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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必有失，关键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陆政东权衡着，想来想去，觉得只要和詹继东关系没有质的改善，他和江书记的关系就难以亲近，而他想要竞争安新的市委书记，江书记的态度那也不得不考虑。
不过这是一场博弈，舞台虽然在贝湖在安新，但是胜负的决定权却在京城，陆政东权衡了一番，觉得这件事还是应承杨立峰的好，只是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刺激江书记就是
杨立峰对于今天谈话的结果很满意，和陆政东这样的聪明人谈话，总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两人谈完事情，陆政东告辞离开了而去，坐在车上，陆政东沉思着。
有时候相互之间靠拢也就是一个契机，而这样的靠拢显然会在省里的政治生态起到一种化学反应，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变化，他必须要好好的想一想。
不过，陆政东的思绪很快就飘开了，陆政东看着省城的夜景，省城的夜晚灯火辉煌，很是漂亮，就是一座不夜城。淡淡的月光和地面上霓虹散发出的光遥相呼应，互诉着天上宫阙的寂寞和人世间的繁华。
陆政东到省城的时候不少，从来就没有觉得省城的夜景有多美，更多的时候，他仅仅是把省城当成安新的竞争对手。
但此时不是，这样的心境让陆政东自己都有些意外，或许是因为梁梅的缘故爱屋及乌，因为由他而对这个城市有了一点亲切感，因为有她，而多了一份牵挂，不管将来两个人会如何，此时此刻陆政东心里有一种柔情在涌动。
这女人也真是的，还不给他打电话，想到这里陆政东也不禁哑然失笑，两人似乎在这件事上面较劲一般，陆政东不由想到一句话，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人说男女朋友相处就好比是一场战争，其结果不是征服对方，就是被对方征服。
这话放在别的地方或许值得商榷，但放在他和梁梅身上倒是挺贴切，两个人都是跺一跺脚都会威震一方的人物，都有着强烈的控制欲，谁先打电话在对方看来都是处于被动地位，想要居于主动，梁梅是不是也听说过这个，还和他运用起了战略战术？
只是梁梅在这样的事情上这样做，那注定是要失败的，即便是他先打电话，她也不是他的对手，想到这里，陆政东不禁笑了笑，他明天还有要紧的事情，今晚必须赶回安新去，可就这样不辞而别，这不是他的风格，于是拿起手机，看看时间挺晚了，于是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陆政东倒是想错了，梁梅在情感上完全和其在工作上不能相提并论，之所以没给他电话，原因其实实在太简单：难为情。
梁梅知道他今天要回安新，其实也在等着他的电话，久等不至，梁梅起身进了浴室，在热水的氲蒸下，卫生间里已漂浮起淡淡的雾气，朦朦胧胧地，充斥着迷幻般的色彩。
梁梅被热水氲得泛红的娇躯，胸前那两朵丰盈，俏皮似地半浮半沉，两颗娇艳的粉色蓓蕾正肆意地绽放着，仿佛皑皑白雪山峰上怒放的红梅，合着水波一起一伏翩翩舞蹈。
斜躺在浴缸中的梁梅，凝视着浴室墙上的镜子，镜中的她，风姿绰约，在迷蒙的水雾中，展现着一种梦幻般的美态。披肩长发如黑色波浪一般纠缠在她赤裸的胸口与浑圆的香肩之上，发梢处凝着水珠，晶莹剔透，一闪一闪，格外夺目。
一夕之欢，她的整个人仿佛一夜之间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刻的她仿若在少妇的美艳之中又平添了几分少女般的清纯。两条白皙滑腻的胳膊，宛如两段玉藕，一尘不染，柔若无骨，卷曲着的雪白双腿，在水中或隐或现，实是诱人无比。
回想起昨夜先前凝视着自己娇躯不放的那一脸“狼相”，梁梅不禁掩嘴一笑，心中更添了几分喜悦与满足。
赤着脚从水中爬起，取过浴巾把浑身上下稍稍拭了一遍，听得手机震动着，忙拿过来一看，看着信息的内容，梁梅只觉得脸发烫，凝思了好一会，然后回望着镜子中的镜子中的自己，梁梅的心中升起某种明悟，做出了某种决断
第62章新起点
杨立峰的事情对陆政东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陆政东既然应承下来，也就没有任何的拖延。
按照陆政东主导设计的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进展相当顺利，毕竟现在是房地产刚刚起步的阶段，安新不少居民还居住在五六十年代狭窄矮小的筒子楼以及低矮潮湿的平房之中，对于住进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充满了向往，加上征地工作的工作很有针对性，只要不是涉及到企业，征地工作比起几年之后难度小了不知道多少。
而随着几大港资房地产企业的入住，安新的地价也开始上升，年初出让的地块已经实现了增值，这样的滚动发展，完全可以稳定的释放出来一部分资金用于市里的其他建设，而由于市里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储备，通过适当的土地出让释放量，又能完全掌握住土地和房地产价格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这样安新市财政真正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财政来源。
而安新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仅仅是增加土地出让在财政中的比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让国有企业焕发出活力，让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取得长足进步，进一步吸纳外来资金，实现几条腿走路。
而在这其中，前两条需要能够找到更多的融资机会用于扩大规模或者实行产业升级，这就需要有金融业更强有力的支持才行，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喝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困扰其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安新是大城市，非公有制经济规模也比他在西河时要大得多，简单的金融担保显然难以承担。
可贝湖属于内陆地区，属于金融业发展的贫瘠之地，身处其中的安新虽然是副省级城市，和其他副省级城市相比，在这方面也属于相对落后的城市。
与其他产业改革最大的不同是，金融改革更依赖国家政策性支持，因为绝大多数金融改革涉及到的措施都需要国家层面的审批，这决定了区域性金融改革难度更大。
想要改善这样融资难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成立一家由非公有制经济主导的银行，最为简单的，很想让民营企业进入现有的城市商业银行，利用与非公经济有着与生俱来的血脉联系，不断探索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民营资本入股商业银行并不是不可能，但要控股难度就相当大，而只有控股，从而实现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输血更为顺畅一些，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几年后出现德隆事件之后对银行业改革和监管的震撼之大、影响之深远，业外人士很难体会。
