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问王雄涛：“去不去？”
王雄涛说：“我憋了大半年，早就不想待在这里了，不管什么单位，我都去！”
队委会讨论时也很爽快，顺利通过。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当初没同意工作队把王雄涛调到大队机耕队的建议，就是想为他招工留一个机会。
尽管王雄涛走得义无反顾，干脆利落，但临行时看到我还是红了眼圈，说了一句：“真有点舍不得这么多知青，你自己保重。”
与此同时，知青点还走了一个人：周文军。
她在生产队时，也很少有人会谈论她；她走后，更是被人遗忘了。
周文军的父亲早年因“反革命罪”被政府判刑，其母离婚后改嫁到山西一山沟里的煤矿，扔下四个女儿在上海。
周文军是家中老大，不知道她们那时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反正家境穷困异常。
对她来说，上山下乡的生活和在上海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差别，她一直是社会主流的边缘人。
没有人和她说话，她唯一能面对面的，就是炕头铺前那个小镜子里的自己。有时呆呆地想起什么事来，她会独自露出笑意。
就因为这，女知青中好多人觉得她很怪异，害怕地躲得远远的。
有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轮到她时，她竟然还沉浸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两眼呆呆地看着前方。
前方是肖明在砧板上切萝卜，以为周文军是盯着自己看，凶了一句：“看什么看！”拿起菜刀狠狠地砍进椴木的砧板，有一寸之深。这一下把周文军惊醒，吓得瑟瑟发抖。
从此以后，知青点的任何人她都不敢正眼相看。
1975年春节，她到母亲所在的山西煤矿去了一趟，决定转点到那个山沟里去，好歹也算同母亲在一起，能有个说话的人了。
6月，周文军回生产队来办户口。
会计刘金鹏帮她算了一下，她欠生产队47元，但如果把已经分给她的口粮卖了，还有余钱。
周文军不想在生产队再多待一天，打好了简单的行李，着急回山西。
那天早上，我安排车老板拉着她的粮食和她本人一起去县城，叮嘱车老板：“卖了粮，47元带回来还到队里的账上，余钱给她拿了去山西。”
她独自一人坐在装了几袋口粮的马车上走了。
没有其他人相送，早晨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她的背上，颜色发黄，如同夕阳的惨淡。
目送周文军走后，我去公社参加地区农科所举办的一个科学种田的学习班，同去参加培训的还有科研组长王晓晗。
1975年，小平上台后，提出整治和科学，农村也开始了一系列的科学种田培训。
比如土壤要搞三改：改浅翻为深翻，改春翻为秋翻，改春耙为秋耙。目的是为了保墒提高土壤水分。还有用对角线方式耙田，不准有5公分大的土疙瘩。
肥上采取三条措施：利用前茬肥效，消灭2年以上重茬；改秋翻春施肥为翻前施肥；速效测地施满肥。
推广小麦良种上：根据土地情况，高岗上选择抗旱的“克旱2号”、“黑泰1号”；黑土低洼地选用“克全”、“克红”、“北新2号”。种子要过筛精选，用六六六粉拌种消毒，事先进行发芽试验。
等等等等。
与以往搞科学种田的人不同，我要求王晓晗不再把科学种田囿于小块的试验田上，而是参与整个大田的播种和管理，为队里提供了土壤成分、化肥使用、密植播种等各种数据，并到现场参与生产流程。
接触多了，彼此有了些了解。这天公社培训中午休息时，王晓晗拿出一张饼让我尝，说是张大娘给她烙的。她同老张家的两个姑娘很要好，平时经常睡在老张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我尝了一块，鸡蛋饼，不过里面还有些绿叶菜，有些苦，但却很香。
我问：“这是什么菜？”
她笑了：“野菜，柳蒿芽。”
张大娘是达斡尔族人。传说生活在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人在危难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柳蒿芽可以食用，并依靠它顺利度过的困境。达斡尔语称柳蒿芽为“库木勒”，于是后来只要有达斡尔族人的家，就有吃“库木勒”的习惯。
