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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应该是我们来关心老乡的时候了。
出门，蔡景行对我说：“连不出门的老太太都听到说你偏心知青的话了，这是有人故意四处放风，你要警惕了。”
我陷入沉思。
这个生产队位于古镇中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然屯。社员来自镇上各种人员，没有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与固定的宗族关系。自合作社以来的二十多年，各种矛盾不断变化，年年都要换队长。
正是在这些矛盾的缝隙中，知青才成了生产队的中坚力量。
在王雄涛当了一年队长后，部分人沿袭年年换队长的习惯，不再想让知青当队长，选举前就鼓动：“知青啥都不懂，还是当地户当队长好。”
我被选上队长后，让这些人感到有点失落，“哑炮”、“过年安排拖延”、“四号病有人乐”等等的发生，都与此有关。
眼看我们一步步度过难关，有些人憋得忍不住了，他们不敢当面，但却在背后放风：知青当队长就是偏心知青。
这些现象当然值得注意，在日常用工派活时，一个不小心，就会产生老乡与知青的矛盾，直接影响到春耕生产。
当然，也没必要紧张过度，我始终认为充其量这只不过是部分人一种狭隘心理的反映，对此，我可以采取慎重对待、只干不说、促进团结的方式，将矛盾平息在萌芽状态，但也必须公开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把复杂的问题透明化、简单化。
春耕动员，我在社员大会上安排好各路人马后，针对有人讲我“偏心知青”作了阐明：
“凡是当队长的都有‘偏心’，不‘偏心’就不能当队长。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偏心’是什么？在我的眼里，没有帮和派，只有公与私，谁维护集体利益，我就‘偏心’谁。也没有亲和疏，只有新与旧，谁能创新取得成果，我就‘偏心’谁。
当然，我也有失误的时候，欢迎各位当面指出，衡量我是不是‘偏心’的标准，是拿事情说话，就说这个事该不该‘偏心’？我认事不认人，至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是谁，是老乡还是知青，都不是我‘偏心’的理由。”
我见大家一时发楞，问大家：“天天出工不搞帮派的、爱护财产不贪小利的、科研创新不耍尖使滑的，队长不‘偏心’他们，那不成了傻瓜队长了？”
有人发出了笑声。
我接着很严肃地说：“在我当队长之前的遗留矛盾，本人概不负责。像以前什么抓‘修特’、一打三反等等，历史上都已经有了结论，不要拿这些历史来跟我讲现在的事。还有什么新人、老人，南头、北头……之类的，我不认这些，我只认贫协、团支部、妇联、民兵排、知青点，各管一摊，各司其职。做事要有监督，办事要讲公道，大家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出来。”
社员鼓起了掌。
去县城取最新的良种，完事后到江边逛逛，正好碰到几个分在农村教书的师范同学，他们来县城开会。他们述说现在每天下班后，冷清得很，十分怀念学校的生活。
是呀，在这江水欢畅奔腾时，我和许多同学还一块儿激流拍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今，四下分散，各奔自己的前途和生活了。真是“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面对冰封数尺的江面，他们心中不免有点凄凉。有同学问我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我说：“自从回到生产队后，忙得脚打后脑勺，也无暇回忆以前的师范生活，毕竟我还生活在知青集体中，倒也过得热热闹闹。”
122、杞人忧天 ＇本章字数：185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1 23：55：15。0＇
水库采石场留守的知青完成任务后，于今天下午全部撤回。
看到他们满身是土，脸被风吹得黑黑的，却露出回家的兴奋，真想赞扬他们几句，可话到嘴边时，却成了一句亲昵的戏谑：“孩子们！都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儿子！”他们也这样笑答。
