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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一日中央J委《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的限制。这是当时特有的政策打架的奇怪现象，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打西。对于中央的各种政策，各种人物，各派力量都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常常是一些人刚说出一段毛ZX语录，另一些人就用毛ZD的另一段话来加以反驳为自己辩护，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也许毛ZD对各省负责人基本上失去了信心，他于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央政Z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为了支持红卫兵造反，迅速打垮以刘少Q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G中央、国务院、中央J委、中央文G小组做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
三月十九日中央J委又做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三支两军”。
部队一旦介入地方的政治运动，威力马上凸现出来。武夫行事与众不同，军队没有地方政府那么多顾虑，况且有《军委八条》作为依据撑腰。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更是毫无顾忌，把一顶顶反G命分子的帽子大量批发出去。
三月十七日命令军队逮捕了武汉“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朱洪霞及以下二级分部的主要头头近五百人，整肃了香花派。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工人总部”是反G命组织，立即予以解散。“工人总部”首先被打入“另册”。在镇压了工人造反派的同时，部队又逼迫“二司”的头头排队到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罪”。
随后，武汉军区在舆论宣传上把“工人总部”称之为国民党的还乡团，这实在是一大败笔。谁都知道哪有忠于毛ZD的国民党还乡团？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在逻辑上都说不通，岂能服人？
这就是武汉文Ge史上著名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文Ge后称“二月镇反”）
武汉军区对“工人总部”的大肆抓捕，流风所及引发了湖北各地的连锁反应。
红州地委和军分区也于3月下旬玩得更绝，不分钢派新派干部学生，逮捕了古学范、王石泰、俞一方、邰大庆、肖国雄、沈冲、姜军和封老大近一百人。
这是姜军第一次坐牢，那年他才十三岁零三个月，是全省被捕红卫兵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姜军被捕的第二天上午姜蜀剑和辛建就赶到铁戈家，把这一凶信告诉他，铁戈当时如同掉进了冰窖一样，脸色煞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他的印象中牢房应该是关坏人的地方，和一般人的生活相隔十万八千里。沈冲，姜军和封老大这些人都是响应毛ZX号召才参加文H大革命的，是造资产阶级的反、造走Z派的反，怎么现在突然变成了现行反G命了呢？如今这个世道怎么会好人坏人都不分，连沈冲、姜军这些誓死保卫毛ZX革命路线的红卫兵他们竟然也敢抓，这还有没有王法？！
列位看官，这个世界上也许看守所和监狱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最神秘也是最恐怖的地方。
更何况铁戈、辛建、姜蜀剑还都是十二三岁的少年，他们对于监禁犯人的地方所有的感性认识都是从《红岩》、《小城春秋》这类小说和电影里得到的。在他们眼里那是个阴暗潮湿十分恐怖的人间地狱，脚镣手铐、过堂拷打、老虎凳、辣椒水以及各种酷刑都匆匆在他们的脑海里闪过。
三个人困坐愁城，相对无言，辛建和姜蜀剑只好各自回家。
铁戈呆坐在家里，想了半天，觉得还是应该到看守所去看看姜军，看能不能打探到什么消息。于是他煮了二十个鸡蛋，包在一个布口袋里，匆匆忙忙一路小跑到看守所。
他小心翼翼地朝执勤得哨兵走去，心里却咚咚咚地跳个不停，拿着鸡蛋的手控制不住的抖了起来。这毕竟是他是第一次探监，没法子不害怕。他满以为哨兵会像电影里那样“哗啦”一下把子弹推上膛，接下来厉声喝问：“干什么的？”枪口就指向自己的胸膛。
谁知那哨兵只是问了声：“小孩，找谁？”
听口音是个河南兵，声音根本不严厉。这使铁戈悬在半空中的心落了地，但他心里还是有点发怵，轻声说：
“我来看我哥。”
“你哥是谁？叫什么名字？”
“姜军。”
“什么时候进来的？”
“昨天。”
“昨天？”哨兵想了想说：“昨天进来了好多人，都是些造反派头头。”
“对对对，我哥和他们是一起的。”
“你在警戒线外等着，我叫公安的来。”
铁戈转过身一看，几米以外的地上用白石灰划了一条很粗的线，地上写着“警戒线”三个大字，他只好退到线外。
不一会看守所出来一个警察，问道：“你来看姜军，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铁戈。”他非常老实的回答。
“你姓铁，他姓姜，你们兄弟两人怎么不同姓？”
铁戈话一出口就知道错了，只好不说话。
那警察又问：“你爸是哪个单位的？”
“电影公司的。”
“这么说你爸叫铁夫？”
“对，铁夫是我爸。叔叔，您认识我爸？”
遇见了爸爸的熟人，他心想这事可能有门。
“64年我和你爸一起到房坪公社搞Si清，他是队长，我是队员，熟得很呢。”
“叔叔，那您带我进去吧，姜军是我最最要好的朋友。”
“那可不行。按规定接见犯人一要直系亲属，二要已经判决。姜军现在是未决犯，你也不是他的亲属，不能接见，但可以传见。”
“什么是传见？”
“就是不能和犯人见面，但送来的东西经过检查没有问题可以给你送进去。”
铁戈连忙举起手中的布口袋说：“叔叔，我给姜军煮了二十个鸡蛋，请您送进去。也请您转告他，就说我我想他，祝他早日出来。”那语气是发自肺腑的真诚。
“为什么只送鸡蛋？还有别的东西么？”
“这鸡蛋是我从家里偷偷拿来的，我没有钱，哪还有别的东西？”
值班警察拍了拍铁戈的脑袋笑着说：“真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很讲感情的人。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家属来，你这个局外人倒先来了。东西我给你送到，你回去告诉姜军家里，抓他的时候走得太急了，让他家把他洗漱、替换的衣服拿来，再送一床被子。这里你不要再来，让你爸知道了还不打你个半死？！”
