穿马路。他们走得非常慢,小心翼翼,如同盲人一般。唐静姝依旧很漂亮,但已经憔悴了许多。西门大官人则是两鬓斑白,衣衫破旧,步履蹒跚。
    几年不见,真是一个老人了。
    我望着他们渐渐远去。
    后面的车轻轻按了一下喇叭,在催我了。
    我拐上大道。
    
     
   
尾  声尾  声


    1995年的春天,余阳已经回国重执教鞭,只有汪虹还跟我在美丽的波希米亚四处奔波。虽然辛苦备尝,但也总算赚了些钱。此时,她的理想是嫁到德国去。机会似乎又一次来来到身边,一伸手就可以牢牢抓住。然而,命运又跟她开了一个近似残酷的大玩笑。
    1995年的深秋,国内一个省纺织公司的副总经理带着英语翻译来到布拉格。他们是来和我合作的,因此我必须陪他们日以继夜地看脱衣舞,逛妓院。当时,我的捷语水平还完全不能应付这类特殊场所的需要,只能请汪虹一同前往。结果是一应杂务一一向妓院老板询问服务项目和价格、替官员回答脱衣舞女的问话等等都由她来完成。当时,她的大姑瓦哈洛娃又给她找到一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德国人,是汉堡一所中学的校长,太太去世了,想找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女子携手人生。年龄当然已经不小了,但财产也颇为可观。先不说校长的年薪——千万不要同中国的校长比——就说校长在汉堡的豪宅——一座三层的大HOUSE,就值几百万马克。汪虹已经和校长通了几次电话,校长十分满意,当即寄来了邀请书和经济担保,请汪虹在12月份去德国见面,共渡圣诞和新年。我提醒她一定要准确地找到校长的家,不要重蹈在荷兰的覆辙。她笑着说这回保证万无一失,因为我不但有他家的详细地址,而且——她笑不可支——我大姑也害怕我再闹荷兰那样的笑话,决定亲自押运我到汉堡。
    我放心了。我对汪虹说,那你就站好最后一班岗吧。汪虹说那没问题,只是这最后一班岗怎么改到妓院里站了?我严肃地批评她,战士还能自己挑选在哪儿站岗吗?少奇同志当年和时传祥说的话忘记啦?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在为人民服务。领导同志去嫖妓,你去做翻译,也只是分工不同。
    汪虹笑了,说你就贫吧。
    忙里偷闲,瓦哈洛虹去德国驻捷克大使馆签证。校长的邀请书和经济担保真管用,二话不说就给签了。两人定好了启程的日子,三天后乘火车去汉堡。
    晚上,我和汪虹陪副总经理二人从夜总会回来。人困马乏,赶紧休息。凌晨四点,我们又前往距布拉格有一百公里的一座小城考察市场。去的路上那位翻译就闹着要开车,我说天太黑,而且有小雨,等回来时再说吧。
    到了小城已经天亮,市场刚刚开。副总经理看了看商品价格和销售情况,又在小城四处转了转,见远没有脱衣舞有意思,便说回吧。
    上了车,翻译又说要开。我说等等,等我上了欧洲四号公路你再开。不多久上了四号公路,我停下车,说你开吧。
    翻译喜滋滋地坐在驾驶座上,汪虹说你行吗?他骄傲地一笑,说有本儿。我也真困了,便仰在后座上打盹儿。
    也就十分八分吧,听得汪虹尖叫:“呀!呀!你往哪儿开!”睁眼一看,汽车正向路边的一棵树冲去。也就是一瞬间的工夫,汽车撞到树上又翻进沟里。我眼一黑,登时昏了过去。
    真得感谢捷克完善的医疗救治系统,我们在第一时间被救护车送往最近的医院,而医院在救护车未到之前已经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救护车一到,我们就被抬到各个处置室,进行详细的检查和抢救。
    四个人中汪虹的伤最重:第七颈椎骨裂;副总经理其次,双耳根被深度撕裂,手臂骨折,并疑为颅内出血;我排第三,胳膊吊起来了,前额的皮撕开遮住了眼睛,缝了十几针。
    肇事的翻译没受一点伤。
    捷克科学院的一位院士亲自为汪虹主刀,从她身上取下一块骨头,劈成片儿,塞进裂开的颈椎里,再用不锈钢钉固定。
    在她住院期间,副总经理带着翻译逃之夭夭。
    她不可能去汉堡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后,戴着坚硬的塑料颈套,步履维艰地经赫尔辛基回国。
    神采飘逸,精力十足的瓦哈洛娃天天早出晚归。我曾认为是喜欢安静的吴和嫌她在家闹得慌,因此天一亮就请她出门,不到晚上不许回来。我确实在中午的麦当劳看见过她,一个人飞快地吃着炸薯条和汉堡包。我对汪虹说,你大姑就像一只玩具狗,每天早晨你大姑夫拧紧发条往门外一放,她就自己玩儿去了。等晚上回来,发条早没劲儿了,安安生生睡觉。汪虹说你这是污蔑。
    中秋节的晚上,瓦哈洛娃给我打电话,说要到我这里来玩儿,还说有月饼送给我。我知道她又想疯一夜,捷克人喜欢安静,我这儿是一独立的大HOUSE,扰不着四邻。我说你来吧。
