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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这样“良好”的合作关系后，香港旗胜公司便开始寻找业务了。
这年六月，夏文成等人再次来到香港，在香港会展中心何春办公室里召开了香港旗胜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确定公司开发香港九龙城花园计划。该项目总投资预计5亿港币，由双方各出资5千万港币（折合600万美元），即总计1亿港币，占总投资额的20％，其余资金向银行贷款解决。在会议期间，何春还带夏文成等人参观了香港旧机场旁边的这块地。何春说，这里的开发项目升值潜力巨大，只是资金不足，使得夏文成的胃口被吊得老高老高的，以为这次又能“为国家做一件大好事”，同时自己也能狠捞一笔，于是欣然同意了这个庞大的“开发计划”。
当然，这个“开发计划”后来是流产的，走样的，因而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旗胜公司的注册资金双方各5千万港币打进后，又各自抽了回去。但是，为了开发九龙城花园，南州国信的第一笔300万美元打入旗胜公司后，却被何春提出来用于购买香港港运城的4套房子，剩余资金被何春用于他公司的其他开支了。
在南州看守所里特会室里，戴着黑边眼镜的何春，羊毛衫外面穿着一件带黑领子的灰白背心，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根三五牌香烟，语气仍然带着一种大老板所特有的坚定和洒脱。但是，当办案人员问到这300万美元的去向时，他害怕被大陆定为“诈骗罪”，紧张得一会儿用右手捏着大拇指，一会儿双手紧握着装有白开水的纸杯。
这位年过五旬的云籍港商，还不停地用手摸着灰白的头发。为了开脱自己，他忽然拿起桌子上的三五牌烟盒，把它当作道具在桌子上摆来摆去，努力向办案人员阐明房产与资金的进出等各种复杂的关系。
何春说：“当初我们的确看好九龙城花园项目，但是，我派公司地产部的经理去作了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这一地带的楼层有高度限制，不能造得太高，这样项目就不合算，不能再搞了。但是，因为公司要完成两千万港币的利润目标，我不仅把南州国信的第一笔300万美元挪作他用，还想方设法地让夏文成把第二笔2450万元人民币打到我的账上来。”
但是，在程祖的追问下，何春打的“幌子”很快站不住脚了。其实，何春急需南州国信的资金并不完全是因为九龙城花园项目开发不划算。因为，那个时候的何春，资金已经越来越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香港亚洲公司因为购置房产多，摊子铺得太大，每月要支付按揭款一千万港币，已经没有资金转动了。而我当时与上海华夏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又急需付钱，所以，就急着找夏文成求援，调用国信公司的资金支付上海华夏公司的购房款。”
因此，当何春赶到南州争取第二笔资金时，知道又有好处可捞的夏文成竟主动赶到他的住处。何说：“其实，我当时已经走投无路了，虽然我还有许多公司，面上看去也不错，但这仅能骗骗夏文成而已。”夏文成来到他的住处后，何春采取了两个战略：一是用假象迷惑他，让他相信投资回报并尽快掏钱；二是安排个地方让他吃好玩好并用美元封住他的口。
夏文成赶到何春住处后，何春拿出一万美元给他，说：“你自己买点东西吧。”夏文成没怎么推辞就收下了。这样，何春就开始做思想工作了。他说：“300万美元的投入太少，没法搞九龙城花园项目，能不能将剩余的300万美元也打进来，把香港的项目做大？”
夏文成道：“我在境内无法将人民币打到香港去，在境外又一时调不出那么多的外汇额度。”
何春说：“可以用人民币将钱打给我，因为我在上海要投资，我再在境外以亚洲公司的名义将相应的资金打到香港旗胜公司账上。”
按照第一次董事会上通过的协议规定，南州国信的第二笔资金要到何春在九龙城签计土地合同之后才可以支付，所以，夏文成此事完全可以不必同意打入第二笔资金。但是，拿了好处的夏文成不但不反对，还与何春一起唱起了双簧，炮制出了一份假合同。
因为夏文成说资金打到国内无法做账，必须找一个名义。于是，何春提出将上海夏威夷花园B3楼3至10楼物业50％的权益转让给南州国信公司，但双方都明确这份协议只是国信公司财务做账用的，是虚假的。
