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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政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困兽犹斗，虽然乍看起来，周书明已经风雨飘摇，不堪一击，其实，周书明作为正儿八经的封疆大吏，能走到这一步可谓身经百战，一位副书记最多只能是削弱，尚不足以让其轰然倒塌。如果只是为了个人的恩恩怨怨，争个你高我低，使斗争升级，一旦周书明僵而不死，奋起反击，其结果即使将周书明斗得一败涂地，也难免两败俱伤。这只是从个人利益上去考虑两个巨头之间争斗的利弊。陆政东作为志存高远之人，当然不会仅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是站在更高的立场来化解二人之间的是是非非，这是一个格局的问题，这一点他一直是在思考，并有一些想法。
两人都知道闲聊显然不是今天的主题，还是周书明率先切入主题，说道：“政东同志，从你到贝湖工作以来，总体讲，我们有分歧有合作，更多地还是合作共事，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能够心向一处想，劲向一处使，才有了贝湖目前的良好局面。不过，我们今天不谈工作，谈谈同志之间的感情。”
陆政东听了周书明的话，心里是一动，他没想到今天的谈话话题是这样轻松的话题，但周书明这样的创造一个良好的谈话氛围，显然是希望两人不至于谈崩，这让他心里就有了底，微微一笑，一语双关的说道：“好，书记说了算，一切听书记的。”
周书明一听陆政东这一语双关的话，心里也是微微一松，毕竟在当前形势下自己属于被动一方，而陆政东丝毫没有乘胜追击的意思，这一点至关重要。
于是说道：
“政东，说来惭愧，你也知道之前因为和凌峰同志的事情，到现在我还心有余悸，说实话，那时我来和凌峰同志来搭班子时，作为我本人从心里是非常高兴的，工作上也是尽力相互协调，但最后的结果你也是知道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你重新到贝湖工作后，我内心是有戒心的，所以在很多工作上观望有余，支持稍欠。”
陆政东笑着摆摆手：
“书记这话是对自己要求太严了，如果不是书记的支持，省政府这边很多事情也是没办法开展起来的，也不会有今天贝湖比较好的势头，而且以前彼此也没有共事，互相了解，互相信任总得有个过程，连普通人都说相识容易，相知太难，更何况我们都是高级干部，这就更需要过程时间。”
周书明也笑了笑：
“在社会发展方面，我对一些新事物还是不够了解，事后反复想，还是你的很多想法更富前瞻性，有些问题过去我确实是带着与凌峰同志冷战时的思维去处理的。比如，在对待区域合作的问题上，现在看来，这方面我是不够全面的。从根本讲，无论是党委，还是政府，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任何人都不能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捞取个人利益的筹码。更何况政府首脑是党委的第一副书记，在党委决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一旦形成决策，在执行中有些政府人员又觉得是在执行党委的决定，只有兄弟同心，才能其利断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让贝湖发展得更快更好是你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书明和老领导一番谈话之后，他也很清楚，他能否留在贝湖，或者说就算万一要很快离开贝湖的新去处，事实上就是看贝湖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如何，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他也很果断，在这些问题上他便不在纠结，而是放手让陆政东去做
怎么说说得是很恳请真情，而陆政东对这个却是心知肚明，政治人物的话还是要看潜台词的，而话谈到这里陆政东终于是完全明白了周书明最为真实的意图，那就是周书明希望能够在贝湖能够多干一段时间。
对陆政东而言，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首先周书明的一言堂已经打破，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提出自己对于贝湖的发展思路，其二，两人也相处了一段时间对于彼此的路数也大体摸得差不多，换个一把手也未必比现状就好，维持现状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不过周书明还要在贝湖呆多久，这不取决于周书明也不取决于他陆政东，这得上面通盘考虑，当然周书明既然提出来，想必也不是一点把握都没，不然周书明也不可能放下姿态和他谈这些，而他自然也对此持欢迎和开放的态度，于是说道：“书记讲得极是，虽然一千个人心里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说明每个人因为阅历经历等等的不同，对同样一件事物都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对于有些问题存在争论也正常，这也是党内民主所倡导的，有些事情是在争论中才会越发的完善，但这样的争论应该是良性的，是就事论事，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不是其他，目前在一些地方，内耗确实严重制约了一方的发展，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党政一把手团结了，各项工作很好的开展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两人气氛始终十分融洽，实际是就两人今后一些相处达成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又沟通了振兴贝湖的一些看法，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两人谈兴仍浓，还是陆政东考虑周书明年纪较大，这样的熬夜可能有些吃不消，主动说道：“今天很受启发，很受鼓舞，对您的胸襟和气魄我也是非常钦佩，让我们团结一道，为贝湖的美好明天一起努力。”
兰超华很快就感受到了周书明和陆政东之间的微妙变化，看一个省的省长跟省委书记是否配合得好，不用去研究他们的政治背景，也不用去探究他们的政策措施主张，只要留心一下他们在会场上的表现，就能判断出个八九不离十。
陆政东担任省长后，继续保持着他在安新做市委书记时的风格，做事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该拍板的事情，会在第一时间拍板。对难点热点以及重大敏感问题，既不回避也不推托，总是能出人意料地拿出解决办法。但独独有一条跟以前不像了，就是他知道怎么从市委书记转向省长转变。
