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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们以前那些事我现在不管，但我要告诉你，你这是搞报复，而且是违反了队委会的规定来搞报复，这对吗？”
曹士英楞了一会儿，不想和队委会作对，老老实实地回答：“不对。”
我说：“那么，你把这车豆秆给老王家送去！”
老王以前当队长时尽管有很多错，但如果现在错上加错地来报复，生产队就会陷入复杂的矛盾中。我必须用简单化的办法来处理，那就是一切按规定做。
113、工分之争 ＇本章字数：132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3 11：27：11。0＇
打场结束，队委会开始筹划到西边衙门沟里刨泡子泥的事。
所谓泡子泥，就是苔头甸子里多年沉淀积压的草炭。冬天，把苔头甸子上面的冰层打开，底下黑呼呼的草炭冒着臭烘烘的热气，等于天然的肥料。
那年全县农村在冬季投入了刨泡子泥的改土运动。
我们队在北面沿江有一百多垧沙土地，地力极差，是冬天改土的重点。
组织劳力去西边的衙门沟刨泡子泥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要把西边的泡子泥运到北面的沙土地去，马车的安排就显得十分重要。
会上，我特地问车马队长何明英：“今晚马车和车老板能不能定位，明天出工能不能做到一个也不少？”
他顿了顿，欲说还休，便到底没说出什么，只应了一句：“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天一早，我不放心，到场院去，见何明英正在套车，我问他：“怎么样？”
他莫名其妙地给我来了这么一句：“我跟你配合不好！”
我问他：“怎么了？”
他支支吾吾地，又开始说不清楚了。
我说：“这样，先去干活，晚上召开一个车老板会，我听听大家的意见。”
晚上，车老板的会由何明英主持。
他们讨论了一会马车修理和使役上的事后，何明英终于憋不住，把车老板拉泡子泥工分低的事在说了出来。
生产队的工分一年四季是不同的，农忙时最高12分，农闲时最高8分。现在是冬闲的季节，白天也短，刨泡子泥的社员一般用五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个工8分；但从西面到北面因为路远，拉泡子泥的车一天顶多拉三趟，每趟3分，车老板从早到晚要干7个小时，只有9分。虽然每工比正常工要高出1分，但他们觉得还是吃亏了。
何明英说：“人家说干活不为分，我就是为分。没有分你拿什么？去年我稀里马哈干了，掉了好多分，欠了账，那找谁去？”
车老板开始群体发声：“队上就是想卡我们的分！”
“不给分，能调动积极性吗？能出来干活吗？”
“你们知青不像我们拖家带口的，不给分我们拿什么养家？”“跟你们好好说也没用，就得来点硬的！”
人多嘴杂，都容不得我插话。
这时，何明英指着说得最凶的曹士英说：“你别那么说，为啥你不出车不请假？为啥有意见不提，要消极怠工？我有时也有意见，可是从不停车！就算是不合理，我也不能停下集体的生产！”
车老板一听这话，蔫了。
我这才接上话头：“这样吧，你们觉得自己每天要比刨泡子泥的多干两个小时，那是把在家门套车到卸车都算上的。但刨泡子泥的五小时，却没把他们来回路上要走一小时算上，这算法有点问题。”
“那还差一小时呢。”有人嘀咕。
我接着说：“考虑到这一小时的问题，拉一趟3。5分怎么样？”
看大家低头算账后不再吱声，估计能接受这个方案，我补充说：“关于工分的问题，是经队委讨论定下来的，也许会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我今天就是来听意见，看看有没有要改进的。但是要改，也必须经过队委会。我只能把这事在队委会上提出来，无论什么结果，队委会最后定了，大家都要接受。这不是谁硬谁不硬的事，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消极怠工。如果大家都消极怠工，打不出粮食，就是给你一天拿100分也是零！”
第二天一早，趁在队部派活时，队委人员比较齐，我把调整车老板定额工分的事提了出来，几名队委没意见，通过了。