这就算打过招呼了，省了好多废话和令人感到酸溜溜的客套。
我拿起水桶和扁担，给他们挑点水，让他们好好洗去一路的风尘！
也许是我在社员大会上关于“偏心”的解释起了作用？
李胜俊带着三辆马车去黑河拉豆饼，上午去的，下午下起了大雨。
我以为他们怎么也要在黑河耽误一天了，没想到镇上有乘长途车回来的人对我说：“你们队里拉豆饼的马车冒着大雨往回赶呢！”
我心里不由震了一下，这路上六十多里地冒雨而归，那还不浑身淋透了？毕竟李胜俊是五十多岁的人，这么冷的天太遭罪了！
我拖了车马队长何国明说：“走，上场院迎他们去！”
等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到了。
我上前拍拍李胜俊的棉袄，溅了一巴掌的水，拉开他的内衣一看，也都湿了。我让所有赶车回来的车老板都赶紧回家，车由我们来卸。李胜俊和一帮车老板都冻得直哆嗦，说不出话来，把手中的缰绳递给我们，颤颤巍巍地回家了。
卸完车已是晚上七点，我回知青食堂吃饭。
食堂里只剩下一碗饭和两盆菜，但做饭的伙食员还没吃，跟我客气了半天。我什么也不说，拿了两只冷馒头走了。
一个人，舀了碗水缸里的冷水，就着两只冷馒头，一边慢慢地吃，一边看今天刚到的家信。来信说，毛主席最近有这样一句话：“时近黄昏，风紧云重，燕子在低飞，地球在害病。”
这是什么意思？想了半天没搞懂。
早上起来，忘了昨晚没搞懂的问题，大家一起走在上工的路上，春风轻拂，笑语飘洒。
并排和我走在一起的云龙问我：“早上你听广播了吗？董必武逝世了。”
我突然对那句“时近黄昏，风紧云重，燕子在低飞，地球在害病”有了一点感悟：根据宇宙自然法则，老一辈革命家将会越来越少，万一在他们走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而这一切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
我把这个想法同云龙一聊，云龙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倒是勤勤恳恳在最艰苦的农村为革命理想而奋斗，但一旦地球都害病了，不是把我们给坑了吗？”
我也叹口气：“既然毛主席都说‘地球在害病’了，那我们这代人也许会经历一场世事大变。谁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也许我们是杞人忧天。”
云龙把扛着的铁锹换了个肩，问我：“还记得九年之前，我们混在中学生里去串联的事吗？”
怎么不记得，那是1966年冬，我们还是小学六年级，看人家中学生长征步行走出上海游山玩水，心中十分羡慕。我和云龙、蔡景行等七人也背起行李，自己做了一面“长征串联”的红旗，穿过上海，混在中学生步行串联的队伍里，走到苏州，再乘船去杭州，游玩了“天堂美景”。
云龙说：“那时谁也没想到，我们后来竟然会一起到这么远的地方插队，同饮一井水，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所以，今后的事现在也是无法预知的。”
是啊，面对历史变化，我无法选择，但作为个人，却应该有自己的做人定位。
在经历了家庭巨变和农村生活后，我早已不再有年轻人咤叱风云的狂傲，但还想努力修善自己的人格，做一个洁身自好的人。
我知道无论自己站在哪一种人群中，略瘦的、不高不矮的外形都是最不起眼的，但我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精彩。我算过这笔账：一辈子过好了也不过才三万来个日夜，唯一能延长生命的方法，就是把夜里的一半当白天过。干什么？看书。所以无论是父母被打倒还是插队到农村，熬夜渐渐成了我的一种嗜好。小小年纪时，脸上就有了皱纹，在同龄人中，一向被称为“少年老成”。不过，我对自己说，我用熬夜的方法，比同龄人多“活”了几年。
除了我这张最普通的黄种人脸和最普通的身高外，要说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大概就是额上三横、眉间两竖、鼻旁两撇共七道深沟了。童年时，爱对天遐想，抬眉竖看，硬看出来额上三横；少年时，避不开人间不平，想不通只好皱眉横看，看出了眉间两道竖；成年后，玩世不恭，嘲弄笑看四周，看出了鼻沟两条撇。这也算是“阅尽人间春色”了吧。