省长虽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在省里，他实际上处于二把手的地位，需要他冲锋陷阵时，他是主角，需要他唱联手戏时，省委书记才是主角，省长便是配角。
第二号人物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这个位置实在是一个很难的位置，太果断了，会让真正的一把手感觉到威胁，锋芒毕露断然不行；如果太过服从，优柔寡断，大事小事都不敢做主，又让下面觉得你缺少魄力，不是主政的料，太左太右都会成为夹心三明治，陆政东在这方面却游刃有余，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和应变能力。
从这次会议上他能够感受到陆政东既能充分维护书明书记的权威，又能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体现出来，让人听了既不唯命是从，又有一种务实感。
将相和的转折点恐怕就是来自上次常委会后书明书记和陆政东的深夜谈话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但两人这样的情形已经说明了一切。
兰超华看到这样的情况，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是落了地，这不但对于他给周书明关于艾琳贝湖那个烂摊子善后有更大的腾挪空间，也为他转任组织部长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距离新一届地市领导班子的调整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周书明必须也要未雨绸缪。
确实金道申在这方面实在是难有所作为，让周书明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让他在处理艾琳贝湖的事情的同时开始着手人事方面的一些思考。
而换届的人事调整主要集中在厅级干部中，他上任伊始便要面对这样一道大菜，如何来做好，尤其是要处理好周书明和陆政东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有马新忠这个一直一向通过左右摇摆从而渔利的党群副书记，怎么来把这盘菜做得让人人都满意，很考校人的本事。
当然人人满意往往就是人人不满意，所以就不可能，但是的确已经有很多人都行动起来，开始相互传递信息和交换意见，也开始意向性的走动联络
第132章“和亲”
陆政东对于兰超华出任省委组织部长也是高度关注，因为这一次地市领导班子的调整还涉及到中央改革党委决策体制，也就是“减副”。
去年的四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
从刚刚有的省份省委班子调整，中央就释放出“减副”信号，今年初因为班子变动一省一市副书记已经减少到三人，一位兼任省长，一位分管党务。
而下发的有关文件也强调：省级党委常委职数一般为十一至十三人，几个重要的边疆省市自治区可以十四到十五人；减少副书记职数，除兼任政府正职的副书记之外，一般可设1名专职副书记；扩大党政领导交叉任职，党委常委和政府副职可交叉任职两到三名；同时规范任职年龄，省委书记、政府正职副书记为六十五岁，纪委书记为六十三岁其他为六十岁，但在提名上述三类任职人员时，如果年龄分别已经是六十三、六十一、五十八，则一般不列入提拔行列。另外，还要求换届时要达到省级党委班子中五十岁以下的要有三名，四十五岁左右的要一名。
就在省级党委显出端倪之时，作为贝湖地市党委换届必须按照“一正二副”模式进行。
大规模“减副”被认为将，规避副书记过多造成的职能重叠弊端。
自从建政后，沿袭前苏联体制，各地方党委不仅有副书记，包括书记亦有第一、第二之分。
书记好多个，副书记好多个。下面才是党委常委、委员，这种设置在改革开放初期亦有存在，直至十三大删除了党章中关于第一书记的规定。地方党委书记只有一个，但副书记数量仍然众多。
以一个地级市为例。会有副书记四到五人，他们都是市委常委，而常委一般有九到十一人。按程序，对重大问题，都是先上书记办公会讨论，后提交常委会决定，而众多的副书记使得书记办公会这一议事机构代替常委会成为决策机构。
比如讨论干部任用，书记办公会上包括书记和副书记已有五六个常委。加上列席的组织部长和秘书长两个常委等，共有七八人，早已超过常委半数。
剩下最多四个常委，就算在常委会上全反对也没用，而且常委往往调动频繁，经常不足。这样只要在书记办公会上定了的事，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拿到常委会上再讨论时几乎都能通过，常委会被虚置。
如此之下，一个市委书记要通过某项决策，只需说服几个副书记即可。而不必顾虑其他常委意见，这与“集体领导”原则显然相悖，这也造成很多地方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结果出现很多问题。
除决策弊端外，副书记过多造成的职责重叠则直接影响实际运作。四到五个个市委副书记中，一般由一人兼任市长，一人负责党务，一人分管经济，一人兼任纪委书记，另或有其他诸如主管政法、文卫等的副书记一人；而政府方面，又各有分管副市长五到七人。由此造成党政分工不清，工作权限和职责重叠。
例如。分管文教的副市长在决策时因涉及文化意识形态，要同市委方面的相关部长沟通。同时还要向主管副书记汇报。但三个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是通过制度，而是依靠各自的个人关系和政治品德。一旦其中有人权力欲望强烈的话，合作就会打破，开始扯皮。
而更棘手是主管经济的副书记，按规定党管经济主要是统揽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等“大局”，但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并无多少宏观经济战略需要经常性的决定。而政府方面又有分管工业、农业、旅游等的副市长，这就要看管经济的副书记的个人秉性，要么被‘挂起来’，要么参与具体事务，做和市长副市长一样的工作。
但参与具体事务时主管经济的副书记又无法直接调动资源，从党内法理上讲，副书记可以领导副职政府领导，但实际难以履行：首先二者行政级别平行，其次从抓经济的资源讲，副书记不如副市长，但党内地位副书记又要比副职政府要高，有时候就会以势压人。
而对分管工、农等经济口的副市长们来说，某个举措除向市长汇报外，还要向主管经济的副书记汇报，重大事务还要向市委书记汇报，需层层同意。另外尴尬的是，其他副书记一方面和政府正职同是党内副书记，一方面行政级别上又低于市长，市长工作能力不强，副书记就会抓市委这边的主管市长用。
如此三者关系更牵扯不清，有问题亦难以追究责任。
陆政东其实清楚，高层在多年前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九三年年换届的时候就在减少领导职数，九八年换届时，此动议也被提出来，地方减少了两成，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体制也正式在此时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