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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小便的形式也不尽相同。首先，根据体内贮存水分的多少，膀胱释放的压力大小不一，这就决定了有些人可以站远些（小便台下面）而有些人却不得不忍受冲洗便池的水溅到鞋上的痛苦，站在小便台上面（如果他想把尿留在便池里面的话）。其次是掏出那东西的动作，这也是因人而宜的，有的人穿运动裤，他只需解开腰间的绳子，将裤子向下一褪，那东西便会自己暴露出来；有的人穿牛仔裤，这样他就要稍微复杂一些，先是拉开文明扣，再弯下腰，向后拱一下屁股，才能把那东西掏出来；有一种人是最方便的，他无需任何动作，只要膀胱发力就可放水，因为他是赤裸着身体，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深夜或是清晨。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前面一系准备工作的目的——排放体内的废弃液体。毫无二致，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会腾出一只手来夹住那东西，把它调整到一定高度，否则会浇到自己脚面，大多数人会选择用右手来完成这项工作，这是毫无目的的，仅是习惯而已。我只有一次看到一个学生在放水的时候双手叉腰，一副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事后才知道他是一个喝高了的天津人。
大便时所蹲的位置是观测一个人行小便之事的最佳位置，我可以看到一束水柱从那个人的双腿之间迸射出来，根据气候变化和他在近期内吃水果蔬菜的多少，那股水柱会呈现白和黄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此现象证明了他最近的身体状况。我在此时往往会展开逆向思维，逆那束臊气的液体而上，来想象撒尿人的那东西是何模样，这需要考虑得综合全面，此人的高矮、胖瘦、肤色都是决定那东西规格的重要因素。在释放液体的时候，有的人因为缓解掉腹中压力而兴高采烈，他们嘴里会哼唱着最媚俗的流行歌曲；有的人除了右手夹住那东西外，左手还要夹一根香烟，不时地嘬上一口；有的人会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一次，一个正在撒尿的人回了一下头，见我正注视着他，便对我嫣然一笑，我也冲他抱以微笑，从此以后，我们凡是在校园里遇到都要相互点一下头，以示友好。
这个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大家都要抖搂抖搂那东西，否则一些意犹未尽的液体会被带到裤头上，造成不卫生，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一次尿完，还要为抖搂而浪费时间。当把那些含有各种毒素和矿物质的液体从体内转移到便池后，大多数人都要迫不及待地离开这里，他们会边走边把那东西收回去，免得被人误认为不要脸，还有人会把手在裤子上蹭蹭，此时裤子上便会留下一小片潮湿的痕迹，这是刚才不慎浇到手上的。
有时，在我专心大便的时候会听到隔壁单间里传来“轰”的一声，紧接着是大珠小珠落玉盘般衔接紧密的声音，大有气吞山河之势，随之而来是一种恶不可闻的气味。虽然我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如此事情有失大雅，但我也会憋足全身气力回敬他一次，以此来证明我的存在，告诫隔壁不要太放肆，做人还是收敛一些的好，可我每次都是力不从心，无法做到惟妙惟肖，隔壁依旧在气焰嚣张地做着坏事，看着别人在我的面前兴风作浪、胡作非为而自己却束手无措，这就是人体功能造就的巨大悲哀，人比人气死人呀！
一个人在完成他的大便工作后，会收拾一下残局，用水将它们冲掉，它们被水冲走后也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扑嗵”的声音，仿佛一块巨石投入水中，这种声音的主人往往体魄健壮、身材魁梧，他们体育成绩很好；另一种是清脆的“咚”的一声，就像中国选手的跳水，可想而知，水花压得相当小，能够制造出这种声音的人通常弱不禁风，面带菜色，但学习成绩异常优秀。
大便究意被冲到什么地方我也无从知道，反正它们会变成化肥施在我们吃的粮食上面。人们总是在吃饭时谈便色变，而拉屎时讨论羊肉串与羊板筋的孰劣孰优却异常兴奋。其实把这件事情以一颗平常心对待，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大家都可以像我曾亲眼目睹过的一个同学那样，左手拿手纸，右手拿油条，在厕所里边吃边擦。
