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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哈洛娃担心她的客人太寂寞，便带他去美丽的卡罗维伐利温泉城玩儿——一年一度的国际电影节正在那儿举行。
瓦哈洛娃让赵清和汪虹也一起去。
赵清不想去，汪虹硬拽着她去了。
先坐地铁到火车站。在地铁口碰到查票的了——捷克的地铁没人收票，但偶然会在地铁口查票。也不是人人查，专拣那不顺眼的查。伤感的作家正要往出走，查票的汉子挡住了路，用英语说：“对不起，请出示您的车票。”
伤感的作家突然愤怒了，他用英语对查票的汉子大声说：“为什么偏偏查我？你不就是认为我是中国人吗？你错了，我是法国人！”
查票的汉子愣住了，他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要发火？于是彬彬有礼地向这位法国人解释，“首先我并没有认为您是中国人——当然，我也没有认为您是法国人——我还以为您是日本人呢。我的国家赋予我的职责就是站在这里查验车票而不必过问乘客的来历。只要是地铁的乘客，我就有权查票，外星人也不例外。”
赵清咬着汪虹的耳朵：“真丢人。”
伤感的法国人阴沉着脸到了卡罗维伐利，美丽的景致与各国女明星的婀娜身影使他慢慢高兴起来。在一处“NoSmoking！”的标志下面，他潇洒地掏出香烟点上了火。
汪虹和赵清不敢提醒他。
连瓦哈洛娃也不作声。
可是捷克人不怕。刚吸了一口，一个捷克人走过来，告诉他这里不许吸烟，并指给他看那牌子。
法国人又被激怒了，他大声说他不能忍受对中国人的歧视，并再次向人们宣布了他的法国国籍。
烟还是没有抽成——法国人并不能够例外。
大家都兴趣索然，草草结束了游览。
在回布拉格的列车上，沉默不语的法国人突然开了口，他质问般地问赵清：“你们为什么能够忍受捷克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为什么在我对他们的歧视表示抗议的时候不站出来为我说话？我是在为你们争平等呀！”
赵清淡淡一笑，说：“首先我们没有认为查验车票和在禁止吸烟的牌子下面制止不守公德的吸烟者是种族歧视，其次，即便真的歧视中国人我们也不用法国人来为我们争平等。”
大家一时无语。
伤感的法国人走了，他去莫斯科寻找爱情。
美丽的赵清也走了，她去荷兰开辟新生活。
她再次邀请汪虹一同前往，但汪虹没有去——她不具备赵清的勇气。走的那天，汪虹去机场送行，两人在登机口前紧紧拥抱。赵清说：“我一安定了就给你打电话。”
汪虹含泪点头，“我等着你的消息。”
赵清没来过电话。泥牛入海。杳如黄鹤。
第八章 布拉格没有爱情
有一天，瓦哈洛娃来了，后边还跟着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见了汪虹就叫姐。
汪虹吓了一跳，忙问大姑这是谁呀这么生猛？大姑说他姓郎，是从哈尔滨来的，刚到没几天，我正在帮他注册公司办绿卡。今天没事儿，听我说你在这儿，就跟着来了。
就这么认识了。
这小郎年龄虽然不大，才22岁，可阅历满丰富的。家在黑龙江省阿城县乡下，从小就一个人在哈尔滨混，五行八作全懂。别看他没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是却非常喜欢西洋歌剧。他音域宽广，音色优美，音质铿镪如青铜之声，冷不丁来一嗓子，人人都得吃惊。