达斡尔族吃柳蒿芽的花样很多：清炒、凉拌、蘸酱菜、摊鸡蛋、炖排骨、包饺子……
如今，一到这个季节，不光是达斡尔族，村里的满族、回族、汉族，家家都喜欢吃柳蒿芽，成了一种风俗。
怪不得这几天我看有不少家庭妇女在干活的休息时间里，在地头里忙来忙去的，原来是在采集柳蒿菜。
我对王晓晗说：“回去跟知青也说一下，上地里干活时，我们也采一些柳蒿芽来，让食堂做了给大家尝个新鲜。”
130、拓荒占地 ＇本章字数：1519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10 13：27：46。0＇
铲地开始了。
盛夏的黑龙江，早上两点多太阳就升起来，晚上要到**点才下山。
农民干活的作息时间也随之改变，早上三点出工，上午九点休息；下午三点出工，晚上七点收工。
我喜欢夏天，尽管起早有露水，赶晚有蚊子，但这样的作息制度却避开了中午六个小时太阳最毒时的曝晒。
九点收工回来，离吃午饭的时间还早，我们喜欢到江边游泳、洗衣。把洗好的衣服摊在沙滩上，一会儿就干了，不过江水洗的衣服总带着一股轻轻的草腥味。女知青要比我们讲究，她们在江边洗完衣服后还要上岸用井水过一遍。
午饭后，我们也笃悠悠地，可以舒服地睡个午觉，然后才去干活。
黑龙江的夏天，尽管日头下气温也要达到三十五六度，但只要一走到阴影下，就很凉快。所以，到那儿老乡家里是找不到扇子的，因为夏天的屋里根本不热，自然午觉也睡得很舒服。更不要说晚上了，我们一般都是盖着棉被睡，以防受凉。
黑龙江夏天也有烦人的东西，那就是瞎虻和小咬。
瞎虻大如蜜蜂，是凶悍的吸血昆虫，口刺粗壮有力，能将牛马等牲畜的皮肤刺穿吮吸血液，有时也会攻击人类，叮刺时特别疼痛，而且出血点不易凝结。
好在瞎虻喜欢在中午活动，那时我们大多在休息，受其害还比较少。
但小咬就不同了，我们上工的时间在黎明和傍晚，这正是小咬活动最频繁的时间。
这种学名叫蠓的东西，胸部背面呈圆形隆起，翅短宽，大小如虱，它们从隐藏的树丛、杂草、庄稼中成群飞出，随风起舞，常成群叮咬，又且无声，让你防不胜防。
别看小咬体小且不善飞，但吸血凶恶，专找眼皮、嘴唇等皮肤嫩薄之外叮咬，决不撒嘴，直至吸满肚子，才畅然飞去。
小咬叮咬时分泌的液体极有刺激性，肿块坟起，奇痒难熬，甚至引起全身过敏反应，皮肤红肿溃疡。前几天，小咬钻进了肖明的耳朵，还死咬不放。结果，肖明的一边腮帮子全部肿起，就像小儿得了“大嘴巴病”一样。
瞎虻和小咬并不能减退我对夏天的喜欢，尤其是今年的夏天。
在今夏的一个夜里，我领着蔡景行，把一大片荒草没膝的沼泽地开辟成了良田，这让我兴奋了一个夏天。
北树林西面有一块泡子地，面积90多亩，前两年头道沟生产队曾想开垦它，但因太湿太陷，只好不了了之。
六月初，大田播种刚刚结束，人们在春耕大忙后稍稍喘了口气，我就已经盯上了那块泡子地。
东北农村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是自然形成的荒地，谁开出来就是谁的。
今年春旱，我看着这块泡子地里的水逐渐退去，暗暗就长了心眼。
我三天两头往那儿跑。直到那天我走到泡子地中间最低的地方，用脚使劲踩了几下，不陷！
我赶紧到大队机耕队，悄悄对在机耕队开拖拉机的蔡景行说：“今晚派车，帮我把北树林西边那块泡子地开出来！”
之所以白天不能去，是我怕头道沟生产队的人看见，如果他们在地头挡住拖拉机不让开，那就麻烦了。我必须在夜间一气呵成，造成既成事实。
夜黑了，我坐蔡景行开的链轨拖拉机来到泡子地边，看到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在月光下，从荒草中划开了黑呼呼的土地，激动地心跳到嗓子眼。
拖拉机打了个来回，蔡景行对站在地头的我说：“行，没问题。”
他继续干他的活，我回队安排人给他做最好的夜宵：鸡蛋油饼。然后乐滋滋地回知青点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泡子地，那满地的荒草不见了，它们被连根带叶地翻到了厚厚的泥土之下；遍地的蚊子不见了，只有几只野鸭，在黑油油的土地边上嘎嘎地叫着。