这样，2450万元人民币便直接由国信打入到何春在上海的连好置业公司物业发展部。何春把这笔钱用于他向华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购房款。
如果说夏文成此时还蒙在鼓里的话，那么，两个月以后在香港召开的旗胜公司第二次董事会上总该清醒了。然而，何春却再一次用“糖衣炮弹”将夏文成击昏了过去。这次会议期间，何春又送给夏文成2万港币，同时送上一枚香港97回归纪念金币（价值3万港币）、一套奥运会金牌得主签名的纪念金币（价值1万多港币）。显然是“吃人家的嘴软”的原因，当何春在会上提出因为规划方面的原因而放弃九龙城花园项目开发计划时，夏文成并不感到吃惊，更未采取措施查明真相，而是一再听任何春摆布。何春进一步提出：“已经由国信公司投入的资金仍由我运作，以后一并按利息归还香港旗胜公司。”这样一来，南州国信公司的300万美元和2450万元人民币，便成了何春个人的借款。夏文成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字。
这场收买与被收买的交易，终因一场意外事件而暴露了出来。1998年7月，香港金融风暴开始，房地产价向下狂泻。何春在香港的亚洲公司岌岌可危，即将倒闭。当南州国信察觉到投资风险并向何春催款时，何春又生一计借以拖延。他提出：将自己事实上分文未投资的所谓香港旗胜公司的50％股权转让给南州国信，另外再将自己在广州、深圳的部分物业作价45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南州国信。这样，何春便可以继续占用南州国信的那两笔资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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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因为群众举报而对南州国信采取措施，这两笔资金还不知道要被拖到猴年马月呢。
当何春完成了长篇叙述后，似乎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解脱。他又掏出一支三五牌香烟，拿过粉红色的一次性打火机点上，将烟头搁在前面那只青花瓷大烟缸上敲了两下，开始对夏文成作一些总结性的交待。
何春说：“夏文成这个人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贪钱，二是贪色，三是爱说大话。尤其在金钱方面，表现得更为直接和贪婪。”
他举了几个典型例子：夏文成每次到香港，何春都要给他送礼，光“交际费”一项每次就是一万元。另外，还要用打牌方式，比如玩“锄大地”或者“21点”之类，故意输钱给他，每次少则三千，多则六七千港币。夏文成赢了钱后，都心安理得地拿走，并且表现出了一种乐此不疲的感觉。因为每当筹码少时，他就要向其他人“借”，而且还常常偷牌，显得有些赖皮。夏文成不仅深深爱上了这种只赢不输的游戏，而且爱屋及乌，对那副高级筹码把玩不停，最后居然把这玩意儿也讨回来了。现在还一直摆放在家里，供其玩乐。
何春的香港亚洲公司破产后，夏文成曾主动与他联系过。夏在电话里说：“现在很多人在对我进行审计，还要审旗胜公司的事”。他提出要去上海找何春，何春说还是他到南州来吧。于是，去年年底，何春便专程赶到南州，与夏文成见了最后一面，并且在一起吃了晚饭。
何春回忆说：“那天他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说我们在香港搞合资公司很正常的，我们之间经济上也没有问题。他说话的意思是我们之间定个基调，统一一下口径。他还跟我讲他私人也没有得到好处，意思是万一有人问我，不要讲送钱物的事情。他还讲我们打牌也只是玩玩而已，不要多讲什么。我感到他十分紧张，平时他爱谈笑风生，但这次他连酒都没喝，于是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不要讲一些对他不利的话，我说没什么事情的，你放心好了。”
到了今年四月，夏文成多次打电话找何春，而何春这时已经隐蔽起来，于是他就给何春的大姨夫季一谋打电话说：“调查我的人对我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了，跟我谈话的态度也明显不客气了。我对有些事情无法回答，请转告何春，让他补一些房子给我，拉拉平。”