小郎嘴甜。自打认识了瓦哈洛娃，他就认定了这位老太太能够在异国保护和帮助他，便缠着要认瓦哈洛娃做干妈。瓦哈洛娃说这可不行，用大陆的话讲叫不合国情。可小郎不管，人前人后就干妈干妈地叫。人后没关系，听着腻就是了，人前瓦哈洛娃可就脸上挂不住了——要是在捷克人前也没关系，反正他们也听不懂。可瓦哈洛娃成天和一帮中国人攒，人家听了还以为她真的收了个干儿子呢。瓦哈洛娃说了他几回，人前是不叫了，人后照样，也只能由他去了。如今凭空又添了个姐姐，改在这儿腻了，一天到晚总往汪虹这儿跑。汪虹熨衣服，他也帮着熨，甚至比汪虹熨得还好还快；汪虹摘线头，他也帮着摘，甚至比汪虹摘得还细致还干净。汪虹把服装批发给客户，他帮着按计算器讨价还价。汪虹吃惊，问：“你怎么会干这个？”他微笑不语。吃饭他也不客气，用不着人让，坐下就吃，一边吃一边夸老板娘菜烧得地道，老板娘心里舒服得没法讲。吃过饭就去刷锅，谁也拦不住。刷完锅就又去干活儿，汪虹还歇着呢，他自己干。老板娘真喜欢这勤快孩子，端一杯香茶过去，说：“小郎呀，你还不如来给我打工呢。”小郎抬头一笑，说不，我是帮我姐干呢。
把个汪虹听得心里热乎乎的。
有一天晚上，小郎请汪虹到酒吧小坐。俩人慢慢啜着啤酒，海阔天空地神聊。汪虹问：“你是怎么想起出国的？”
小郎说：“我是先到的俄罗斯。说来话长呀，哈尔滨的俄国人很多，旧建筑也全部是俄罗斯风格，号称东方莫斯科嘛。俄国人多，做俄国人生意的也就多。俄国人来哈尔滨就是买服装，我那时给一个老板打工，干的就是给俄国人批发服装的活儿。”
汪虹笑了，“怪不得你又会熨又会叠，还会讨价还价。”
“我喜欢俄国人，”小郎喝口啤酒，继续说：“他们诚实，让中国人看就是傻，好蒙。中国人骗老毛子的事儿我见得多了，卖给人家的皮夹克，是用墨染的，下点儿小雨就往下淌墨汁，弄得老毛子两手黑糊糊的；卖给人家的文化衫，洗一水抽一截儿，洗一水抽一截儿，弄得人家一个大老爷儿们穿件露脐装满街走；卖给人家的羽绒服，臭得一塌糊涂不说，还疙瘩溜秋的。老毛子左一摸，右一摸，摸出个鸡头来。这还算小意思，一万两万美金让中国人切走的我也没少见。”
汪虹叹气。
“可你看俄国人是什么样？有一天中午，我正和老板在小馆儿吃饭呢，三个俄国人追来要货——都是老客户了。老板说你们先在外边儿等会儿，我们这就吃完了。给他们买了三瓶啤酒，他们就蹲在外边儿喝。就为这三瓶啤酒，我动了到俄罗斯的念头。”
“怎么回事儿？”汪虹问。
“我在里边儿瞅着呢，啤酒早喝完了，可他们不知道该把啤酒瓶扔哪儿。四下看看，也没有垃圾箱。要是咱中国人，逮哪儿扔哪儿，他们不，就在手里攥着。我就想了，他们那国家不定多好呢，穷富先不说，人民的素质多高呀。”
“你于是就跟他们走了？”
“哪儿那么简单呀。我店里经常有一个叫玛拉的俄罗斯姑娘来买货，她家在哈巴罗夫斯克，离哈尔滨不太远。这姑娘可真漂亮，尤其是那双眼睛，蓝蓝的，像大海一样，看不见底儿。她会说几句汉语，我会说几句俄语。她比我大三岁，叫我弟弟，我叫她玛什卡姐姐。玛什卡是她的爱称。她从不和我讨价还价，当然我也绝不多赚她一分钱。有时她带着女伴进来，把大包小包往我这儿一放就玩儿去了，疯够了再带着女伴回来取东西。我听得懂女伴们拿我调侃她，说我是她的小情人。她说就是，怎么样？然后就一起大笑。她发现我脸红了，才知道我大概听懂了她们的话，笑声嗄然止住，脸也渐渐红了起来。”
“爱情就这样开始了。”汪虹微笑着说。
“对。有一天晚上，她约我去她住的饭店房间里喝啤酒。我准时前往，她衣着单薄，曲线横溢，浑身散发的香水味儿让我五迷三道。哈尔滨人是很能喝啤酒的，但是她比哈尔滨人还能喝。我已经天旋地转，她仍然神色如常。
“那天晚上我没走。”
“你艳福不浅呀。”汪虹调侃他，“后来呢？接着讲啊。”
“天亮了，我对她说我要去俄国。她又惊又喜，说那太好了，那样我天天都能跟你在一起了。我们对未来的生活进行了展望：我在那边开个专卖中国纺织品的商店，批零兼营。她负责联系客户，赚了钱大家分。我对分钱这件事表示反感，说我们是一家人，用不着分钱的。她说不对，一家人也要分清楚。我说那就随你。她笑了，说我们应该庆祝一下。我问怎么庆祝？她说这样庆祝——她脱掉了睡衣。”
“你够生猛的呀！”汪虹笑他。
他又要了一杯啤酒，大大的喝了一口。“她当天返回，很快就带着邀请书来了。就这样，我到了哈巴罗夫斯克。”
“那你不好好在那儿呆着，跑布拉格干嘛来了？”汪虹觉着奇怪。
