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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友新边说边分析，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成飞解释道：“你那个老二不存在什么革命反革命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你搞出了后果。如果你玩得高明，说不定你现在都结了婚过你的快活日子，大家说是不是？”
曹矮子笑道：“余友新、汤建国都是人之初那个是非根惹的祸，你们当时要是一刀剁掉了是非根就冇得事了。”
“那不行，老子情愿坐牢也不能当太监。男人要是没有那个是非根，活着还有什么味？”余友新一本正经地申明道。
汤建国也笑道：“剁了我的是非根我么样屙尿？”
刘武汉大笑道：“这还不好办？像女人那样屙尿唦。”
惹得众人又是一通大笑。
铁戈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案子，大为惊讶：“伙计，阿拉伯有个一千零一夜，你们这简直是一千零二夜，不可思议！”
大脑壳又说：“这里的怪事多得很，你真是少见多怪。我们五队有个犯人叫邹明春，脑壳又尖又小，外号叫尖脑壳，从小冇读过书，是个文盲。他是河南驻马店的一个讨饭的叫花子，跟着一帮讨饭的扒火车到了武汉。有一次他们又扒上火车，发现车上装的是布疋，当时高兴得差点疯了，马上掀了几疋布下来换饭吃。到了一个餐馆还跟经理讨价还价，经理说先给你们上壶茶，等一下菜就做好了，哪晓得这经理马上跑到派出所报案。尖脑壳那几个苕货还在等上菜呢，派出所的人就到了，二话不说都铐起来带走。活该他要坐牢，他们偷的是给援越抗美部队做军装的布料子。这下子好了惹出了大祸，那帮小叫花子都判了，罪名是反革命盗窃犯，尖脑壳判了十五年。我故意撩（武汉话：逗）他，问他为什么要反革命？他说‘俺家穷，但俺不反毛主席，俺算啥反革命？’我又问他想不想家，他说‘俺那个家没有饭吃，俺不想家。还是监狱里好，有饭吃，有肉吃。’我说外边有自由，他把眼睛一瞪说，‘有自由不管用，自由自在地饿肚子俺可不干。’”
说得大家又哈哈大笑。
铁戈也跟着一起笑：“照这样说如果他偷的是一般的布，那就不是反革命，这样说来偷错了东西就成了反革命，余友新钻错了眼子成了反革命，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荒唐？”在一边的牛瞎子搭腔道：“六七年沈老板带我们到汉西车站偷铝锭，法院说这些铝锭是做飞机用的，是战备物资，说我们破坏战备，结果沈老板被铳了，我判了二十年。武汉市杀强盗就是从沈老板开始的，我的罪名也成了反革命盗窃犯。”
刘武汉也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五队有个犯人叫倪秀松，是郧阳地区竹溪县大山里的人。六零年他饿得实在是受不了，走了几十里山路摸到公社偷了六十斤多玉米种子。也怪他的点子太低，当场被民兵捉了个现行，结果判了六年刑。六六年刑满后监狱发了一些路费让他回家，他到集贸市场买了一头小猪娃带到山上准备养起来，指望回家跟老婆丫头一起好好过日子。到家一看老婆死了，丫头嫁了，房子垮了，他只好挖了一个山洞和猪在一起住。他自己种玉米、种土豆，第二年春节时把猪杀了，成天在家里吃土豆炖猪肉，算是过了一个好肥年。后来肉吃完了，玉米土豆也吃完了，生活又成了问题，他就跑到县公安局找局长要求坐牢。那局长说：‘你没有犯法，我凭什么抓你？’这狗日的倪秀松坐牢心切，他问：‘要坐牢还要先犯法？这好办，我犯个法给你看。’说完就出去了。局长以为他是个神经病，也没有管他。倪秀松跑到学校找了一根粉笔又回到公安局的大门口开始写反标，左边写‘国民党万岁’，右边写‘拥护蒋介石’。他原来是个文盲，在监狱里学会写几个字，跑到公安局门口写反标倒是都用上了。然后他跟那个局长讲：‘我犯了法，我写了反标，现在我可以坐牢吧。’局长一听大惊失色，忙问：‘反标在哪里？’‘在公安局门口。’局长到门口一看，还真是反标，马上叫人拍照取证。这狗日的倪秀松还把粉笔交给局长说：‘这是作案工具。’经过笔迹比对，确认是他作的案。局长当时还说：‘这个家伙太猖狂了，反标竟然写到公安局大门上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发动的猖狂进攻，不可能是一个人所为，一定要挖出幕后指使者。