因为出现德隆事件之后，商业银行沦为股东提款机的道德风险，更是引人注目，国内股市的几个大案都或多或少都与之相关，不是涉及商业银行，就是涉及保险，信托，金融租赁等等，但，直到目前为止，上述风险还是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解决方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监管部门的主流意见是国内大型银行缺的不是资金，而是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所以要通过引进外资引进管理理念；中小型银行缺资金，但更缺乏风险管理技术，目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和市场监督机制尚不健全，对关联交易缺乏有效控制，贸然让民营企业控股城市商业银行很有可能出现资本市场上惯见的提款机效应，导致全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信用风险。
所以，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应该增资扩股，但“地方财政占大股、国有股权绝对控股”是必要的，到时候即便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到时候依然会被叫停，民营企业入主城市商业银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这样的参股实际上从大的层面讲，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银行的实际控制人才真正享有银行事务的拍板权力。
想来想去，陆政东也只有退而求其次，谋求设立像民生银行这样由民营资本主导的股份制银行。
但让陆政东挠头的是金融人才的匮乏，任何改革中人总是最为关键的要素，而对金融改革的推动者、执行者，则有着更高、更专业的素质要求，陆政东所能做得就是想办法从中央机关，大专院校挖人，以及将一些安新的干部送出去交流培养，只是这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且在他仅仅是政府主官的背景之下，想要实现这样的人员交流，但是作为一个发展方向，他必须要朝这方面努力，金融改革试验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人事制度上。
实验改革不是一蹴而就，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其他事情还得抓紧，陆政东在这段时间主要是理顺了投资环境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些大方向的政策，有了这些基础，他准备和市里的非公有制企业的代表们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
这样的交流本来应该早一点，但陆政东处于慎重，在对安新未来的发展之路深思熟虑有了清晰的思路之后才决定下来。
有很多领导都只顾眼前，出成绩才出政绩，很多领导心里就想着自己这一届，能够想五年已经是够远了，很少有人会认真想一想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在改革初期发展势头非常猛烈，可到了今时今日，却如同伤仲永一般消失在芸芸众生之中。
这不能完全怪干部，毕竟这是组织部门的绩效考核最重要的指标，而他不一样，如果他还是像其他领导一样，那也太没意思了。
所以决策必须要慎重。
决策人人会做，只要拍一拍脑袋，随口说个数，就能定下了嘛。可这决策究竟是利国利民，还是就只有天知道了！
拍板容易，真正起作用难，世事都由人评论，你这决策做的是否有水平，你这官当得究竟怎么样，这不是由你自己说了算。你的上级，你的下属，你的同事，千千万万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或许在某段时间，这个评价会不是那么公证，但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
你对一个地方做出了贡献，不论你是否已经离任，甚至是已经卸甲归田，地方上的人都会记着你的功勋。至少是三代不忘，为什么？因为你有利于他们，有恩于他们。
作为市长，若是你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建设毫无作用，甚至是起了反作用。那不管你将来究竟官居几品，当地的人都不会念你的好，你算什么，你只是一个过客，还是一个让他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差的过客！
而各级党政起得更多的是一个监督，管控的作用。当然在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各级党政还要肩负着建设市场的重任。
安新的经济体系，在陆政东看来，还没有完全成型，至少比之其他同类城市显得落伍。
对于城市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总是在摇摆之中，没有一个可持续的目标。安新经济究竟应该走一条怎么样的路，究竟应该以哪些产业为主导；安新究竟比其他同类城市，具有一个怎样的比较优势。
陆政东在把这些事情想明白之后，才召开了这次座谈会，从真正意义上讲，这才是他真正开始施政的开始，是安新真正新的起点，接下来一系列的措施将会对安新未来数年内受益。
这次座谈会的规格颇高，除了他出席之外，还有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冰、分管副市长以及相关的部门。
不过座谈会的地点和方式却并不很正式，陆政东也是希望通过这样显得轻松和随意的氛围让与会者畅所欲言。
陆政东首先从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发展机遇，谈到国有企业、外来资金以及非公有制企业共同把蛋糕做大和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谈到如何突破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禁锢，以及如何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思考。
陆政东谈得很坦诚，谈话中有不少亮点，非公有制经济在经历了曲折坎坷的发展之路以后，正面临着一个新的、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将使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紧密相通，非公有制经济以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将可获得稳定的、多边的公平竞争环境。
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将会形成更多的市场和新的投资热点，为个体、私营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机会。
有制结构多元化，意味着活动空间更加广阔。
实施西部大开发和“走出去”的战略，将为各类非公有制企业提供更多的商机。
机遇是难得的，但陆政东也没有讳言阻碍非公有制经济的禁锢，主要表现在外部环境仍不够宽松，出于种种原因的防范与限制，束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在市场准入、银行信贷、出口审批、法律保护等方面，障碍还很多。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资，外资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这种超国民待遇在一定时期对吸引外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长期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对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有一等洋人二等官这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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