    她来了,带了一包月饼和两个中国朋友。我也懒得听她介绍,就切月饼吃。汪虹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又找了几袋花生米、杏仁之类的东西下酒。
    几杯过后,瓦哈洛娃说咱们唱歌儿吧?大家都响应,说你先唱你先唱。瓦哈洛娃也不推辞,清清嗓子便唱了起来——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月亮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半夜了,我没精神陪她,便自己去睡觉了。可怎么能睡得着?瓦哈洛娃把50年代的流行歌曲几乎挨个儿唱了一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了咱农庄
    早晨起来,人一个也不见了,桌上杯盘狼藉——敢情儿半夜还做了一顿饭吃。
    她就是这么一个快乐而又精力充沛的人。
    可是竟得了癌症。
    直肠癌,发现得也不算晚。在布拉格做了手术,大夫说手术很成功,但必须辅之以化疗。
    她了解化疗的后果一一脱发,浮肿。
    她拒绝了。她不能接受自己以一个脱发、浮肿的形象出现在亲朋好友面前。可以死,但不能不美。
    布拉格经常有国内各种神人出没,练武的、算卦的应有尽有。其中有一位包医百病的气功大师,是从陕西省来的。学问深奥,功夫不凡,在病榻前为瓦哈洛娃发了两次功,瓦哈洛娃自觉通体舒泰,病痛全无,真像换了一个人。她高兴极了,决定就接受这位大师的气功治疗,让可恶的化疗见鬼去吧!可这位大师马上就要回西安了,瓦哈洛娃毫不迟疑地跟随他来到西安,继续接气。吴和对此颇有些忧虑,但看瓦哈洛娃如此执着,也就由她去了。这时小丽丽已经从查理大学法律系毕业,刚刚注册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母亲病重,只能关门陪护母亲一同来到西安。
    这位大师收费十分昂贵,好在瓦哈洛娃这些年也挣了不少钱。接了几个月气,病情日趋严重,已经不能行走,骨瘦如柴。当时我正在国内,曾专门前往探视,见她这般形状,知道已快不起。但瓦哈洛娃还十分乐观,问我生意近来如何,还说治好了病再去我的HOUSE唱歌。
    我只能点头称是。
    又过了些日子,我已经OK了回捷克的返程机票,突然接到小丽丽从西安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母亲已于昨夜病逝。由于都是早已料到的事,因此小丽丽也不是过分悲伤,只是通知我一下,说她和父亲明日乘飞机到北京。
    我赶紧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把我的机票延期。第二天一早赶到首都机场,接到了小丽丽父女,而快乐的瓦哈洛娃女士已经被拎在手提包里。
    我先陪他们去捷克驻北京大使馆办手续,因为瓦哈洛娃早已入了捷克籍,必须通知捷克使馆。然后又跑到中国外交部领事司,通知他们捷克共和国公民瓦哈洛娃在西安逝世。中午12点半,我们才在餐厅里就坐。
    我为小丽丽点了大虾,我知道她非常喜欢吃虾。吴和只点了鸡腿和一个素菜,别看他懂古汉语,但在吃的方面远不如他的女儿有中国味儿。小丽丽特别能喝酒,我问她喜欢喝什么酒,她说五粮液非常好。于是又要了一瓶五粮液,大家便吃喝起来。
    我不知怎么又想起了瓦哈洛娃,想起我们在一起时的情形,想起她起早贪黑地在外面挣钱,华人嫌她“黑”,都叫她黑人领袖,也有称她为温妮…;曼德拉的。得病前,她刚刚在布拉格黄金地段买了一座GardenHouse,在此之前她已经买了两处公寓了。没有瓦哈洛娃,吴和和小丽丽根本不可能活得如此滋润。
    望着没有一点忧伤、又吃又喝、谈笑风生的父女俩,我心里突然沉重起来。
    吴霞精明干练,小玉虽然有点儿懒,但人老实。大包儿滚不成以后,两人在布拉格从练摊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往前走,还真赚了不少钱。按说不错了,但吴霞心高。她不甘心永远批别人的货靠拼缝儿挣钱,她日夜都想自己过大货当老板赚大钱。以前没钱,也就是瞎想。如今有钱了,她就琢磨着付诸行动。
    她瞅准了最能赚钱的皮夹克。
    捷克人都爱穿皮夹克,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冬夏春秋。因为捷克并没有太热的时候,就算是盛夏,一早一晚也挺凉。中国人发皮夹克的并不多,原因是货值太高。一个20尺小货柜装5000件皮夹克,再便宜也得有100万人民币的本钱。可话又说回来,挣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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