见何明英乐呵呵地套车，我对他说：“这事呀，你也有责任，队委会最初定工分时，你就应该在会上提出来。”
沟通意见，平衡利益，执行程序，团结班子……22岁不到的我要面对这一切，感到队长真不是好当的。
114、以酒对水 ＇本章字数：136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5 07：56：32。0＇
大雪封地后，老乡像往年一样，家家户户开始轮番杀年猪。
东北的习惯，杀猪那天，把猪下水和猪头什么的全吃了，剩下的好肉就挂在偏房里冻上，留着过年。
不管谁家杀年猪都会请几个要好的知青去。从东家吃到西家，四十多户吃下来，也就快到过年了。
无论到谁家吃杀猪肉，酒当然是不可少的。
那天在二胖家杀年猪，当地青年小牛的坐位在大水缸边，他起了坏心，舀了一茶缸井水与我碰杯。
那时没有酒杯，都是喝茶的搪瓷水杯，少说也有三两酒。
我一口喝完。
奇怪的是平时不爱喝酒的那小子竟然也爽快地一口干了。
有人提醒我：小牛刚才喝的是一茶缸井水。
我来火了，我并不担心自己的酒量，生下来就有10磅半重的我，父亲一直认为我长大后会是个武人，两三岁时，他就用筷子蘸酒给我舔，大了后，父亲只要一喝酒，总要叫我上桌来两盅。酒量是从小就练出来的。
我站起来，拿过酒瓶，给自己和小牛各倒了满满一茶缸，说：“刚才审查不严，算我倒霉，再满上，一人一杯。”
说完，我又仰头喝下。
小牛一看，脸上现出尴尬，但在众人目光之下，他理亏在先，什么也不用说了，只好紧蹙双眉，呲牙咧嘴地把那缸酒喝了。
回去的路上，小牛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就走沟里去了，一路上嘴上喷着胃里没消化的玩意，吐了自己一身。
我倒是酒足饭饱，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特意去看小牛。
进了他家院子，我就叫：“出工啦！出工啦！”
他爸牛大爷说：“出什么工呀？趴炕上了，一宿没动！”
直到第三天，才看见小牛出来干活，一见面就说：“哎呀，那晚你可把我整惨了。”
这小子从此见到我再也不敢提喝酒的事。
在东北，喝趴下是男人，喝了不趴下更是男人，但要是装熊不喝，那以后就别在台面上说话了，因为没人会把这种人当个男人看。
大队书记郭木森平时有十分良好的作风，有空就下地和社员一起干活，然后会利用休息时间到各个地头溜达，看看庄稼的长势、秋收的进度。
只是平时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因为害怕他拽着你一本正经地讲大道理，一讲就好长时间，特别枯燥难受。
这不，他又来刨泡子泥现场了。
那天，我正在衙门沟顶着西北风刨泡子泥，本来还闹腾的劳动工地，一见到他，以为他又要来说些什么大道理，一下子安静下来。
没想到今天他偏偏什么也没说，拿着铁锹一边帮我干活，一边悄悄地说起了自己的苦恼：
公社社直单位最近不断向大队要人，而且是指名道姓地要，要的都是社直单位干部的子女。老郭觉得应该让社员推荐，不能上面要谁就给谁。结果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
老郭一气之下，说自己不想管这些事了。
我听了无言以对。这年头，社会风气就这样了。不认真，自己良心过不去，认真了，别人跟你过不去，总之是过不去。
不怕别人跟自己过不去，那就顶着；怕呢，就脱离官场，省得同流合污。
但我不敢这么对老郭说，他什么都认真，一旦面子上下不来，反过来又要给我讲大道理。
老郭见我不吱声，问我想什么呢？
我确实在想前些日子打场送粮的一件事：
有一个县里来运粮的司机想到生产队划拉一些草籽。他对老吴队长说：到粮库抛秤时，他就坐在车上不下来；而抛皮时，他就下车。这样，我们交的粮不是就多了他这个100多斤的人了吗？
几个老娘们一听，嘻嘻哈哈地说这个司机挺够意思。
贾大爷站出来说话了：“你这是对付国家呀。哼！还穿一身黄军装呢！”
一下子把那司机弄得一脸臊。
面对老郭的问，我冒出了一句：“现在，也只有几个老农还比较认死理也敢讲话了。”
老郭听了摸不着头脑，走了。
115、雪夜追盗 ＇本章字数：157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5 08：40：20。0＇
