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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增财说：“在这次复查过程中，地区政法委的柳国夫一直抓住郎超雄《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和《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关系矛盾问题》这两篇论文不放。我说一下我的看法，我作为法律工作者原来仅对法律问题感兴趣，通过办理郎超雄等人的案件，促使我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材。因为在审讯郎超雄、石庵村等人时，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反动的东西，恰恰是共产党的老祖宗讲的话，结果把我们搞得很尴尬。后来我们把所有能找到的马恩列斯毛的书都搬到审讯室，但还是辩不过郎超雄。最近我把郎超雄写的那两篇论文又拿给一些搞哲学、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的教授们看过，他们认为写得很有水平，作者很有才华，并且说都到八零年了，前几年不敢说的话现在敢说了。他们认为这两篇论文不光是有水平，也是批判文革中那些谬论的战斗檄文，肯定是正确的。早几年不敢说是因为那时的政治气候太极左，说了真话就会大祸临头。当年也就是因为这两篇论文我和呼延嵩审了郎超雄整整三天，郎超雄始终不服，他要求我们把这两篇论文公布出来，让学术界和广大群众评判。我记得他还说，我这两篇论文是宣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百年后看也将证明是正确的。实际上七五年郎超雄并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但报刊杂志塞满了‘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的谬论。他的《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批判的就是‘精神万能论’；而《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关系矛盾问题》批判的则是‘上层建筑决定论’，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就狂热鼓吹了这一谬论。”
他打开提包，从厚厚一沓审讯材料找出其中一份说：“我这里有当年郎超雄的交待材料。郎超雄说：‘这两篇论文是对哲学界篡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义正词严的战斗檄文，同时还有两点重要的学术贡献：第一、我发现了包括北大哲学系、苏联辩证法专家在内的国内外哲学界普遍曲解而被奉为精神与物质关系准则的一句名言，正是列宁概括出黑格尔观点的一条典型的客观唯心论命题。正是这种普遍的曲解，为当前中国哲学界甚嚣尘上的‘精神万能论’提供了依据；正是这种普遍曲解，为‘精神变物质’论断唯心化开了方便之门；第二、我发现和论证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并非最基本的矛盾，它只不过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反映罢了，从而给‘上层建筑决定论’以致命的打击。这两点前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后者谈的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问题上任何点滴贡献（如一种较普遍谬论被克服，更深入更具体一些的关系被揭明）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即使你们逮捕了我，但我仍然认为我这两篇哲学论文的观点在中国当今的哲学界还未被他人所道破。使我痛心的是言因人灭，这两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哲学论文，因我的被捕而被扼杀！’直到现在柳国夫、文重仍然楸住这两篇论文不放。前几天他还到我们复查办公室说，郎超雄的文章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于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观点的反革命言论。七五年我们也认为这是郎超雄在标新立异，因为他的观点不是一种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观点，是反革命言论。你知道郎超雄在审讯中是怎么说的？他说：‘当初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又有多少人接受、赞同他们的观点？’”
“好一张利嘴！”汪院长击节赞叹道：“到底是饱学之士，说出来的话就是与众不同，其实说实话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当时真没几个人相信，也是那时侯著名的异端邪说。董院长，现在回想起来你们当时审讯郎超雄真有点力不从心。哈哈哈哈。”汪学勤大笑道。
“谁说不是呢？”董院长说：“当年我和呼延庭长为了这个案子头都大了，隔几天就要往湖北大学和省高院跑一趟，让人家评判。说老实话就我们肚子里那一点墨水，真不够郎超雄这些人喝，他们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研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上。我们审他有点像叫花子审地主：‘你为什么那么有钱？’所以怎么也说不通。”
汪院长和铁夫大笑起来。
汪院长问：“你这个比喻是从哪儿来的？太形象了。”
董院长正色道：“我开始时也认为郎超雄他们是反革命，经过审讯以及多次和湖大的教授们私下交谈，我才认识到这至多不过是学术之争罢了。地委则批评我太右，柳国夫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我不懂政治。如果按照古书记的要求这个案子大概在七六年初就判决了，但我们法院系统特别是汪院长不同意判决，所以我们一直以事实还没查清、证据不足为由往后拖。”
汪院长接过话头说：“法院系统并不是没有人要求判决，这些人都是原来的保守派，而法院系统里的造反派又不同意判决。我不赞成这两种意见，判不判刑不能以观点来决定，而应该以罪证来决定，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董院长又说：“我是主审，对这个案子我最清楚。一开始我也倾向于他们有罪，但是通过对这些人的审讯以后，我慢慢地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所以到后来我不光是同情他们，更是佩服他们。据看守所的干警反映，县中队的值班士兵经常向郎超雄、石庵村、叶一彪这些人请教学习马列著作遇到的问题，你说要命不要命？反革命集团的一二三号头头，竟然都成了当兵的老师，真是千古奇闻。”
铁夫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七五年‘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时，那些当兵的有事无事经常找郎超雄他们谈天说地，有些兵甚至不值班也往里面跑。为了这事转业了一批兵，哪知道新兵来了不长时间照样去找郎超雄他们。中队的队长、指导员发脾气也没用，你总不能不让当兵的值班吧？”