“是啊！”他叹口气。“那儿挺好，玛什卡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我们的小店生意兴隆，各地的零售商都来进货。我们两个月去一趟哈尔滨，用集装箱把货运过来。她给我在离商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小房子，有时她来过夜，有时我也去她家过夜。她家是在一幢公寓楼里，两室一厅，就她一个人。我说不用租房子了，我就在这儿住不挺好？还节省费用。她说不好，非给我租了个房子。有一天夜里，也不知怎么了，睡不着，想和玛什卡做爱——她已经一个星期没在我这儿过夜了，白天又忙得要命。脑子一热，我就穿上衣服去她家了。
“出了电梯，摁了门铃，不大一会儿，玛什卡穿着睡衣来开门了。一见是我，她吃了一惊，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想你了，说着就要进屋。她慌了，挡着门不让我进。低声说你回去吧，今天我累了，明天好吗？
“我感到不对了——为什么不让我进屋？再看她那散乱的金发，迷离的蓝眼睛，脖子上的红晕——跟我做爱时就是这副德行。我说你屋里肯定还有一个男人，我甚至在你身上闻到他的汗臭了！我以为她会不承认，然后说是她妈妈或者爸爸或者其他什么亲人来了。这样我会好受得多。但是她不肯骗我，她说是，我屋里有一个男人。我明天再给你解释，好吗？
“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小房子，喝光了一瓶从国内带来的二锅头。”
“她怎么解释？”汪虹同情地问。
“早晨她来了，解释说那是她的情人，已经相好两年了。我质问她：‘那我呢？’她说你也是我的情人呀。我说不对，或者是我，或者是他，你选择。她说不，两个都要。我说不行，情人只能有一个。她歪着头，一脸困惑，‘为什么？’我说就应该是这样。她还歪着头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喊：‘不许问为什么！’她仍然歪着头，‘为什么不许问为什么？’”
汪虹乐了。
“我决定离开哈巴罗夫斯克，离开俄罗斯。我不能回国，丢人。我选择了布拉格，因为布拉格有艺术氛围。我把店给了她，货也都给了她，只带了五千美金。她陪我去了莫斯科，帮我去签证。临行的那天夜里，她缠着我要做爱——这期间我一直拒绝跟她办这事儿，赌气。本来想赌气到底的，可能是由于时间太长了，禁不住诱惑，做了。也怪，做完心就软了，有点不想走的意思。她也一脸忧伤，眼泪汪汪的。我就想，如果她改变了主意我就跟她回哈巴罗夫斯克。那儿日子多顺呀，什么都不用操心。她不吱声儿，只是忧伤地看着我。我就往起挑话头，‘我明天就走了，你也不跟我说说话？’她一下就哭了，说你不能不走吗？你要知道你走了对我来说是多大的损失吗？我一听有戏，就问是多大的损失？她又不说了。我偏问，你今儿非得说出来不可。诚实的玛什卡在我的逼问下终于说出了损失程度：‘我的情人突然就减少了50％。’我头都大了，大声问她：‘你是不是非要把我气死？’她又害怕又心疼，把我搂在怀里，一边抚摸着我的头发，一边还委曲地说：‘我都不想说了，你偏问。’他妈的，倒成了我的错。”小郎摇摇头，一口气喝光了杯里的啤酒。
汪虹笑得弯下了腰。
汪虹很快和小郎成了好朋友。他们一块儿考了驾驶证，虽然眼下还没钱买车，心里还是很得意的。他们经常一块儿出去游玩，查理桥、皇宫和维希赫拉德城堡都留下了他们结伴而行的足迹。他们在酒吧里谈天说地，汪虹爱说的是诗词曲赋，而小郎善讲的是西洋歌剧，什么卡门，什么高音C，什么蝴蝶夫人，无所不知。他说如果有了钱，他一定要去学歌剧。汪虹在大学时也参加过一些歌剧片段的校园演出，因此也不陌生。有一天晚上，小郎急如星火地赶来，说是布拉格歌剧院正在上演《茶花女》，今天是最后一场。待他们倒地铁换巴士地赶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