经过反复审讯和调查，最后确认是倪秀松一个人所为。因为案情清楚，证据确凿，法院很快做出了判决，判处倪秀松二十年。倪秀松当庭表示要上诉。法院的人问：‘你写反标的动机就是为了坐牢，怎么还要上诉？’倪秀松这个死狗日的说：‘判少了哇！二十年后我还不是要回山里去？我请求政府改判我无期，到了劳改队以后我也不要政府改判，我死了政府还要帮我收尸。哪个不跟我加刑，我就日哪个的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大闹法庭。”
这个故事五队的人听过无数次，他们还是笑得东倒西歪。唯独铁戈没有笑，他问道：“后来呢？”
“后来就分到我们五队了。”刘武汉说：“我听他们摇纡房的执行员说这个事就去问倪秀松：‘你狗日的么样生得这样贱？只有越狱逃跑的，哪有偏要往牢里钻的？’他说：‘你不晓得我们山里头太穷了，我第一次吃肉包子、第一次吃剥皮鱼、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看节目都是在监狱里。我的老婆死了，姑娘出嫁了，我一个人住在山洞里，周围几十里冇得人住，连个说话的人也冇得，我硬像个孤魂野鬼。想来想去还是监狱里好些，有吃有住，什么东西都是政府发。有人说话，有电影看，比我们山里头强多了。’他大概是把监狱当成福利院了。”
“这个杂种生得贱。”牛瞎子说。
“怪种啊，硬是个怪种。”拉胡琴的龅牙齿沈明高附和道。
铁戈分析道：“不能这样说，在他没有坐牢之前，如果不是饿得无法可想，他绝不会铤而走险去偷公社的玉米种子。当他第一次坐牢释放后他想的是和老婆女儿一起好好的过日子，所以才买了一头小猪娃带回家去养，这说明他在主观上还是想在社会上自由地生活。但回到家里他发现原来那个尚有一丝温暖的家已经不复存在：老婆死了，女儿嫁了，房子垮了，他最卑微的希望全都破灭了，只能住在山洞里。等到猪肉吃完了，他回想起那六年的监狱生活尽管不自由，但一切都有保障，一句话，他的生存有保证。他非常怀念‘埃及的肉锅’（注1），为了生存他而舍弃自由，宁可犯法也要坐牢，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和邹明春一样，虽然失去了自由却换来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这里的生活简直就是天堂。刘武汉说他把监狱当成福利院，不错，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用毫无用处的自由换来了他认为十分满意的生存空间，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同样，邹明春在被捕前也能够自由自在地行乞和小偷小摸，但那不过是自由自在的饿肚子，所以他也宁愿放弃自由，去过一种不自由但却能填饱肚子劳改生活，这不能不说是这个社会的悲剧。”
听到铁戈最后这句话，大脑壳很敏感的打断他的话头：“莫乱说，过年了大家说说笑笑快活一下，莫扯那些冇得用的野棉花！来，你不要‘六七八’，再来根‘雾气狼’。”
牛瞎子也讲了一个故事：“我们中队摇纡房有一个人叫舒海波，是咸宁地区崇阳县大山里的人。这个家伙犯法也叫怪得很。七四年西沙之战时，海军在西沙跟越南人打得热火朝天，他也冇闲着，跑到山上去砍柴。这狗日的看见一根杉木电线杆子，二话不说上去就砍。那晓得这时国防部正在跟广州军区通话，电话突然断了。急得国防部的人直跳脚，于是马上叫人查线。一查查到崇阳的大山里面，总算找到断线的地方，原来是有人把电线杆子砍了，就叫崇阳县破案。当公安局的警察查到舒海波家里时，他正在把那根电线杆子又锯又劈，准备当柴烧，就这样成了反革命判了十五年。这个家伙是个脑筋有点不正常的人，成天在号子里正儿八经一笔一划地写上大中天几个字。”
铁戈奇怪地问道：“上大中天是什么东西？”
“不晓得是个么家伙，大概是道教的咒语，或者是会道门的么东西，反正他虔诚得很。但他也不认罪服法，你要是问他为么事来坐牢，他说‘哪里是我愿意来的，是他们把我捆来的。’其实他就是个傻儿，你莫看他傻他还结了婚，有几个小伢。你问他想不想老婆，他说想。这个苕狗日的也想老婆，哈哈哈哈。”
惹得一帮人又是一通哄笑。
平时监狱里规定晚上九点半熄灯睡觉，但年三十、初一、初二这三天可以玩到十二点，大家一直聊到十一点半才散伙。