何春则说：“当时我大姨夫季一谋接电话时，我就在旁边。但是，我的处境比较困难，自己都东躲西藏的，没有固定住处。所以就没有去理他。”
何春所说的这些话并不假。因为市公安局已经通过技术监控手段，一字不漏地掌握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并且正密切关注着他们的动向。
四月六日这天，当何春把他与夏文成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交待了之后，市纪委便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决定于当晚向市委书记办公会议汇报。
考虑到夏文成在官场上混了多年，与有关部门关系非同一般。为了防止意外，易锋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一方面尽快向市委汇报，一方面要求办案人员先找到夏文成待命，随时准备实施“两规”措施。
市委书记办公会议预定在4月6晚上8时召开，市纪委副书记易锋派出程祖等三名办案人员，找到南州国信新任总经理耿吉红，要求立即把董事长夏文成找来，并让他到纪委来一趟。耿吉洪几次拨打夏文成的手机，但听到的回音都是一个机械的女声：“对方已关机或联系不上，请稍候再拨。”有人便怀疑道：“会不会又到某个地方潇洒去了？”后来耿吉红打电话到夏文成的家里，一位老人在电话里说：“夏文成到罗桐去了。”夏文成的老家在罗桐农村，那里手机信号不好，难怪一时联系不上。
为了尽快找到夏文成，耿吉红找到了夏文成的驾驶员小查，因为只有他最清楚夏文成的老家究竟在什么方位。
晚上8点半，国信的车在前面带路，市纪委的车在后面紧紧跟着。当时，市纪委纪检二室副主任程祖与国信总经理耿吉红一起坐在前面的车上。大约11点钟左右，程祖的手机响起来了，市纪委副书记易锋在电话里道：“已经通过了，马上把夏文成带来。”同时他还补充道：“市委的几位书记对夏文成的问题非常震怒，一致同意对他采取两规措施。”
过了一会儿，国信总经理耿吉红的手机也响了，有人在电话里报告说：“市委已经同意市纪委对夏文成实行两规。”耿总含糊地回应了几句，赶忙关了手机。程祖心想：“范围这么小的会议，刚刚做出的决定，是谁捅出来的呢？看来，夏文成的案子还真有些复杂。”事后他庆幸，还好夏文成的老家手机信号不好，而且他的新楼房间里还没来得及安装电话，否则，不知道会给办案工作增添多少麻烦呢。
夏文成的老家在罗桐县王李村，离国道并不远，但也属于山区了。
车子拐出国道不远，在小路上摸爬了二十几分钟，就到了这个小小的村庄。4月6日这天，正好是农历的3月13。这个晚上的月光很好。但是，两辆小轿车的突然到来，打破了小村庄的宁静，顿时，村庄里响起了一片汪汪汪的狗叫声。
程祖一行来到夏文成老家的新宅大院门口。他们环顾四周，发现这个村庄并不富裕，房屋显得低矮陈旧，但是，月光下的夏家四层小楼却高高地耸立着，显得有些鹤立鸡群。后经了解，这幢小洋楼是刚刚建成不久的，有些房间还没装修，就先住进来了。建洋楼的资金由四兄弟分摊，其中夏文成出了十万块钱。后来程祖和他开玩笑说：“你捞了那么多钱，干吗还那么精巴，造幢楼还要兄弟分摊呢？”夏文成也坦然地道：“既想多捞钱，又不肯轻易地放出去。人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在一片狂乱的犬吠声中，耿吉红叫响了夏文成的名字。夏文成在楼上问是谁，耿吉红又报了自己的名字，并说“快下来，有急事。”夏文成道：“这么晚了，还有什么急事呀！”
过了好长久，夏文成才穿着睡衣从楼上走下来开铁门。耿吉红向夏文成介绍道：“这位是市纪委的程主任。”夏文成道：“是你呀，程主任！”程祖让他马上穿好衣服回南州，夏文成道：“现在就走？怎么这么急啊？”程祖道：“现在不走不行，必须马上就走的。”夏文成重新上楼穿衣服，与妻子商量了一阵，便也知道纪委的意图了。下楼时，夏文成的妻子还特地送出来，叮嘱程祖道：“你们市纪委一定要实事求是哩。”程祖道：“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实事求是的。”
夏文成上了市纪委的白色桑塔纳轿车，便不再说一句话。程祖觉得过于沉默，便随意问了一句，道：“你这次回家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