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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边海利用任厚根捕捉青云市的政情民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市委书记祈成富非常关心这些，经常向白边海问起这些。在与任厚根结了亲家后，白边海便干脆把这个政坛“线人”推荐给了祈成富。
几个回合下来，任厚根也得到了祈成富的另眼相看。
后来，祈成富经常找任厚根了解情况。渐渐地发展下去，任厚根便也常找祈成富帮忙。他们俩一个出售权力，一个充当掮客。这种关系虽然不是十分露骨，但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
由于祈成富对任厚根另眼相看，当时的市长夏文成也不敢小看任厚根。于是，任厚根也成了夏文成的坐上嘉宾，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不过，任厚根替祈成富、夏文成做掮客还是后来的事。在这之前，他的靠山主要还是白边海。
白边海帮他将水石长赶下台以后不久，再一次出手相助，将任厚根扶上了南盛村村委副主任的位置。
那年，黄盛镇开始搞村委会选举试点。也就是说，原先一直由镇领导说了算的村委会领导，将改由村民选举决定。这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一大进步。也许正因为是试点的缘故，是新生事物，当时的新盛区区委书记、区长表现得十分热情，多次到黄盛镇打招呼，要求黄盛镇领导重视南盛村的选举工作，特别是对于任厚根这样的同志，要加大力度予以扶持。区委书记说：“决不能因为搞试点了，就把权力完全放出去，放任自由也是要出问题的。”
虽有区委书记和区长打招呼，但是，黄盛镇党委班子中的大多数成员都不太买账。他们认为太爷任厚根名气太差，扶持他等于扶一根烂稻草，影响镇党委的威信。由于镇党委意见不统一，在协助南盛村村委会选举工作中没有出大力，经村民选举，任厚根落选了，没能进村委会班子。
新盛区领导在白边海的压力下，对黄盛镇的工作很不满意，认为任厚根没有选进南盛村委，是因为“黄盛镇党委对南盛村的选举工作放任自流，这是一种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
黄盛镇委书记和镇长在被区委领导狠批了一通之后，开始加倍重视起南盛村的选举工作，于是，镇里专门派出一个工作组进驻南盛村，认为前一次的选举有“舞弊嫌疑”，有必要进行调查，同时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重新选举前，镇工作组一个个地做了村党支委和村委会班子成员的工作，要他们抛弃成见，吸收新鲜血液进村领导班子工作。与此同时，工作组还专门替任厚根进行了策划，他们在找任厚根谈话时，要他拿出竞选方案，努力改变村民的看法，比如，提出办一些实事、好事，以此来赢得村民的选票。
任厚根听了工作组的建议后，果然信心大增，明确了竞选的思路和方向。他向村民们游说道：“如果选我当村长（村委会主任，仍俗称村长），我保证把村前的那条路修好！”他拍了拍胸脯道：“以后，你们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我能够替你办到的，一定替你们去办！”
任厚根根据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游说的对策，很是收买了一些人心。特别是他提出上任后要筹钱修路的事，说到了村民的痛处。村前的那条路又窄又歪，而且坑坑洼洼，让村民们出门办事很不方便。要命的是，这条路还特别要紧，是村里外出的必经之路。村民们向村两委提了多次意见，但都因没钱办不了事，最后就这么拖着。现在，任厚根提出了这个口号，可以说是说出了村民们的心里话。而且他们相信，凭任厚根的社会关系，村里肯定能够筹到钱的。
第二次选举时，村民投任厚根的票大增。
镇工作组还不放心，他们组织全村的党员干部，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他们填，其中断断不能漏掉的一个名字，就是任厚根。
选举结果终于出来了。其他人选都没有什么大变化，只是村委班子里面增加了任厚根。