铁戈上床后，脑子里一直萦回着这些天听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案子和天方夜谭般的判决：刘武汉出于对毛主席像的爱护，用红砖压在像的四角，并没有压在脸上，却判刑十五年。难道仅仅是因为他老爸是国民党逃台的中将就获此重刑？他虽然是四七年出生的，算是生在旧社会，但他从小是长在红旗下，也是受共产党多年的教育。如果不是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居委会批斗他母亲，也许他永远也不知道他有一个国民党中将的父亲。从这一点看，他母亲一直对他隐瞒着他父亲的身世，并没有对他进行反动宣传教育，所以从逻辑上讲他不可能对共产党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而且他还是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那么判他十五年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河南的邹明春，一个讨饭的小叫花子，仅仅偷了几疋属于军用物资的布料，就以反革命盗窃犯的罪名判了十五年，牛瞎子偷铝锭也成了反革命。他不明白反革命和盗窃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法院怎么会把这两种犯罪嫁接到一起？余友新和汤建国因为和女朋友发生了性关系，又因为对方是下放知青就成了反革命，性和反革命怎么能划等号？明礼因为害怕荒废了专业，把国内文革乱打乱斗的情况写信告诉他舅舅，想通过正常途径出国，况且这封信被公安机关截获，并没有到他舅舅手上，怎么就成了里通外国的反革命了？这不是更加荒唐吗？想出国何罪之有？居然“想”成了反革命！封建社会有“腹诽罪”，可明礼并未“诽”仅仅是说了真话，这又犯了哪家的王法？在平常人看来这是很普通的事，怎么到了法院那里就能想出那么不普通的罪名？如果不往政治上扯，邹明春、牛瞎子仅就所盗窃的物资的价值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也许当事人会心服口服的。
唉，可惜呀！可惜明礼这个才华横溢的小提琴手，他要成为中国的施特劳斯的梦想破灭了；
可惜刘武汉这个苦命的弃子无法改变命运，连孝敬双目失明的母亲都成了一种奢望；
可惜余友新一失足成千古恨，有情人终无缘难成眷属；
可惜邹明春这个小叫花子，再也不能和伙伴们如小鸟一样自由自在的行乞。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倪秀松，他靠两条反标获得了二十年“心满意足”的生存空间，终于告别了孤魂野鬼般的生活，尽管代价是失去自由，可他无怨无悔！在铁戈看来倪秀松这一“石破天惊”的举动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为了活下去而且活得有一定的“质量”，监狱就是他唯一有办法凭自己的“能力”进来的“福利院”。他把后半辈子生老病死的保障都寄托在监狱这个“政府”身上了，因为当地政府不会管他这种自生自灭的草民。在他通过一番“努力”以后，终于投入到政府“温暖”的“怀抱”里。只有处在绝望境地之中的他，才会把在常人看来（或想象中）阴森恐怖的监狱当成无比温馨的家和最后的归宿，他肯定经过了一番比较和取舍，做出了他自认为十分“正确”的选择。但是倪秀松的这种举动在铁戈看来仍然不可理喻，就如同毕加索眼中的世界是支离破碎、千奇百怪和荒诞不经的一样。铁戈认为不可理喻的事，在倪秀松看来恰恰是最合理的、最正确不过的事。
铁戈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小心碰到旁边的刘武汉。
他问铁戈：“还不睡，几点了？”
“睡不着。我在想你和余友新、明礼、邹明春的案子判得太离奇、太没有道理，怎么会有这样的判决呢？法官们是不是从精神病院来的？同样是盗窃案，邹明春和牛瞎子分属两个地方法院判决的，但结果都把盗窃罪和反革命罪捏在一起，好像这两个法院的法官是一个娘养的……”
刘武汉打断铁戈的话：“嗨，就这些事搞得你睡不着哇？真是少见多怪。时间长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