就我所居住的这座宿舍楼的厕所而言，其存在着诸多设计上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每层楼只有三间厕所，每间厕所仅有四个蹲坑，也就是说，其最大排泄总量仅可供12名学生同时使用，而每层楼有51间宿舍，每间宿舍可容纳6名学生，这12个蹲坑对306名学生来说简直就是僧多粥少，所以每天早晨7：30…8：00之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四名学生在里面怡然自得地蹲着，十几个手握卫生纸的学生排在厕所的门外焦急地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每有学生从蹲坑的小单间起身，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学生便会疯狂奔至单间外，准备时刻进入，此时也不再顾忌那股奇异的味道。也会有蹲坑的学生在完事之前用手机给同宿舍的某个同学打电话：“某某，你赶紧快过来吧，我快拉完了，中午别忘了请我吃饭呀！噢，对了，带点儿纸来，我刚才出来的急，忘了。”之所以建造如此之少的坑位，我想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宿舍楼始建于1960年，那时我国正闹灾荒，没有谁动辄就把肚里仅存的那点儿东西排出去，至少得存五至七天，所以坑位设计多了就是浪费，谁曾想，二十年后的改革开放把我国经济发展得如此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在吃的方面，人们已经适应每天至少大便一次的习惯，由此看来，当初的设计师缺乏放眼未来的深谋远虑。
其次，每个单间的挡门均无一例外地被拆掉，这样你在里面的所作所为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虽然没有什么丑陋可言，但毕意属于隐私范畴，所以每次当我置身其中的时候，总有一种惶惶不安之感。据说这些单间的门原来是存在的，时常有一些文采稍好又擅描画的同学在蹲坑的时候会将他的才华转变成一些图文并茂、内容生动的生理卫生图解置于其上，这些东西被一位来我校视察不幸吃坏肚子的副市长在无意中尽收眼底，他当即下令，拆除所有的挡门，不给不正之风任何有机可乘之载体。
再次，蹲坑单间内纸篓的位置的确有碍观瞻，它总是被摆在蹲坑者的面前，蹲坑者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尽管会竭力不去看它，但还是会在无意中瞥到几眼，极大地影响到蹲坑者当天的快乐情绪。我们可以随手将它挪开，置于身后，可大家碍于其不卫生，谁也不去管，只好眼不见心不烦。
37我的22岁就这样过去，它已一去不复返，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悲哀。
第四章 风中的舞蹈
1寒假过后，我们迎来大三的第二个学期。学校安排我们到位于昌平的某机床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参观实习。
第一周周一清晨，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睁眼一看，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起床穿衣，刷牙洗脸，并骂骂咧咧地抱怨着学校的凶残施暴，破坏了大家10点钟起床的惯例，许多同学在半梦半醒之间便坐上早班车，飞奔在通往昌平的高速公路上。
第一天上午的实习内容很简单，由一名刚毕业分配来此的大学生带领我们参观工厂。此人姓张，我们之间并无过大年龄差异而且颇有共同语言，所以我们亲切地称呼他：老张。
中午，老张带我们来到工厂内部的饭馆吃饭，饭菜丰盛得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我和杨阳、齐思新不仅喝了几瓶啤酒，还抽了几根“万宝路”，对此我们有些受宠若惊。
我问老张：“我们以后每天都到这儿吃饭吗？”
老张嘴里嚼着花生米说：“哪有这种好事，咱们以后都得去食堂吃饭，今天特别”。他指着窗外一间破陋的大房子说，“就那儿。”
窗外，一名女职工正把饭盒里的饭菜倒入门口的大缸，一群黑色的飞虫被惊吓得从缸中飞出。
下午，我们进行了实习分组，我和杨阳被分配到喷漆车间，齐思新被分到锻压车间。
我和杨阳呆在车间无事可做，决定去看看其他同学。我们刚走出喷漆车间，就看见齐思新正推着一辆满载砖头的小车艰难地从此经过，我们叫住他，问道：“你推砖干什么？”
齐思新指着锻压车间说：“那帮王八蛋在车间玩牌，叫我出来推砖，真他妈孙子！”
杨阳说：“你把车扔一边儿，甭管他们！”
