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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政东这是说的是实话，九八年的土地价格还是白菜价，特别是象安新这样处于困境中的城市，成型的、比较大的较贵的地块，政府向卖个好价钱，居然无人问津。
在后来，许多年轻人在面对高昂的房价，都有“出生恨晚”的感叹：如果早一些遇到商品房起步的阶段，早点出手买房，那该多好。殊不知，这个时候要下买房决心，可能比后来更为艰难。
因为正式取消福利分房之前，商品房市场一直处于发展非常缓慢的阶段，在安新大多数人的观念里，房子是应该由单位分的，虽然市场上已经有了少量的商品房在出售，但商品房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愿意去买房的人寥寥无几。
但陆政东相信着一切会很快改变。
从大环境上讲，九八年中央政府正式叫停实施了四十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这预示着“住房货币化”必将掀起房地产开发的高潮，其二，住房按揭贷款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住房“商品化”也开始走向极致，贷款买房甚至成为人们改变生活和消费观念的决定因素。
陆政东相信外来房地产开发巨头纷纷进入安新，必将开启安新房地产新篇章，安新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档写字楼和正规的商业集市场等商业地产崭露头角，使安新的房产开发市场丰富和立体起来。
而更重要的是，这促使安新的商业用地开始走向市场化和多元化，此前，安新甚至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市场，因为对房地产资质的审核非常严格，没有土地就没有资格，民营企业排不上号，只能挂靠在国营地产下讨生活，而国有土地使用权是通过划拨形式获得的，拿地的开发商也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开发商的地盘都严格划分好。
而港资的大举进场。安新的房地产格局亦改变，出现了跨行业、跨地区进入房产开发的现象。
这样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都会进一步推高对土地的需求，推高土地的价格，通过拍卖的方式公开出让土地，那才是真正能卖个好价钱的办法。
陆政东非常清楚，超低地价绝不会抑制房价的上涨，因为地价越低，涌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就越是庞大，只会恶性的推高地价和房价，他的想法是有节奏的，可控的让地价和房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范围内。
陆政东看着乐呵呵的几个人，沉吟了一下道：“招商活动是取得了成功，但这些意向性协议毕竟是写在纸上的，心里始终都是不踏实啊，接下来很多油投资意向的工商界人士就会莅临安新考察拍板，如何落实这些项目才是真正的挑战。说起这个，我倒是想起白天鹅宾馆的一些旧事来”
“一个酒店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改变”
陆政东沉吟了一下说道。
白天鹅宾馆，是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也是见证改革开放的一个地方。唐中凯尤金忠等人听到陆政东说起这个，心里都知道陆政东肯定不是讲什么故事，都认真的听着。
“霍先生其实对开宾馆并没有兴趣，在他看着，对人的生意是最难赚钱的。开始没想到合资，想捐钱算了。但领导们都认为捐赠这个形式不好。本来希望港澳同胞、华侨和海外华人来国内投资的，一来就带头捐赠，以为开放是为了‘要钱’，所以坚持合作或合资，讲现在很多外商有疑虑，还在观望，希望他带头做个榜样出来。于是他就带了头。
他也根本就没想通过白天鹅来赚钱，但是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大部分要靠进口，国内连牙签都没有，而更麻烦的事就是进口牙签都要去十几个部门盖一大串公章。而更离谱的是，白天鹅宾馆的楼顶差点变成了高射炮阵地。当时按照过去的规矩，凡是高层建筑都要配备高射炮，备战备荒为人民。真要是放个炮在哪里，谁还敢在这里睡觉？
而更多的则是质疑责问和反对，就连酒店的服务员穿尼龙丝袜也成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说是复辟‘封资修’，酒店的日本餐厅一开，迎送员穿件和服，有些老同志就哭，写信说：我们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你们又把这些带进来了，你们卖国！
这在现在不敢想象吧？
霍先生是苦出身，只要是他投资的宾馆、饭店、道路、桥梁，都会亲自过问，霍先生面对质疑也有自己的办法，和很多改革的人一样，不得不学会去绕过体制的羁绊和束缚，最终让白天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改革开发的标志之一。
在那个特殊年代，他所改变、所打破的体制和思想枷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已经变得稀松平常。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和八十年代大为不同，但有一点其实还是相同的，那就是一些僵化的思想和意识总是滞后于改革和开放，一些新的体制和思想的束缚也需要去打破，还是得与时俱进。
想要把这样的推介会变成一种常规性的东西每年举办一次，想要引得进来，留得住，那还得要在软硬件设施上更下功夫，硬环境那需要资金，但在软环境上，安新还需要下大力气进行整治，整顿和提高服务质量，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我们安新干部队伍中存在着拖沓、懒散，不愿负责、吃卡拿要等等恶习屡禁不绝，这是我们今后招商工作中最大的障碍之一”
陆政东看到几个人的脸色一下就变得凝重了起来，不由笑道：“难得高兴一下说这些，我这是不是很扫兴啊？”
尤金忠却是摆摆手道：
“小小的高兴一下是应该的，但就像市长说的，不入袋为安，心里真是不踏实，安新对于这些项目资金是望穿秋水，多跑掉一个拿心就要多痛一次。接下来确实是要好好落实，切实做好港商来安新的各项工作，等到落实之后，好好再好好庆祝也不迟”
唐中凯也点点头，深以为然
※※※
招商团回到安新之后，安俊义就嘀咕着，电视台和报纸，关于香港招商的事情就是在新闻里播报，连个专题都不做？报给省里的新闻稿也是一个简讯一般的内容，难不成宣传部的人还怀疑签订的这些意向性协议都是放空炮，怕牛皮吹大了不好收场？
听得安俊义的嘀咕，陆政东只是淡淡一笑，对于这次赴港招商，宣传没有安俊义说得那么少，不过确实是进行了淡化处理。
宣传部的人自然是知道签订如此巨大的意向性协议，就算是吹牛皮，盆大能刮稀饭，就算再不济，落实下来的实际投资折合人民币也能有十亿以上。
