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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后果是香港不能承受的，如果任由发展，香港最终会‘一夜回到数十年前’的经济深渊，而要反击，那就是违背自由经济的原则，这有悖于香港自由港的定位，会遭到了世界乃至香港舆论的广泛抨击，但是政府入市干预，我们要看是利大于弊还是利大于弊，显然入市干预的利远大于弊，既然这些国际炒家利用规则的漏洞，这能是道义之举？既然这样的行为很卑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墨守成规，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采取非传统的方式入市干预？这就像一个正流血不止的伤员，又不能获得输血，而施暴者却不允许其自行疗伤，这不是笑话吗，如果受害者任由自己流血而亡，那岂不是也太教条受害者有权绑上止血带自行止血，者有权做任何它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发起反击也没有什么不妥，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非常之时需用非常之策，危急时刻，最大胆的行动反而可能风险最小值。
也许有人会讲，这样的措施并不符合‘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基于新古典主义关于完美市场的假设：政府不干预市场，健全的市场要求贸易自由化、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准确的定价、国有企业私有化及民主的普及。这一共识也增大了金融部门的透明度，推动了更好的公共治理与私人治理。OECD、WTO、IMF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机构将这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推广到了全世界。
而东亚那些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均没有遵循这一发展战略：政府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采取种种措施普及教育、推动科技发展、刺激储蓄增加以及对收入进行再分配。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华盛顿共识基本上是一套基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组合，其中产权基础设施比如运行正常的司法体系、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成熟的金融监管能力，以及强大的风险管理水平被认为理所当然地存在，于是经济学家们就误以为只要一个国家或地区具备了改革的政治意愿，再加上他们的好建议，那么该国或地区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金融改革的目标的实现简直易如反掌。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重要一点，那就是所有的制度包括市场自身都是路径依赖的，必需建立在一国或地区已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之上；而社会制度结构的变迁要比理论假设的要慢得多，也难得多。一旦理论假设错误，其推导出的结论以及形成的政策建议也就失去了立足之本了。
这一点在俄罗斯体现得最为明显，天真的前苏联经济学家依据这一理论实施了制度改革，尽管有西方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这一实践仍然归于失败。那些盲目遵从市场正统理论的人中，不乏一些顶尖的理论学家，全都未能理解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健全的司法和监管机构的存在，结果导致俄罗斯也是倒退数十年。
不幸的是，这套错误的药方，曾经在亚洲新兴市场风靡一时，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加剧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吞下苦果，而那些开药方的经济学博士们则依然过着体面而荣耀的生活。
‘华盛顿共识‘也忽视了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孤立地看待每一个国家。同时，‘华盛顿共识’还过于低估了流动性带来的危险，忽略了亚洲经济体收支平衡表固有的脆弱性，后者的表现就是资本的大进大出。当然，亚洲一些经济体自身也低估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无常；而‘华盛顿共识’甚至错上加错地信奉资本快速流动的经济效率，而忽略其带来的致命危害，从而给那些国际炒家获得了轻而易举的机会。而当这些国际炒家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这些国家却显得手足无措。所以对于这样的东西，思考而不迷信，才是客观的，与‘华盛顿共识’相反，我觉得的‘网络理论’来说，那就是每个经济体的都是一个‘网络节点’，经济体之间都存在着‘链接’。在这样一个经济网络中，要实现网络的安全稳定，就不能仅仅关注某些节点，还要重视那些最脆弱易断的链接，理论是需要，但不能迷信，要抛弃理论教条，注重实效。在危机时期，介入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大病需要医生一样，不可能过完全依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这可以给结构改革留下时间来应对危机
这次危机让我们思考，虽然全球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地向国际靠拢。但是，当一系列危机的爆发，让人们不得不再度考虑自由化这个问题，尤其是当一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受到威胁和破坏时，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扫荡，已经严重威胁过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是不是还应继续奉行自由化？
我想着不言自明，这一次危机之后，在必要的时候入市干预，这将会成为不管是完全自由市场，还是有限自由市场的必然选择。”
陆政东知道港府最为担心的就是怕干预动摇了自由港的基石，他必须要在这方面多费口舌。不求一下说动，但求其思考。在对这方面将了不少之后，陆政东有吧话题转到香港的有利因素上：“香港的金融业有良好的监管和充足的资本，香港强大的银行体系运行良好，本地银行资本充足率高达百分之十八，坏账率只有百分之三左右，这是香港经济免遭崩溃的重要防护堤。而香港游充裕的外汇储备，即便是外资银行迅速从香港撤走了大量资金，但香港银行体系基本上仍能够维持不错的流动性。
而且资产泡沫之前，银行已将房地产按揭贷款的杠杆率从七成降到五成，建立香港按揭证券公司也增加了银行流动性。这些是基础，加上香港游充裕的外汇储备，有不少的中资企业，在反击的资本金上不成问题。
而且香港政府不缺乏进行操盘反击的金融精英人才等等等等因素，都决定了香港游反击取胜的保证，其实那些炒家再怎么使用障眼法，我们完全把纷繁复杂的反击简单化非常简单，那就是：在市场不稳定时，中央银行要充当最后贷款者，源源不断地注入流动性，以恢复市场信心。通常，中央银行是通过债券市场来调控流动性，这在这次行动中不是太适合，要采取对方意想不到的策略：大量买入蓝筹股。一方面，外汇基金的投放很快平抑对港币的恐慌性抛售。还有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反击，不能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该出其不意就要出其不意
