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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处女的第一滴血，我没有理由给出其他。
当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穿透我的青春膜，，野蛮怒吼的圣物成功进入和着树叶流泪的那个张口。我有一种本能的担心，在相伴二十来年的自慰行为中，我一直怀疑自己是否还具有完整的处女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的第一次看得比她的生命更为重要，一个男人可以不是初男，但是绝对不能容忍一个女人不是处女。
轻点。我说。
妞，忍耐一下。老公说。
忍耐的同时，我幸福地看到殷红的血，顺着张口的浅表往外流淌。当树叶从天空一袭袭往下飘落的时候，我看到自己完整的心叶在心性之外蔓延。
处女在一个瞬间被轻易点破，一层膜在一个时辰被瓦解，一种痛在一个区域被定格。失去了处女膜的终极保护，我有点无可奈何的惊慌失措。圣水在弥漫中顺着青草摇曳的翅膀安静地流泻，一个生命在争分夺秒的短跑强力赛中，终于在张口的穹隆处停留了下来，冷眼旁观着其他的生命无望地离开我的体外。
我竭力拒绝着这个生命的到来，在光腚的不断跳动中，我试图将圣水全部抖离体外。老公紧紧拥住我，用一片树叶的干支挑逗着我的乳尖，乳晕在撩拨中泛出红色的晕团，张口的结节露出猩红的腼腆。
好坏。我说。
妞更坏。老公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一个男人的初夜，会发生在野性的户外，也没有想过，我生命里的第一次做胎，会在初次交媾的野外。
我有一种感觉，老公是我今生的唯一，尽管我真的没有爱。
（四十七）
和老公领取结婚证书的那天，也是我面临初次流产的当日。选择这样的日子去完成我人生的阶梯晋级，实在令我苦不堪言。
在所有认识我的人当中，没有人对我的这份婚姻表示赞同，没有人愿意看到我的幸福沦陷，没有人希望这个男人是我今生的老公。在过来人的眼里，我看到的是一种婚姻的命定，实际上，那时的我除了对婚姻的恐惧之外，对于男人真实和非真实的一面，确实怎么也看不真切，说不明白。
在心理上，我一直鄙视婚前失身的女人，无论基于怎样的原因，对于女人都是一种心性上的罪大恶极。我不能理解自己在非正常状态下的失身行为，也许归根结底在于潜意识里女人的渴望被强奸意识。失身于老公后，我开始深陷在某一种结果的后怕等待里，每天，我殷切地期盼着飘红的日子尽快来临。
半个月后，正常飘红的日子没有在限定的时候来到，取而代之的是漫无边际的我的昏昏欲睡，和超常态的无为和庸懒。在秘书办公室里，我经常因为忍受不了冲天而来的睡眠，无来由地趴在办公桌上呼呼大睡，连绵的口水稀稀落落，滴滴达达，不断地流淌在文件的崭新页面上。
正值深秋，窗外有斜溢的冷风频频倒灌而来，我感觉到寒冷的写意对意识的侵袭，昏睡中，甲板上的男人会轻轻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拉上洞开的窗户，掩上门再蹑手蹑脚地离去。
我不知道友情和爱情的划定界限，我不清楚男人在什么情况下为爱，什么情况下为非爱。我的内向是我的与生俱来，我的害羞是我的一生不变，我不善于表述自己的情感，直到甲板上的男人凄然死去的那一天，我也没有向他做过任何形式和内容上的表白。
孕卵着床后，我心不在焉地等待着做新娘的日子。我没有想到初次流产和领取结婚证的日子会被命定在同一天。
决定流产手术的当天，唯一的大姑子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亲娘似的问长问短。那个年代，传统道德对男人和女人有很大的约束力，男女偷情是一种极端失去脸面的事情。一个女人的偷情，是一个女人的道德沦陷；一个女人的婚前性行为，是一个女人的堕落；一个女人的流产，是一个女人的品质败坏。
为了使自己的流产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为了在手术台上坦然地面对主刀医生，为了充分领会大姑子的精神在手术的过程中省下一大笔开支，手术当天，我和老公匆匆去单位开了结婚证明，买了几包喜糖，在街道办事处那个老掉牙的门洞里，领到了婚姻行程的通行证。