齐思新码了码即将滑落的砖头说：“他们说推不完五车砖就不准我下班！”说完，大吼一声，推起小车向前冲去。
晚上，齐思新累得腰酸背痛，早早地躺在床上休息，并呻吟着说：“明天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
齐思新说他在下班的时候看见又有一些满载砖头的卡车正源源不断地驶进工厂。
第二天，齐思新果然没有去工厂实习。一个星期后，同学中已经没有人出现在工厂了。
这几天的实习只有枯燥无味，大家整日坐在一间硕大的屋里，从早晨开始等待中午下工铃声的响起，然后拿着饭盒冲向食堂，抢在那些工程师和工人师傅们前面买到午饭。吃过中午饭，大家趴在桌上或倚靠墙壁或站立着睡午觉，直到下班铃声响起，背着书包迅速消失。
2第二周的某天早晨，北京地区大风降温。我在甜蜜的梦乡中被电话铃声吵醒，睁开眼睛看到齐思新正双目炯炯有神地看着我，我装出极困倦的样子叫他去接电话，他躺在床上摇晃着脑袋说：“不去。”
我准备去接电话，可刚掀开被角，便感觉寒气逼人，于是又裹紧棉被，躺在里面期待齐思新熬不住或电话铃声自动消失。
这时，杨阳从上铺探出脑袋，看见我俩睁着眼睛无动于衷地躺着，便说：“你们怎么不接电话？”
没有人理他，铃声还在继续。
“*，我去接，你们真他妈懒！”杨阳凭借自己整日引以为荣的腹肌，没有用手支撑，便以平躺的姿势坐起来，我在下铺感受到从上面传递来的剧烈震颤。
“行了，还是我去接吧！我及时阻止了杨阳，因为他每次下床之前也不看清楚下面的情况，伸脚就踩，好几次他都是踩着我的脸完成下床动作的，而他每次都会在落地平稳后笑着对我说：”哎呀，又没看见。“我十分肯定杨阳的行为绝非无意，有一次，我知道他要下床了，赶紧用手抱住脑袋，可是我的肚子却成了他下床的第一落脚点，当时我刚吃完一大碗面条，正准备睡觉，这一踩险些酿成我的生命危险。事后杨阳说：”本来不想踩你肚子的，可你抱什么脑袋呀！“所以，为了免遭空袭之苦，我还是主动去接电话，打电话的人也够有耐性的，在我穿好鞋走到电话前的这段时间里，铃声又响了不下十几声。
“喂，找谁？”这是我们接电话的通用方式，如果对方说要找某个同学，我们从声音判断出此人是学生家长的话，就会语气平和地说：“您稍等。”然后把电话递给要找的这个同学，再附上一句：“你老子。”如果要找的这个同学不在宿舍，我们就会在楼道里大喊：“某某，某某！”此时会有一个脑袋从某间宿舍的门口探出，问道：“干嘛？”“电话！”“哦。”他会放下手里的牌或一把瓜子，风风火火地跑出来接电话。如果在我们大喊了许久后这个同学依然没有出现，我们就对电话里的人说：“某某不在宿舍。”对方会感激地说：“谢谢你，喊那么大声，连我都听见了，谢谢啦！”
然而这次电话那端却传来一个匪夷所思的声音：“你是谁？”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幸好对方又说：“我是机床厂的老张。”这才使我茅塞顿开。
接这个电话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原来机床厂的员工们在中午排队买饭的时候发现队伍不再那么混乱，这才意识到我们已有多日未到，而学校和机床厂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们进行生产实习外，还要保证我们的出勤，所以厂长要求我们无论有事与否都要出现在工厂。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挤着公共汽车去往昌平。
3学校周边坐落着许多民房，那里暂居着大量民工，他们每日早出晚归，同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民工们在车上遭受到许多北京妇女的白眼，被认为肮脏、野蛮、没文化，在这里我很愿意为民工打抱不平，虽然他们也会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但绝没有那些泼辣的北京妇女抢得凶，民工们坐一会儿仅是为了缓解疲劳，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去做。他们并不野蛮，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因为一点小事儿而骂得不可开交，他们会同乖巧的小学生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夹在两腿之间，上半身微微弯曲，像个痛经的小姑娘。他们双眼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和一座座现代化建筑。没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