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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生产队的秋收打场、交粮分红全部结束。我和晓晗终于扛着行李，来到县城，登上了去北安的长途汽车。
长途汽车路过西岗子一个叫“革命村”的屯子前，上来了几个上海女知青。
此时回城探亲的高潮已经过去，长途车上人不多，我和晓晗坐在后排，很不显眼。那几个上海女知青上来后用眼神扫了一下车厢，没发现我俩，见全是老乡，就毫无顾忌地用上海话聊起天来。
甲：“有一个上海知青看中我了，但伊是个插队的，格奈能好嫁拨伊呀？我格40多块工钿将来不是要全部贴拨伊啦？”
一听就知道，她们是在农场拿工资的。
乙附和道：“尽管是上海人，但是到啥格层次就是啥个层次的眼界，我情愿以后寻一个跷脚麻皮，也不会嫁拨一个拿工分的插队知青。”
王晓晗听了朝我一笑：“听到吗？你就是一个拿工分的插队知青。”
我也笑了，低声对她说：“反正我俩都是插队的，互不嫌弃。”
一路的旅程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浪漫。
北安到哈尔滨的火车上没有暖气，车厢里四处挂满白霜，我们靠在座椅上冻了一夜。
可能是着凉，晓晗的胃病犯了。在哈尔滨去大连的火车上，她疼得什么也吃不下，可怜地蜷缩在木板座位里。
火车上没有药没有热水，我不知如何是好，想站起来，让晓晗能半躺着舒服一些。
晓晗对我说：“不用，我这是老毛病，能挺过去的。”
好在这列火车上倒是有暖气，捱了整整一天一夜，快到大连时，她的胃疼稍稍缓了过来。
我对晓晗说：“我们买两张二等舱的船票吧。”
晓晗说：“那要二十多元一张呢，太贵了，五等舱船票才**元一张，还是坐五等舱。”
我说：“不行，五等舱我坐过的，是甲板底下黑暗的货舱。没有床位，每人发一条草席和一条毛毯，往地上一铺，白天盘腿而坐；夜里和衣而睡。劣质的烟味、难闻的脚臭、晕船的呕吐味……你的胃疼刚缓过来，肯定受不了的。”
我不想把这次本来应该的浪漫之旅变成一次受难的苦旅，坚持去买了二等舱船票。
这是一艘叫“长征号”的海轮，我特意看了它的示意图，二等舱的房间在甲板上，四人一间，窗户靠海透风。对我们来说，无疑是豪华的旅行了。
买好船票，时间还早，候船厅里除了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就我们俩人了。
我对晓晗说：“去市区逛逛街吧。”
我和晓晗一共四个大旅行袋，里面装满了东北的大豆、芸豆、瓜子、木耳和豆油，沉甸甸的。我们把行李交给这位中年妇女看管，出了码头，叫了辆三轮车去大连市区。
那时的人很单纯，尽管素不相识，但却相互信任。
三轮车行驶在街头，街旁不时有日俄时期留下的建筑群，给人一种异国情调；映入眼帘的是鳞次栉比的商店和五花八门的商品，就好像已经回到上海一样。
从零下三十多度的爱辉，来到只有零下七八度的大连，感到这里的气温暖和多了，风也湿润宜人。
习习微风吹起晓晗的长发，她仰头看我，病后初愈显得娇怜的眼神里透出满足和幸福。
下午四点半，轮船起航，同舱的另外俩名乘客是上海人，起劲地谈论着粉碎“***”时上海党羽设立指挥点，调集公安干警和民兵，发放枪支弹药，准备武装叛乱的事。
第二天，船入深海，风至七级，摇晃明显，摆在走廊里的桶撞得叮咚响。那两个上海乘客开始晕船，躺在床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晓晗也有点晕船。等她睡着了，我独自一人来到摇晃的甲板上。
一望无际的海面上翻滚着浪花，船尾翻起泡沫的海面上，有三四条黑色的大鱼，跃出海面，此起彼伏地在追逐。
我随着船身的起伏，享受着动感的愉悦，就像儿时轻轻荡起了秋千。
169、疯女小红 ＇本章字数：165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1 10：43：52。0＇
三天后的清晨四点多，“长征号”轮船驶入黄浦江，停靠在公平路码头。
目送晓晗被她弟弟接走后，我叫了辆三轮车回家。
公平路码头离我家不远，从周家嘴路经海宁路、吴淞路，向右一拐，便到了嘉兴路44号的家，一切都那么熟悉。
说起嘉兴路44号，是有点来历的。
它是个日本风格的组合大院，位于四周石库门住房的中间，显得有点另类。这个院子是在二十年代初，由日本侨民建的一个当铺。