黄种人的眼睑都有点肿。说这话，我并没有拿同类的共性来掩盖自己缺点的意思。我的眼袋要比我的同年人更加松弛，它里面的眼球布满血丝。这是熬夜在外表上对我的报复；但闪烁的目光却也比较敏锐，这便是熬夜在暗地里给我的回报。
假如同我一起干过活，还会发觉我有一双宽厚的手和宽厚的脚。在爆发性的、短距离的运动中，它们显得不那么灵活，甚至有些笨拙；就像我整个人一样，在平静的氛围下，我常常是个庸人。但我知道，我的双手和双脚是极有耐力和后劲的，在长距离运动的后半段、在无论怎样的世事变动中，我相信自己依然会有支撑的耐力和向前的后劲。
123、评分交锋 ＇本章字数：1391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8 22：20：02。0＇
队里有五辆牛车，与胶轮的大马车不同，那轮子是铁条箍的木轮，老乡称之为花轱辘车，用牛拉的，你说能快吗？
所以，赶花轱辘车的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头，是生产队里的二线活。
平时这些赶牛车的老头由贫协主任带着，倒也不用我担心。
可是有社员反映，赶牛车的一天要挣一个半工，15分，比上大田干活的青壮年还多，这不合理。
开队委会时，我把问题在会上摆了出来。
贫协主任刘承新马上追问：“提意见的都是谁？”
我避开是谁这个问题，说：“不管是谁，我们就事论事。赶牛车的要比下大田的壮劳力多半天工分，会不会影响一线生产的积极性？”
队委会其他成员碍着贫协主任的面，沉默。
老吴打圆场：“那就13分吧。”
我说：“还是多了一些。”
刘承新看着我说：“多什么？我们要比大田的人晚下班一个小时呢！”
几个知青队委忍不住了，笑着说：“那是牛车走得太慢，就算晚一个小时，12分也到顶了。”
刘承新不高兴了，把手一挥说：“那也不是你们说了算！”
我说：“这样吧，晚上正好要开社员评工分会，就放到社员会上讨论，由大伙一起来决定吧。”
晚上，社员一听说讨论牛车工分，几乎异口同声喊：“10分！”
现在已经进入春忙，在大田干卯子工的最高分是12分，二线活给10分是正常的。
我问几个赶牛车的老头同不同意？他们支支吾吾地说：“大伙说了算。”
刘承新显然不满意，脸都挂了下来，但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抽着自己卷的大喇叭烟，什么也不说。
接下来进入每季度一次的工分评比。
评工分是最令人挠头的事，本来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评不好就会结下梁子，见了面像仇人一样。
现在是四月份，评的是一季度的工分，整个评比很不顺利，一直评到半夜。
主要是因为大家对身强体壮的王加顺和李树田两个人有意见，他们一冬天大部分时间没出来干活，就像小丫说的，是“在家里猫冬的大老爷们”。见自己被评了二等工，他们面子上下不来，不服气地争起来。
见他们争了好半天，知青李国明和王晓晗站起来说，自己被评上一等工太高了，主动提出降为二等。
这一下会场鸦雀无声。
国明自从上海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大田干活从不叫苦叫累，打场时经常加班加点，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所以被评上了一等工。
王晓晗是女知青，负责科研，但一冬天都在一线刨粪没歇过一天，备耕时又起早贪黑测量土质，再根据种粮品种，制作了不同地块的施肥表格，使今年购买化肥针对性强，生产队资金用在了刀口上，获得了大家的肯定，在队里是少有的几个被破例评上一等工的女知青。
大家没同意他们自愿降等的请求，而是拿这两人与争工分的人比了起来。那两个大男人自觉没趣，坐在那里再也不发一声。
本来，生产队一把手这活就不太好干，现在，为评工分的事，我又把自己顶在了风口浪尖。当然，我并不害怕，无论我得罪了什么人，只要我自身过硬就行。
我提醒自己将来不要因为开会多了，处理事务多了，第一线劳动就少了，与社员接触也少了。
第一线劳动少了，以后就干不动了。一上大田就老拉在社员后面，社员会看不起你，你想要让社员干活，社员就会拿白眼看你。
与社员接触少了，就会无形造成一堵墙，隔着墙，你听不见看不见，就像瞎子聋子一样，走不动路拉不开架子，最后要么堕入到命令主义，要么堕入到优柔寡断，没有人会帮你。
对知青当队长的我来说，本身还有一个先天弱点：缺少农业技术，缺少生产经验，如果再“两多两少”，那就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