铁夫笑道：“新鲜！”
汪院长问：“还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县公安局早就传开了，中院并不具体办案所以你们不知道。为这事中队长和指导员经常挨训，有一次中队长跟我说：‘董院长，你们要不就把那几个人判了，要不就放了，省得我们老是挨批。我就搞不清楚那几个人有多大本事，把我手下兵搞得神魂颠倒的，好像如今的阶级敌人都变了种，个个都是学习马列的高手。我他妈命苦，就算我不出问题，将来也要毁在这群兵的手上！’”
汪院长和铁夫听了这话大笑不止。汪院长更是笑得岔了气，呛得猛烈地咳漱。
董院长端起茶杯送过去：“汪院长，喝口茶压一压。”接着又从茶几上拿了一根烟抽了起来说：“再一个就是当年他们在辛建家里议论过胡风、丁玲、彭德怀等人的案件，说这些案子都是中国的大冤案等等。他们这些人或者观点相同，或者兴趣相同，经常来往，在辛建家里交流议论，至于说你儿子的那个《訄言》只是一个申诉材料，这些都是柳国夫他们楸住不放的地方，他认为这就是反动言论。”
铁夫说：“胡风在七八年就被四川省公安厅释放了嘛，丁玲七九年也平反了，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又再版了，彭德怀和陶铸一起平反了，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柳国夫还在纠缠这些事？到现在还想揪住不放？我就不相信他柳国夫能一手遮天！现在不是四人帮横行无忌的极左年代了，我看他还能怎么样！”他怒不可遏地骂道。
汪院长喘匀了气说：“老铁你不要发脾气，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高院来电话了，江华院长最近要到湖北来视察，专门了解湖北平反冤假错案的进展情况。七八年底中央转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县团级和基层法院的，可见中央对纠正历史上发生的冤假错案的决心之大。胡耀邦同志有一个讲话，提出了‘两个凡是’和‘两个不管’，他说的这‘两个凡是’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不同。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的改正过来。’大家知道薄一波等人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陶铸的案子已经平反，贺龙的案子也得到了彻底平反。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刘少奇的案子肯定也要平反。这些都是中央专案组搞的由中央平反，地方搞的由地方来平反。你给郎超雄等人平反的报告带来没有？”
董院长把报告递了过去，汪院长随手放在茶几上说：“等我看完了就找霍达人书记汇报。这个案子如果平反了，对整个红州地区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将有极大的影响，因为这是红州地区文革期间最轰动的案件。你不要怕，如果有人说你‘右’，那第一个‘右’的就是我。现在恰恰要打破的就是宁左勿‘右’的陈旧观点，这不是左与右的问题，而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四人帮都打到三年了，你还怕什么？况且当年你并不同意判，也就是说这个案子虽然是你主审的，但你起码在道义和良心上不应该受到谴责，更不会让你去承担责任。”
一番话说得董院长心里热乎乎的：“有汪院长的支持，有中央文件，我们一定要加快步伐，实事求是地复查纠正冤假错案，一切以事实为依据，用证据说话。”
“对呀，要的就是这个态度。法院是干什么的？是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对一个人轻则可以剥夺自由，重则能够剥夺生命，社会上流传法院草菅人命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手上的那支笔太沉重了，轻易不能下笔呀！”
听了这句话，铁夫不由得仔细审视着汪院长凝重的脸。尽管他曾和汪院长在农村工作组共事一年多，今天他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个人。
有分教：
栽赃问罪古今通，休道前朝秦相公。
且待沉冤洗尽日，国人犹自说胡风。（胡风是解放后第一个因言获罪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文人。）
正是：公道自在人心，清白岂容玷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十三回 怒发冲冠蔡庆渝大闹冬训
第一百一十三回
怒发冲冠蔡庆渝大闹冬训
以死相拼倪秀松拒绝平反
话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境地，人民群众依然艰难地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工业、农业、教育、科技百废待举，然而最恐怖的还是那一柄“极左”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日悬在中国人的头上，那就是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刚刚结束时大量产生出来的政治罪名：叛徒、特务、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这种状况不解决，势必影响中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那时几乎家家都有人被牵连进了各种奇怪的政治案件，人们噤若寒蝉。尽管七六年曾经爆发过著名的“四五运动”，但很快就被残酷地镇压下去。华国锋登基以后提出两个“凡是”继续推行“极左”的一套，导致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冤杀江西赣州的李九莲惨案，而在湖北省模范监狱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还有大批反革命集团案犯被投入劳改，可见华国锋推行文革极左路线真是不遗余力。然而毕竟时移世易，中国人民不再是一群逆来顺受的愚民，从中央到地方各阶层有识之士不再沉默了，于是平反冤假错案就成了当时中国最强烈的呼声。要发展经济强国富民，这种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再也不能持续下去，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改革。既然要改革，就必须首先突破某些政治禁区，而政治领域里的极左思潮则是最大的禁区，必须打破某些思想观念的条条框框才能有所作为。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基层民众的政治触角已经更深入地触及到更为广阔的思想领域，而这一切都涉及到中国当时还在继续推行的极左路线，不突破这个禁区一切都无从谈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率领下首先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中央和全国各地陆续为一些著名人士平反，这其中就包括胡风、丁玲、彭德怀等人的著名冤案，于是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