90亩呀，每年起码能打二三万斤粮！
我抓起一把被唤醒的带着腐殖物的黑土，笑得合不拢嘴：“开始你的新生活吧，今年先长点青黑豆当饲料，明天再给我长小麦！”
中午，回知青点路过大队部时，听见头道沟生产队的吕队长那大喉咙响得震天动地：“他妈的，这不是超级帝国主义吗！”郭木森用冷静低沉的声音对他说：“这事怪你自己，怎么当年没把它开出来呢。”
我屏气蹑足绕道而过，心想：老子就当这一回超级帝国主义了！怎么啦？
131、邵家搅局 ＇本章字数：140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03 15：05：54。0＇
晚上下班回来，我正在知青食堂吃饭，老邵来找我了。
老邵，今年春天一家六口从河北迁来东北。队委会当时看他家四个儿子个个好劳力，再加上是大队长邵文昌介绍来的亲戚，就同意他们在生产队落户，并分给他家一块宅基地。
这几天邵家为了盖房脱坯，全家都没出工。夏锄还剩下三天，为了集中力量拿下最后一片大豆地，我去邵家动员了两次，问他们能不能再坚持几天，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脱坯，等夏锄最后一仗结束，我动员大家一起来帮他家脱坯。
第二天他们不仅仍然没出工，还叫了好几个社员停工去他家一起帮着脱坯。
下班的路上，我还在想如何进一步做老邵的工作呢，他怎么倒找上门来了？
原来，公社在本队蹲点的工作队今天中午上他家去，不知怎么谈崩了，吵起来。
老邵找我，是想打个圆场，他知道把房子盖起来最后还必须依靠生产队调动社员帮忙才行。
但他仗着是大队长的亲戚，说话口气很硬，一上来就说：“你这个当队长的，要关心社员呀。”
我愣了一下说：“你家来这儿落户，生产队哪点没照顾好？既然落户了，队里农忙时，你们也要关心呀。”
他四个儿子七嘴八舌地帮腔了：“你不关心社员，社员能关心生产队吗………”
我插不上嘴，等他们说完了，才说：“安个新家是不容易，但我上你家去了两次，意思都说了，希望农忙时你们要出工，辛苦一些，利用休息时间脱坯，等忙过这一阵子，大家都会来帮你们的。”
邵家老二比我大两岁，很厉害，反问我：“要是我们就不出工呢？”
我说：“那你自己看着办吧，该说的我都说了。”
“不就是个队长吗？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官。”邵老二说话更冲了。
我知道，如果他家的亲戚不是个当大队长的，新来的社员哪敢这么说话的！
“看不起小队长？那你们去找大队长吧！”我觉得再说下去就都是废话了，走出知青食堂回宿舍去。
背后，只听到他们一家骂骂咧咧地。吃饭的知青嫌他们太吵，把他们哄出了食堂。
大队长邵文昌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他是我申请入党的联系人。
第二天一早，邵大队长看到我就把脸拉得长长的，不高兴了。晚上我找他想沟通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嗯嗯呀呀地打发了我。
邵大队长还分管机耕队，第三天，他派了一辆拖拉机，帮邵家拉了一车砖坯土。
那车大队机耕队拉来的土，让邵老二气势大长。
晚上，工作队召开社员大会，说了几句日常工作的话，站在门外的邵老二独自一人拍了几声巴掌，弄得一屋子社员都回头看他，他哈哈大笑。
铲地时，谁上工早，他就紧盯着，大喊大叫：“撵稀他！”
地里评分时，不管提到谁的名，邵老二都大喝一声：“一等！”
不过，队里并没有人跟他起哄。
邵老二见明理人都不搭理他，就把脑筋动到傻五子身上去了。
那天他跑到猪圈，对养猪的傻五子搭话：“你这活不错。”
傻五子答：“不错还没人愿意干。”
邵老二：“我挖弄还挖弄不着……年轻的干这活没出息，大姑娘一听说喂猪的，都不跟你了。”
别看傻五子傻，却不听他挑唆：“大姑娘要真心跟我，我趴猪圈里沾一身屎也会跟我。”
邵家的搅局，让贫协主任刘承新看不下去了，开队委会时说：“这样下去，生产队还像样吗？就是大队长的亲戚，也要顶住他！”
参加队委会的工作队说：“公社最近办了一个学习班，范围是那些吵架顶嘴，扰乱会议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