没有欢喜，没有忧伤，没有感觉，只有到了手术台上那一声声惊惧的叫喊，我才发现通行证并不能避免我的疼痛和流血。
很冷的初冬，树叶一片片从高空中坠落下来，躺在手术台上，我仰脸横空窗外，听老式手术器械的交叉磨擦声，感觉那种粉碎生命的残忍搅动。血，一点点地在密封器中聚积，也一点点地挖空了我少女的心事，血肉模糊中，我终于发现，我已经完全告别了自己的纯真年代。
（四十八）
我一直不能饶恕自己，痛心于婚前的失身行为。当年二姐在下关姜家园那个小门面的区级医院里做人流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鄙视过她。
我崇善纯洁的女人，我一直把身体的洁净度看得比灵魂更为重要。二姐比我大了三岁，额头上有一些若明若暗的疤结，刘海挡在了前面，起到一种壮烈的掩饰作用。这些疤痕生成在她的童年，是酷暑留给她的永恒纪念，并带给她一世的自卑和疼痛。
二姐从小就很敏感，我不知道这种异常敏感是否和那些疤痕的存在密切相关。小时候，我和二姐在一起的日子相对要多些，一起背着书包上学，一起留守着屋门等待母亲下晚班回来，一起看后院小木屋里父亲和那个风流女人的奇妙光腚。
二姐的身体不好，子妹四个，她是典型性的老病号，有关节炎和气管炎，还有病中严重后遗症懒惰。炎热的夏天，二姐不用芭蕉扇；寒冷的冬天，二姐不下冷水。母亲生性袒护弱者，二姐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异常宠爱。大姐嫉妒母亲的偏心，常常在母亲上班的时候，拎起二姐的耳朵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我在家里排行老小，不知道姐妹间的事情，二姐每每一遭打，我就在一边狂笑不止。
只有到了真正懂事的时候，我才知道当年大姐的空前嚣张和二姐的孤苦无依。我很好地秉承了母亲的善心，开始和二姐相依为命。
老屋子是七十年代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墙面上有很多空洞，弹一下墙壁，空旷之声有如死魂般来临。受后院小木屋的无端恐吓，从小我就是一个极端胆小的人。哥哥和大姐放学后，一成不变地写完作业吃过饭，就开始丢下我们在外面和同学疯玩，只有二姐和我固守着孤灯，看着残夜。
老屋子的后院曾经是一个资本家的工厂坟头工地，每到夜里会有卷卷的野风阴郁地来，木门在风的煽动下，会发出阴森恐怖的喧响，风大的时候，门闩顶不住，黑洞洞的暗夜就暴露在我们的视线下。我很怕这样的夜晚，和二姐胆战心惊地把头深埋在破旧的棉絮间，或者干脆彻底扔下屋子，和二姐争先恐后地跑到前院的大街上，等待哥哥和大姐的回来。
直到二姐二十岁，有了属于自己的初恋我才开始被二姐视为行动上的障碍。二姐夫来的时候，我会露出深藏的憎恶情绪，跟踪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不给他们单独相处的空间，我压抑着恐惧情绪跟丛他们到后院的小木屋里，守在门外看屋子里面的动静。
门缝被重新装裱过了，人在外面看不到里面。侧耳细听，只有稀稀拉拉的声音，还有一些低促的二姐的呻吟。不久，我就发现二姐开始作呕，开始奢睡，开始食不哽咽；再后来，我看到二姐的流产病历记录。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恨二姐，恨二姐夫，恨一切正在恋爱的男人和女人。这种心理上的鄙视一直跟随了我很多年，我不断地告诫自己，守住童贞，守住清白，守住处女的净洁。
（四十九）
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没有在婚前最终保留住自己少女的洁净之身，对于婚前的失身行为，我一直无法做出精确的解释。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那样一种黄昏写意的诱惑中，在那样一种远离城市氛围的郊区外，在那样一种自然美丽景光的及至互动里，激情涟漪地重复着远古至今人类的生物性交媾，在单纯和简明中直诉胸臆。在这样一种纯生理性的珠联璧合中，自始至终洋溢并渗透着一种复古的野蛮和欲望的畅想，行为是遮蔽理性的伞，情欲是外衣，裸露地曝晒在光天化日之下，粘一地的辉煌。