另一方面，流动性的注入使市场利率大幅下调。即使是许多期货合约的到期日，尽管对方拼力一搏，但这样做股指依然保持高位，港币亦岿然不动，香港经济基本面良好，真正造成经济波动和联系汇率制动摇的原因就在于市场对香港的信心。因此，其反击策略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维持市场信心。采用这样非常之策以求取得一石多鸟的效果。”
陆政东侃侃而谈：
“当然在危机中评判孰是孰非很难把握。但基辛格曾说过，在危机当中，最危险的措施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反正统的政策，其实也是走出困境的良策，即便是来自‘华盛顿共识’最优秀智库的意见，也不一定正确。因为他们讨论这些的事情，这件事还没有发生，而现在这件事发生了，那就必须以现在的实际情况去应对，这才是最大的良策，当然，反击也不是没有难度，那就是要掌握住节奏，要把握住反击的节点，反击，不但要维护香港经济的基本面，也要让那些贪婪之辈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让他们长长记性！”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候，因为外汇储备是香港老百姓汗水的结果，还有就是很多人的经济信仰是一个自由经济的政府在市场领域是不应该干预不应该插手的，港府向来信奉自由经济，自由经济是香港的基石。但是遭人操控的经济不是自由经济？是不是就会动摇香港的基石，我想说的是，自由是不是没有边际的？当市场完全破坏了，就不能不思考这个信仰是不是要略微的修正？因为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这个受苦的不单是一个人，还有其他香港的市民。这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但是再痛苦，也必须做出决策”
“我就讲到这里，由于没有丝毫的准备，我的表达可能有些凌乱，但并不影响我的主要思想的表达。”
陆政东的讲话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并没有人打断，甚至会场里安静得有些出奇。
显然，他的这一番长篇大论引起了与会者的深入的思考，当然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除了得益于他是吴教授的弟子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预言者，这一点会给在座的人以极为强烈的心理暗示。他吧他想说的，能说的都畅快淋漓的说了，接下来就看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如何做出决策了。
陆政东觉得他今天违背了做官少言多做的做人原则，但是如果能够争取到一个更好的结构，他一点也不后悔。
第4章朋友越多越好
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能够让这些德高望重而又年迈的专家学者熬更守夜，也可以想见这件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这样的会议只是探讨原因和开出药方，具体采取何种应对方案，还需要港府下定决心。
这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
这次在颐年堂举行的会议的与会人员都被要求严格保密，所以这次会议即便是素来嗅觉灵敏的港媒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其他方面也就更无法得知此次会议的真实情形。
陆政东的工作和生活也并没有因为这次会议有什么改变，按部就班就是机生活的主旋律，充实的生活总是让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陆政东不能不承认在部里的生活比地方上要有规律许多，但是这并不代表轻松。
陆政东在电力系统所讲的改革问题，得到了上面的首肯，上面要求他根据这个思路，对如何通过改革进一步解决束缚能源交通的禁锢，从而调动国有、民间资本参与其中，推动能源交通的健康快速发展，从而保证国家整体经济运行的安全拿出一个全面系统的方案出来。
“民间资本进入发电行业，这早已有之，这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任何难处，不过大规模并入国家电网，这有难度。并且发展太阳能、风能、核电等新能源，这也受到投资成本高，回报慢的困扰，一时之间难以奏效。”
周世安分管电力煤炭这一块，对这一块很熟悉，一下就直陈要害：“这其中制约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发电行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其重叠性，民间资本主要进入的是小水电，而水电的季节性很强，在其供给电网的高峰期，其实也是其他水电企业发电的高峰期，供应充裕，国家电网肯定要优先考虑内部的电力发电企业。这就让很多民营资本望而却步。”
“恩，老周所讲的有道理，但是从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看，较长一段时间看，电力的供应会供不应求，即便是在供应高峰期，这不是我个人凭空臆想的，而是整个国家发展的格局所决定的，从九三年开始的经济调控已经达到甚至超过预想，国家经济整体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这表明以治理高发展高通胀的调控政策正式告一段落。而且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波及到国内，面对巨大的压力，国家宣布人民币不对外贬值。然而，国家经济也面临外部市场萎缩、亚洲各国货币贬值后抢占中国原有出口市场的不利局面。致使国内经济增长在第四季度下行已经非常明显，如果不全面彻底地重新审视国内经济的增长环境和经济政策，这样的下行趋势会更加明显。
为应对危机，转向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那就是必然选择。从而拉动和提高国内的需求。这个需求就是加强铁路、公路、农田水利、市政、环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设，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当然还有住房建设，国家还通过加快产权改革、拉动民间投资等方式应对挑战，因为这是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所以我们局里必须要对根据目前发展态势有一个较为明晰的方案出来。我估计着经委那边也在就这个问题要拿出一个调研报告出来，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从实际操作角度来探讨分析，我们局则要从体制改革促进这个角度拿出篇像样的文章来，老周，这事儿我看就由你来负责，在局里选两个人，另外还可以找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在十一月底，得拿出一份像样的东西来。”
周世安没想到这位局长才来就丢出一个这样的重担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这在九六年就已经是有人在呼吁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进一步促进此事，这是必然，因为有一个很硬性的目标必须要保证——经济增长必须要保证百分之八以上，这是保证国家经济比较健康运行和保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