就是担心他这一次招商引资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才会这样不愠不火的宣传。
不过宣传部就算是不愠不火恐怕也由不得他
几天之后，通达集团的董事、通达地产总裁、曾先生的公子曾广文抵达安新，旋即与安新市政府签订买下安新市区价值一点八亿的三号地块，用于开发商住楼，现场将购地资金支票交到市政府手里。
在签约仪式上，曾广文还同时宣布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通达地产在大陆的总部将会迁到安新市。
曾先生和他在六年前因为桂云寺而结缘，在九二年之后，通达集团发展势头很猛，在曾先生心目中，桂云寺是其福地，而陆政东则是其贵人。
所以这一次是通达集团的少东家曾广文，携带着巨资，直接来到安新，并且会宣布将通达集团房地产在大陆的总部放在安新。
现在的通达集团在香港也算知名的企业集团，通达集团还没开始开发楼盘就把总部放在安新，应该讲，还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
当然，曾先生做如此考虑，也不单单就是为了答谢他这个“贵人”当年的提醒，而是从企业发展的大局通盘进行的考虑。
通达集团涉足房地产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之前主要是在一些地市开发一些房地产项目，显得格局太小，而在安新拿下一块价值不菲的地块，便可在大城市奠定地位，有利于其今后的长远发展。
紧接着，香港大财团、房地产界的大佬黄河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李先生的大公子携黄河（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杜志林抵达安新，买下市中心的价值两点一亿的一号地块，用于开发高档写字楼。
“哎呀，我这回算是真正见识到什么是财大气粗了，就我们原来那些房地产商人买个一两千万的地块还磨磨唧唧的要这样政策，那样政策，哪像这样的大老板，连考察都没考察，啪，把钱直接一砸，痛快啊。”
在安新宾馆参加完签字仪式，送走市委书记张泽高和市人大政协的领导之后，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尤金忠是感慨万千的说着。
唐中凯在一边笑道：
“老尤啊，你现在是壮得厉害，现在恐北汉市的吴市长看到你，眼睛会比兔子还红，你可得小心点，谨防他急了，咬你一口。”
唐中凯口中的吴市长是贝湖省会、同样也是副省级城市北汉市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北汉市在房地产这一块比安新市起步早，房地产比安新要红火的多，一向都是瞧不上安新。而安新一下就卖出将近五个亿的地块，吴市长瞧不上的安新一下跑到了北汉市前面，吴市长不着急才怪。
不但北汉市的吴市长如此，张泽高和他到省里开会，其他市的领导也都是艳羡不已。
“金忠市长啊，这些大企业大老板爱做慈善事业不假，但是绝不会把生意当成慈善事业来做的，否则他们的企业早就垮掉了。你说的所谓的考察都没考察就啪的把钱砸到我们市里是不可能的。我想他们应该是在我们把招商引资的材料交给他们进行沟通的时候，就有专业的人才到我们安新来考察过了。”
尤金忠有些不相信的看了陆政东一眼，陆政东笑了笑，他能搞经济在安新现在还是名声不显，不过墙里开花墙外香，在香港名头却是很大，有他在，他们相信安新的经济一定会向好，一定能够赢得更好的投资回报，而且还有港府和中联办的官员吹风，就冲这一点，也会有人会来考察。
“我们和北汉市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地价比他们便宜，房价的上升空间比他们大，这恐怕才是他们真正愿意痛快砸钱的最主要原因。当然也不排除他们知道我们现在财政困难，所以乐于雪中送炭一回，这是我们那些成功的华人大企业家和国外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不同的地方，显得更有人情味。这样的人情味，恐怕会比那些软磨硬泡效果好得多吧？”
第14章陆氏新政第一波
从香港成功招商之后，也让陆政东有底气和更从容的对安新的发展进行思考和规划。
陆政东决定首先要规范安新市的土地使用。陆政东如此考虑，也是和安新的现状有关，安新头上还带着一顶“历史悠久的安新，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污水横流，凌乱而又脏乱，就像一座大县城”，这不仅仅是陆政东的直观感受，而是一位到访安新的一位著名作家在一本书中的开篇之章所言。
这曾经让安新人很受伤，却也无法反驳，因为这话虽然夸大了一点，但基本是事实，安新整个城市缺乏活力，交通拥堵，麻木车盛行、城市环境差，商场晚上七八点就熄灯关门，特别是冬夜显得更是有些萧瑟。
陆政东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城市环境，更在于背后的经济因素，不振的经济、几十万下岗职工、上百万贫困人口，被称为安新发展道路上必须翻越的三座大山。
这些都需要巨大财政资金支持，仅靠单一的地方税收无法实现，特别是在实行分税制之后，这样的情况就更明显。
分税制改革使中央得以集中财权，增强了宏观调控能力，并使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性转移支付的体系逐渐成形，增量的大部分转移支付给中西部贫困地区，缓解了国家财政纵向和横向不平衡的矛盾，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之前分灶吃饭的体制相比，分税制鼓励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让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经纪人”，激励了其发展经济的动力。
不过，分税制改革却遗留下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
中央政府甩公共支出包袱，地方政府只能以较少的财政收入承担更大的责任。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等原本需要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已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重担。地方政府以较少的财政收入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变化，相当于地方政府用少量相对财政收入支撑了将近一倍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而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只用基本相当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相对财政支出。
按照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