夜里，新上任的团支部书记昊宇从大队团总支开会回来，告诉我：会上别的生产队知青对我的回来有些异议，他们关心我两点：一、以后是否还想被推荐去上大学？二、会不会干一阵子就被上级调走？
这早已经是我两年前彻底想通的问题了：一、当我被推荐读中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不会有再一次被推荐上学的机会。二、自从1968年家中被抄，父母被拉走隔离审查后，我所看到的小至居委主任大到政府官员的善变，已经让我对官场不再有什么兴趣。
我对昊宇一笑，说：他们尽管可以放心，我走的路与他们不会有利益之争。
昊宇又问我：你回农村是不是因为不愿意当老师？
我说：老乡从来都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精明得多：不愿意当老师的更不会愿意去当农民。
我俩正说着话，只听屋外有人喊我：“张春芳叫你！”
我走出宿舍，只见张春芳紧张气喘地对我说：“快去知青点食堂，刚碰上了一个小偷！”
“东西少了没有？”我问。
“东西倒没少，因为小偷想去拿豆油时，被我们发现，逃走了。”
食堂北墙的窗户开着，风钻进来，冷嗖嗖的。
我仔细查看，寻找证据。这天做食堂的王晓晗在一旁有点紧张，对我们说：她跟小偷打了个照面，相隔只有四五步远，看清对方是汪永德，而且指出他没戴帽子。
十五的月亮斜射进食堂，不用打手电筒，屋里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晰，窗台上有一块沾着雪的鞋印。
窗户外的雪地上，也有一溜新的鞋印。冰天雪地的东北，留下了再清楚不过的证据，一看就知道，这是上海产的“青年牌”单皮鞋的印痕。
已经入冬了，老乡和知青穿的都是棉胶鞋或大头鞋，穿单皮鞋的只有一个人：汪永德。白天他休息没出工，来食堂吃饭时，大家就看到汪永德穿着一双单皮鞋。
大家追寻着那鞋印，直奔男知青宿舍去。
推开门，没看到汪永德，但炕上却放着他戴的皮帽。
事情已经很清楚：刚才从窗口进入食堂的是汪永德。
夜已深，我把其他人都支回去睡觉，一个人在汪永德的宿舍等着。
我想看看，他回来时是否没戴帽子？是否穿着那双单皮鞋？
但是，他连油也没偷成，我跟他谈什么呢？
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汪永德母亲的那双泪眼，挥之不去。
汪永德，三年前因与吴茂财等一起砸了西岗子一家供销社而被判刑两年。我回上海探亲时，曾去拜访过他的家。那天刚和他父亲打了个照面，就被他的小弟弟带出家门，绕了整整一圈后，去另一个知青的家里见到了他的母亲。
原来，她母亲怕她男人听到我们提起汪永德，这个细长瘦弱的老实工人在汪永德被公安抓去时，就出过工伤事故。所以，得知我们要去家中，她就自己先来到另一个知青的家里，派小儿子在家等着我们。
一见到我们，她就告诉说，汪永德最近写信回来说自己如何积极上进，向母亲讨要学习材料和报纸。前几天，她又给汪永德寄出了十天的文汇报，她每天叫小儿子上街去买文汇报，集到十天就寄去。
说到这里，她擦去满眼的泪水，看着我们说：“他还会变好的，你们要帮帮他呀，帮他好起来。”
那双母亲伤心无奈却还求助期盼的眼神，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回队后，汪永德也刑满释放了好几个月，平时倒也安分。我也没有歧视他，对他挺好的。前几天看他衣服单薄，我还借了件球衣给他。
没想到他贼心不死，又干上了！
汪永德一会儿回来了，他看见了坐在炕沿的我，也不打招呼，直奔屋角的大水缸，拿起大水勺，舀了大半杯冷水，“咕嘟咕嘟”地仰头喝下。然后，还是不搭理我，自己坐在炕沿上。
我也没着急搭话，仔细看了看他，没戴帽子，稀稀的头发，自从监狱出来，白了好多。砖块般平方的黑脸上留了浓浓的唇须。五短的身材，披着的棉袄，里面穿着我给他的那件褐色球衣，而脚上穿的正是那双“青年牌”单皮鞋。
我问他：“出屋干什么去了？连帽子也不戴？”
他看看我，不吱声。
我说：“你不说也可以，这大雪天已经把你走过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