在荒野里奉献了自己处女之身的那个多情的瞬间，甲板上的男人的面影在我的脑海里如雷似电般地轰然闪过，随后，一行清泪顺着满目的枯枝飞溅在帘前的草地上。我知道，我的精神，我的肉体，和所有组合成心性的一切内部和外部材料，在我的命脉中已经彻底香消玉殒了。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极富理智的女人，可以将一切意念之外的东西摆平。尽管大多数时候，我抵触不了自己的情绪，经常被层层推动的情绪瞬间将理智铲平。
那个在芳草地上意外留下的小生命，使我从本能中清醒地发现，最终左右自己行为的仍然是一种游离于理念之外的简单情感。我用标志着处女的那层膜，轻易地做了自己本能的试验品。我想到了后院小木屋里父亲和他的那个风流女人，想到了阁楼上二姐和我的二姐夫，这曾经令我无比憎恨和极其尴尬的人生切面，在一个意念之间忽然变得无比生动与合理起来。
在等待飘红的日子里，我的心性倍受着无望的煎熬。正常例假的日子过了七天不见反应，我开始在独处的屋子里疯狂地虐待自己。我不断地看自己的裸腹，看自己的乳尖，看自己的张口，看身体上一切与处女时期不同的生理性反应。我会使劲在屋子里弹跳和蹦高，会在床垫上拼死拼活地滚来滚去。为了不使母亲听到屋子里的声音，我在塑料地板上垫了一层厚厚的老棉胎，保证双脚落地的时候不会发出任何响声。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九天，我以为例假会在激烈的跳动中最终来临。到了第十天，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胆战心惊中，我开始翻阅生理书籍，一遍遍地重复着“妊娠前期反应”的章节，仔细对比后我不得不哭泣着走近母亲。
妞有问题了。我说。
是否妞的肚子有问题。母亲说。
妞的例假过了十天了，还没有动静。我说。
妞和男人在一起了。母亲说。
对于母亲，我一直怀有一种怜惜的感情，在婚姻里，母亲从头到尾是一个弱者。自从我唯一的胞兄栋哥在一九八七年那个桂花飘香的季节，因为一场疾病的意外侵害而英年早逝，我便成为母亲唯一放不下的心思。
（五十）
小月子是和新房装修同步进行的，证实怀孕后，老公计划留下孩子，张罗着准备娶我。
一连半个月躺在床上，在母亲的关爱下无所事事地捱日子。母亲限制了我，为了日后眼睛的明亮，不能看书，不能看报；为了日后牙齿的坚固，不能吃硬的东西；为了日后双脚的矫健，不能穿拖鞋。在母亲的步步紧跟中，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暂时离开了秘书工作岗位，看不到那个甲板上的男人，我有一种难言的失落感。确定怀孕直至流产前，我一直没有去领结婚证书。潜意识中，我还在等待，等待那个我一直在暗恋着的甲板上的男人。
我不甘心，不希望我的婚姻就这样简单地形成，没有共同的爱好，没有等量的情操，没有真爱的感觉。我无数次地勾画过我的婚姻，那里面自始至终的注入着一种宁静的安谧，一种委婉的和谐和一种精神的共通。最起码有一个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与我长相厮守。
我一直是一个善于做梦的女人。梦是一种非现实的存在，是一种对生活空洞的完美填充，是一种对心灵尖端的自慰抚摩。在梦里梦外，我的现实被分解得支离破碎，一片朦胧中，我近看着自己的心里心外，直到被大姑子“逼”到婚姻的前沿。
领结婚证的那天，父亲和母亲一直蒙在鼓里，他们以为我和老公去医院做流产术了。手术前，大姑子费尽心机地说了许许多多婚姻的好，流产的难，投资的少，委曲求全中我偷偷地跑回家，打开橱门翻出户口簿撒腿就往回跑。
注册成功后，我安心地躺在了医院的手术床上，心脏还在持续的紧张跳动中奔跑。我把自己的婚姻典当出去后，除了对父母有一种本能的内疚情绪之外，我没有任何快乐或痛苦的感觉。也许命定的婚姻都是这样的，只有缘分才是构筑牵手的唯一通道口。
新婚前夜，母亲悄悄地把我拉到她的面前，用她长满老茧的双手握紧我的手，给了我一枚花戒和一串项链。
妞不要。我说。
妞拿着，金子可以压斜。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