村委班子成员选出来了，在村委会主任人选上，镇工作组和村支书一起把关。镇里提出让任厚根当主任，村支委和村委会其他成员竭力反对。最后，双方都作出了让步，由任厚根担任村委会副主任。以前，村委会通常只设一个主任，其他都是委员。现在，平空增加了一个副主任，这简直就是专为任厚根而设置的。
镇工作组似乎还不满意，他们又与村两委商量，决定根据任厚根的特长，给他“多压压担子”，由他兼任村联防队队长。
昔日南盛村里的一个小混混，今日终于登上权力宝座。不仅攫取了村委的第二把交椅，而且还掌握了在他看来极为重要的实际权力——掌握着全村的“兵权”，指挥着一支本村的“部队”！他对老婆说：“哈哈，以后我就是南盛村的‘军委会主席’了！”
从那时起到他栽跟斗的近十年时间里，任厚根就始终穿着一件草绿色的便警服，腰里别着一根皮带，皮带上挂着手机和手铐。整天从村东头晃到村西头，从南盛村晃到黄盛大街。那只头颅总是昂得高高地。那模样，倒有点像是南盛村甚至是黄盛镇的“黑猫警长”。
大家还渐渐发现，任厚根开始发胖了，他那原先有些驼的背，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不驼了。
有了村委会副主任兼联防队队长的头衔，加上白边海做靠山，任厚根开始努力将权力化作经济利益。他和弟弟在黄盛镇大街上合开了一家红太阳酒家，开始，生意并不怎么样。后来任厚根有了主意，他经常往白边海家里跑跑，或者给他打打电话，让他抽空到饭店里来坐坐。只要白边海一到饭店，任厚根便给镇长书记们拨电话，请他们到红太阳酒家来吃饭。镇长书记忙于应酬各路官员，也没时间随便出去吃饭。可是，他们一听白边海也在红太阳酒家，赶忙推掉其他酒席，来到红太阳酒家。酒足饭饱之后，当然是镇里签字结账。这样几次一来，镇干部也渐渐知道任厚根的厉害了，于是，红太阳酒家就有了点名气，生意也渐渐红火了起来。
但是，也有一些干部不买账的。这在任厚根看来，自然属于不识抬举了。他得想办法治治这种人。
黄盛镇有个水利员叫阿毛的，平时就有些独往独来的意思，除了和市水利局联系联系外，镇里的其他干部他一般都不放在眼里，不用说一个小小的村委会副主任了，而且还是什么“太爷”之类的人物。
任厚根每次见了面，都叫他到红太阳酒家坐坐，阿毛当面点点头，可事后就忘了。任厚根不甘心，因为水利员虽然属于“各员”的行列，不是什么镇长书记，也不是什么七所八所的所长和各办公室的主任，但是，“各员”手上都有较为丰厚的资金，他们有实力招待客人，属于开饭店这行的“财神爷”，大家都是抢着要去请的。当然，各人有各人请“财神”的手法，其他人是送烟送烟送红包，而身为“太爷”的任厚根是从来用不着这一套的。有着白边海和祈成富做靠山，再加上他“太爷”的神威以及村委会副主任的小头衔，这个小小的黄盛镇上，还会有摆不平的干部吗？
任厚根用不着采取那些低三下四的手法，但他平常派得上的特殊影响力，却在阿毛身上失去了效力。这使得任厚根非常生气，他在一次酒后对镇里的干部们说：“阿毛不识相，我要把他调出黄盛镇。黄盛镇这个地方太肥了，他不配呆。”
在坐的镇干部们听了笑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谁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谁知，两个月以后，市人事局就下来了干部调配通知，将阿毛从黄盛镇调到了全市最偏僻的苦竹乡。水利员还是水利员，但这下可把阿毛给害苦了。阿毛的家在黄盛镇上，老婆在镇上有固定工作，孩子也在镇小学读书，他当然不可能把家搬到苦竹去。于是，他就三天两头地往黄盛跑，每个月的工资扣去路费，也就所剩无几了。原先在黄盛镇所能捞到的一些油水，到了苦竹以后，就提也不用提了。
任厚根在他的红太阳酒家对镇干部们侃了，道：“他不听话，来都不来？他不给我面子，我就让他好受。他的工资和路费啊，我都给他事先算好的。他现在后悔呀，也来不及了。”
不久，祈成富调任南州市房管局长，原青云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黄伯昌接任青云市委书记。
令人吃惊的是，黄伯昌上任后，同样与任厚根搞上了关系，而且似乎比祈成富还要贴心。黄盛镇的群众们经常看到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黄伯昌到红太阳大酒家来吃饭。虽然，他每次到黄盛镇都是带着工作来的，比如视察灾情，检查农业生产等。但到了中午时分，他都“钦定”要到红太阳酒家吃饭，镇里的领导根本就没有选择饭店的权力。这样一来，镇领导对任厚根就更是刮目相看了。