推开大门就是个院子，然后是一个走廊，走廊的两旁有三户人家，第一户人家里，至今还有一排齐胸高的柜台，估计是当年递送当物的。
穿过走廊，是一个带水井的天井，天井的右面有楼梯可上二楼。
天井的正对面是大礼堂，礼堂的梁上雕着各种花卉。礼堂的左面有一个小夹堂，夹弄尽头还有一个三角型的院子，那里有一个仓库，并有一个小门直通52号大院。
日本投降后，这里成了国民党警察的巡捕房，并把隔壁52号大院扩进来作为巡捕房的车库。
我家的窗口正对52号大院，让我记忆最深的是院里有一棵柿子树和院墙上有一棵紫滕。
解放后，解放军军管了公安局，44号就成了公安局军管会人员的家属院；52号则还住着几户旧警察局的留用人员，主要是当年在巡捕房开车的司机。
嘉兴路44号，可以说是我全部童年的记忆：春天从二楼爬上房顶放风筝，夏天在天井的井水里浸西瓜啤酒，秋天在52号大院的红薯堆上捉迷藏，冬天在三角院里翻跟头俯卧撑练身体……
自从文革后，童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就在这个天井里，我的父母被批斗带走；住在52号大院里的居委主任，每天隔着窗户对我们狠三狠四；而院子里有一个人当上了公安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天天戴着红袖章面无表情地昂头从我家门前的走廊走过。
这次我回上海，发觉44号院内物是人非，楼房还是那个样，氛围却大大不一样了。父母恢复了领导岗位，居委主任那张脸又变得笑容可掬，而那个造反派头头，每天下班低头匆匆穿过走廊后，便呆在屋里再也不露面了。
母亲对我谈恋爱的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在闲谈时讲起她单位里一位同事的伤心事：
母亲这位同事姓张，女儿小红和我同龄。
文革初期，小红的父亲被造反派拉到单位里去隔离审查。
一天，造反派打电话通知张阿姨到单位里去一趟，说她丈夫畏罪自杀。
张阿姨不相信一向乐观开朗的丈夫会自杀，但性格懦弱的她却不敢要求验尸，甚至连自己也不敢去看一眼“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丈夫，糊里糊涂地同意造反派把尸体火化了。
张阿姨后来对我母亲说，她就小红这么一个女儿，怕将来给女儿在政治上背黑锅。所以不敢验尸，也不敢告诉小红，只好自己一个偷偷地背着人哭丈夫。
小红是从家门口造反派贴的标语上知道父亲死了，她不理解母亲为什么瞒着自己，使自己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从此与母亲不再说话。
到“一片红”插队时，小红只想早点离开这个家。六九届第一批下乡的名额是云南，她二话不说就去云南插队。
小红是带着对妈妈的一丝恨意离开上海的。
1974年，小红回来了，但已经精神失常。不知道她在农村经历了什么，总之是精神崩溃了。
可怜的张阿姨，朝思暮盼，迎回的是一个已经痴呆的女儿。原本还指望女儿会有一天体谅到母亲当时的用心，现在永远不可能了。
听说张阿姨丈夫的冤案最近就要平反昭雪，但谁又能抚平留给这个家庭的伤痛和疤痕呢？张阿姨一天天苍老，她最后的希望已经破灭。
听完这个故事，我不由感慨：“相比之下，我们一家还算是幸运的。”
云龙的哥哥结婚，把我们叫到他家去喝酒。
已经回上海的刘金鹏、高朗也一起来相聚。那晚，我们五人喝了塑料桶装的10公斤黄酒、一瓶白酒、一瓶红酒，直到把云龙家的酒全部喝完。
半夜，我们从云龙家那个只能通过一人的木楼梯下来，五个人像一串倒下的骨牌，滚到楼底下。
爬起来，大家手拉着手，横着走在冷清的马路上，一帮等通宵车的人惊诧地看着我们五个醉鬼。
第二天睡到快中午，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叫我：“起来，吃回笼酒去！”
睁眼一看，是云龙的父亲，笑呤呤地站在我的床头。我们几个知青都住在一个居委会，家里人相互也都非常熟悉。
我说：“真喝不动了。”
云龙父亲说：“回笼酒是解酒的，喝了就不醉了。快起来，另外几个已经到了。”
这酒喝得，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170、雪封灵岩 ＇本章字数：175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2 17：27：57。0＇