离开看守所铁戈又赶到姜军家里把传见的事说了一遍，姜军的父亲姜城这才放心，让姜蜀剑把牙具、换洗的衣服和被子赶紧送去，铁戈这才回家。
有分教：
好个十三小儿郎，从容被捕入监房。
王侯震怒冲天起，何论少年与老壮？
正是：武汉军区率先动手，红州地委岂肯后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发社论“北航红旗”提供材料
第十六回
发社论“北航红旗”提供材料
大撒把“百万雄师”顷刻覆亡
话说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汉红卫兵提供的材料写的、经王力亲自修改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意在警告武汉军区以及成都军区的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这是两报一刊在沉默了近两个月以后发表的第一篇社论，语气极为强硬。红卫兵们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四月中旬各个被压得吐不过气来的学生造反组织又纷纷恢复活动，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重新登上文G舞台，而且比以前更加活跃。
四月六日又公布了林Biao、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定稿的《中央J委十条命令》。
《十条命令》指出：“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G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G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在《人民日报》社论和《十条命令》的鼓动下，武汉地区的红卫兵和群众造反组织发出了要粉碎武汉地区“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既武汉的谭震Lin）和“还我战友”的口号，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万人绝食行动。
然而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对于来自中央的压力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
在红州地区，古学范、沈冲、姜军和封老大等人也在狱中坚持斗争，他们质问狱方：“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抓我们？”并且集体绝食。
七月十五日、十六日毛ZD在武汉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对工人总部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
七月十八日，周EnLai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代表中央指出：“武汉军区首长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应该以他们为核心。”
此时，北京南下点火的红卫兵和武汉本地的毛ZD思想红卫兵也到红州四处活动，声援被捕人员。
在朱鸿霞等人被捕以后武汉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的造反活动并未停止，红卫兵和造反派就像被压缩到底的弹簧一样，以更大的力量反弹起来。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揭露当权派们的阴谋和险恶用心。
“军委十条”虽然暂时堵塞了当权派利用军队和警察保护自己的政策缺口，但却无法抑制当权派捍卫既得利益的意志和决心，当权派现在玩起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把戏，在军队和警察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以压制造反派。在六七年一月夺权时许多地方造反派红卫兵在夺权问题上因为各自的政治利益而产生了分裂，比如南京分裂为“好派”和“屁派”，重庆“八一五”和“造反军”闹得你死我活，武汉的“香花派”和“毒草派”观点的对立等等，这些对立和分裂都是造反派内部基于政Z斗争的需要而现成的，也是造反派政治经验不足的表现。为此当权派们只好重新纠集新的群众组织为我所用，红卫兵们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对当权派的这一手进行了辛辣的揭露。抓人是军队的拿手好戏，但搞宣传武夫们就不是学生的对手了。此时当权派们不便自己出马，于是调动另一部分群众组织为自己卖命。即使中央知道了，也可以推说是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自己则可以坐在黄鹤楼上看翻船。（一九八四年郑州某基建工地挖出一份“出土文物”：一份前保守派参与武斗核心决策人物的会议记录，被此人埋在地下。这份“出土文物”披露了保守派“十大总部”进行武斗的谋划和目标，详细记录了文G时期河南省军区何运鸿等人支持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计划通过武斗在短时间内把造反派“二七公社”彻底打垮，以便在建立“三结合革委会”时实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让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组织，这大概是全国文G期间最具雄心和“明确政治远见”的武斗计划。引自老田《文H大革命的实质：平民与权贵的一场博奕》）
一九六七年五月武汉地区突然出现一个叫“百万雄师联络站”的庞大组织，它的出现是武汉军区受到来自中央的巨大压力以后所采取的另一种对策。后来查明它是由武汉市一些单位人武部组成的以“红武兵”为核心力量、以民兵为主体的半武装性质的组织（因为人武部有武器）。原来它是在四月六日由“红武兵”、“三字兵”（武汉干部子弟红卫兵，时称大专院校红卫兵）、“二一八红星军”、“硬骨头战士”、“野战军”（主要由Si清工作队队员组成）、“革工三司”（造反派“工造总司”分裂出来的保守派组织）等七个组织为核心，经过多次商量，于五月十六日正式成立的一个庞大的组织，其全称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其成员达到一百多万，他们得到了军队、人武部和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他们的舆论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