后来有人考证青云的这段历史，千方百计地查寻任厚根“征服”青云最高领导人的的来龙去脉。这种努力，当然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
据考证，太爷任厚根在青云声名鹊起之时，正是黄伯昌登上市委书记宝座之日。他们之间，其实是一种互相扶持、水涨船高的关系。
祈成富要高升，是组织上的事。但现在组织上的事也越来越不神秘了，刚刚讨论了一两次，下面就都知道了。南州市委组织部还在“刮风”，青云政坛上已经“下雨”了：大家都在议论着谁谁将接替祈成富的位置。一般来说，现任市长夏文成应该是第一人选，从市长上升为市委书记，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这个夏文成在青云干了些年后，群众对他的反映很大。他这个人既会办事，又爱捞钱。最要命的是，为了帮助一些老板办事，他毫不顾忌一些副市长的脸面。经常是被副市长否决的事，他这个做市长的又给扳回来。因此，夏文成与几位副市长的关系都不好。有次组织部派人来测评，夏文成的票数竟然在市长和副市长中倒数第一。像这样的市长，显然是不能升任市委书记的。对此，黄伯昌等人早就听到了内部消息，所以都不把夏文成当作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市委书记还得从其他领导中产生。这样看来，青云市委还剩下两个最佳人选，应该都是能够进入组织视野的。这两个人可以说都不错，一个是分管党群的市委副书记傅克林，一个是分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黄伯昌。
按照常理，傅克林应该是市委书记的第一人选，因为他的名次排在黄伯昌的前面，可以说是青云市的常务副书记。况且，这个人宣传部长出身，能说会写，工作富有热情，在青云干部的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可以说，他自己也对接任市委书记充满了信心，几乎青云的所有干部都认为这是十拿九稳的是。即便组织上要对傅克林和黄伯昌两人同时考察，那黄伯昌也只是个陪衬人物而已。
但黄伯昌却不这么想，他是个政法工作出身的人。他认为政法工作比宣传工作更有战斗力，他得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关键时刻出奇制胜，在人生的道路上狠狠地迈出一大步。
这时，他想到了被祈成富和白边海一致看好的任厚根。之前，祈、白二人多次在他面前提起过任厚根这个人，他对任厚根的一些传奇故事也颇感兴趣。当祈成富即将离开南州时，他便借机到黄盛去了一趟，到红太阳酒家去坐了一坐。任厚根是个聪明人，他从黄伯昌的几句暗示中听出了名堂，从此就主动与黄伯昌拉近了距离，多次跑到黄伯昌的办公室里问长问短。
黄伯昌呢，与任厚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很快就把他当作知心朋友看待。像竞争市委书记这样的大事，他把自己的想法也透露给了任厚根，意思要任厚根帮忙，让他想办法挤走傅克林。
黄伯昌没有明示任厚根干什么，但任厚根一听就明白了。因为任厚根别无所长，所具有的，就是跟踪盯梢、飞短流长的那一套。别人要说某人如何如何可能不会有人信，但任厚根要说某人如何如何，相信的人一定很多。因为在任厚根跟踪盯梢的这几年里，被他扳倒或搞臭的人已经数不胜数。通常来说，他说某人有问题，必定就有问题。如若不信，他就将跟踪盯梢中掌握到的问题向纪委或公检法机关举报，非吓得人家屁滚尿流不可。后来任厚根也知道自己在青云说话的份量了，有时他并没有掌握谁谁的问题，但他闭着眼睛胡说一番，照样有人信。这就是“名牌效应”了。
黄伯昌没有看错人。他也正是想利用任厚根的“名牌效应”，在干部群众中鼓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给青云政坛上刮起一阵“狂风”，下起一场“暴雨”。
仅仅过了个把星期，青云人就开始说悄悄话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几乎人人都知道市委副书记傅克林是个花鬼。据说，这个人在担任市委宣传部长时，就与办公室主任小崔乱搞关系，而且毫无顾忌，林子里、草坪上、办公室里，到处都留下他们乱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