我和晓晗这次除了回上海探亲过年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征求双方家长对我们恋爱的意见。
晓晗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她母亲有些意见，主要是对我的苏北祖籍有看法。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民国时期，流进上海最多的就是苏北人和宁波人。由于苏北人大多从事下等职业，导致上海人－主要是宁波人对苏北人的普遍歧视。歧视严重的年代里，宁波人是绝对不肯与苏北人通婚的。
晓晗祖籍就是宁波。
但晓晗父亲的看法不一样，认为我父母都是在解放战争中南下的干部，是不是苏北人又有什么关系？
我对晓晗说：“秦灭六国，这么厉害，最后败在了苏北人刘邦项羽手中；你我都是汉族，知道怎么来的？是苏北人打造了汉朝后才形成的；苏北人文有《西游记》、《水浒传》，武有韩信和萧何。远的不说，就拿现代来说，梅兰芳的戏你妈喜欢听吧，他是苏北人；周总理的才华无人不服吧，他也是苏北人。”
晓晗笑了，打断我的话：“我妈也只是说说，并没有反对我们恋爱，再说我又不在乎的。好了，说说你父母的意见吧。”
我说：“奇怪呀，我父母既没说支持也没说反对，好像有什么话没说出来。”
说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不太好的预兆。沉默了好一阵，我转移了话题：“老呆在上海有一点无聊，我们去一次苏州吧，当天去当天就可以回来。”
苏州，和我家之间有一种天生的渊源。
很小的时候就听祖父说过，6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生活在苏州阊门，“红绳赶散”时才到了苏北。
后来我查过资料，历史记载是这样的：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的红巾军打下苏州，将大约40多万江南民众强迁至苏北，史称“红巾赶散”或“红绳赶散”，于是祖先们被赶到了涟水这一片盐碱地上。
有关专家对这一历史记载有疑义，认为江南移民后裔都说自己祖籍阊门，这一说法“半真半假”，因为阊门的名气极大，很多不知祖籍何处的移民后裔们，便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集体附会“祖籍阊门”。
但不管怎么说，祖先江南人是肯定的。
我的祖祖辈辈认定苏州阊门是心目中的“根”，他们再也回不到故乡，只能把苏州的小桥流水人家当作是梦中的幻影，以至于把睡觉进入梦乡称之为“到苏州”了。
苏州的渊源不光是祖先的梦，还与我的父母有关。
1949年4月，父母渡江南下，参加对苏州的军管工作，在苏州生下大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大姐一年以后夭折，被葬在苏州。
当然，我也与苏州有些渊源。
这是我走出上海后去的第一个地方。1966年冬，13岁的我和云龙、蔡景行等六个同学相约，步行到苏州串联，帮我父亲找到了老战友一家。
1968年夏，我父母被打倒抓走，我再去苏州，想去求助父亲的老战友，但父亲老战友爱莫能助。也就是这第二次苏州之行，彻底熄灭了我改变境遇的希望，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出发去苏州的那天，南方下起了罕见的鹅毛大雪。
我们乘长途车到木渎，这天的灵岩山，就像我俩的包场。笼罩在白茫茫之中，厚雪覆盖了上山的路，只有我们俩人的脚印向山上延伸。空无一人的林间，除了我们踩雪的嘎吱声，寂静得能听见雪片落地的声音。
我向晓晗讲解这里的景点：
相传春秋时，越王勾践使用美人计，在这里向吴王夫差献西施。吴王夫差为此在山顶建造了“馆娃宫”，至今还存有吴王井、流花池、玩月池、西施洞、宫墙、琴台、思乡岩、石射棚等遗迹。
西施让夫差沉湎女色不理朝政，最终亡国丧身的故事，引来了一片“女人是祸水”的说法。
晚唐诗人罗隐反对这种对女人的责难，写了一首诗：“家国兴亡自有时， 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后来同情西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