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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骨子里周书记还是想要表现出他的政治驾驻力和领导艺术，但是梁先学觉得效果适得其反。
现在后续的不良反应会渐渐显现出来，幸亏陆政东现在着眼于大局，没有再往前推一把，不然詹继东的日子恐怕真要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了。
事实上，陆政东也确实是个人物，和省里其他领导比起来，是要胜出一筹，就算是站在不同的阵营，不同的立场，梁先学也不想否认这一点。
陆政东在经济上搞了不少大项目，但在经济上却没有听到过任何传言，这梁先学能理解，毕竟陆政东前程远大，不会为了经济问题可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可真正让他感到陆政东厉害的还是在政治上，连周书记这样厉害的强势人物都吃不住劲，这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陆政东显然已经没把詹继东当成对手，甚至说根本没把詹继东当成是一种威胁，这既是詹继东的可悲，但同时也是詹继东应该庆幸的
虽然如此，不管怎么样，詹继东的日子确实是非常的难过，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梁先学轻轻叹了一口气，詹继东日子不好过，也就意味着他的日子难过
詹继东提的话题绕得很远，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想让他和下面一些人吹吹风，向下面的人表明周书明在党内生活会上对他的批评只是正常的党内同志式的提醒，而他作为周书记的刚刚离任的秘书，对周书记的态度自然是最为了解的。或者更进一步讲，也就是由他借着周书记这个牌子来消除影响
詹继东这些心理，梁先学太清楚了。梁先学心里也装了些事，却不便对詹继东说出，两人现在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也没办法完全拒绝
第166章远虑
梁先学也清楚詹继东的苦衷，詹继东最近不但在中央重要媒体发表文章，在省里的电视上也频频露面，而且还有一点变化也非常明显，詹继东无论走到哪里，都更喜欢人多前呼后拥，其实这是一种内心虚弱的表现。梁先学想了一下，詹继东怕孤独，身边没有一帮人围着，便以为被这个权力场抛弃了；怕见民，当然不怕见官，见了小官，人家会讨好巴结你。可平民百姓就不一样了，只要他不违法，就拿他没辙，或者找上访告状，或者求解决问题，或者把地方官的劣迹露给你看。
不要以为地方官做表面功夫真能瞒得住领导，其实领导也是眼不见心不烦，下面官员的劣迹，也是上面官员的污点，通常领导自然不愿看到。
没有看到，终究有一天纸包不住火的时候，只是失察之责。看了却不过问，终有一天出现麻烦，那就是领导责任。
怕人言，所有官员都前呼后拥，你身边没有人，别人就说你身边没有群众，更甚至说你已经被官场边缘化。除此之外，詹继东更怕的是什么，梁先学自然清楚。
在梁先学看来一个官员，贪与不贪，并不在于他自身的行为，而在于上面是否要查他。上面不查，你再贪那也是不贪。现在流行无罪推定嘛，既然执法部门不判定你有罪，那你就是清白的。而问题的实质却是，多少人肯定经不起查，一查肯定出事。
为什么一查肯定出事原因很简单，若要办所有官员一个财产来历不明罪，那是肯定漏不掉一个的。官员吃的喝的都是国家的、别人送的，就算清廉，可过年过节，还会有红包购物卡，说要能把财产说得清道得明，那才是咄咄怪事。
有人说，给领导送了什么礼送了多少，领导不知道，如果没有送，领导一定知道。
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精准。领导并不在乎给他送了多少礼，他重视的是自己的分量。官员到了一定级别，仍然贪得无厌地捞钱的，毕竟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一线官员，已经没有了金钱的概念，只有数字的概念。为什么有的官员到澳门赌场一输就是几千万？几千万对于他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太大的数字或者说一个平常的数字，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批出去的，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些数字。
一个乡长，批几万元，便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个县长，几乎没什么机会批几万元的支出。而一个市长，如果每一笔十万元百万元的支出，都需要他签字，估计仅仅这一件事，就会让他累得吐血。这些官员们之所以对钱没有基本概念，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公家的钱和他们私人的钱，在他们的概念中，已经弄混了。他们绝大多数个人支出，都在公款中冲销了，对于送礼，那点东西他们根本就看不上眼。
既然如此，为什么领导一定要收礼呢？
其实，在领导们眼里，送礼已经不是物质或者金钱的替代品，而是一种个人分量的量化标准。领导对下属很看重，但在下属眼里，究竟有多重？领导永远不知道。当下属来给领导送礼的时候，领导知道了。下属送给他的礼物，对他的重要性进行了定量。
詹继东没把什么传闻周书记要把他如何如何放在心上，他担心的应该是怕这样闹得满城风雨，真把中纪委给招来了，那才是要命的
梁先学也不得不有所表示，也不得不帮着詹继东灭火，毕竟他的那位情人也是通过詹继东的手承揽了不少事情
詹继东的心情也极度的糟糕，贪婪两个字，本来是冲那些利欲熏心者说的，詹继东自认为不是利欲熏心的人。这么多年，他坚守着一个原则，不该贪的钱，绝对不贪，不该揽的事，绝对不揽，可是一路走下来，他却发现，自己离清白两个字，竟越来越远。离纯洁两个字，就越是沾不上边。是什么力量，让他走上了一条并不想走的路？又是什么力量，让他放弃了原本抱守的“独善其身，不与浊流同污”的信条，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或许在这些原则中少了一条，不该抢的权，绝对不抢，但詹继东对于这个答案也不是很肯定。
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越是苦恼着众人的问题，就越追寻不来真相，这是普天成的人生经验，也是他灌给自己的麻醉剂。有时候他觉得，人更像一台机器，被安装在什么地方，你就得按什么地方的步调运转。小齿轮并不因对大齿轮抱有想法，就不跟它同转。风扇绝不能因空气太肮脏而拒绝工作。人也一样，位置确定后，你的命运基本就定了。
但詹继东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一步步滑向深渊，他的耳朵和眼睛，是用来听潮观潮的，任何风吹草动，潮起潮落，他都不能放过。他的嘴，是用来吹火的。有些火需要及时熄灭，他就要用灭火的功夫，有些火需要烧起来，他就得用煽风点火的本事
但不管如何，他的心里都有一种从来没有的惶然
詹继东惶惶不安，而陆政东正如梁先学所想的那样，目光确实没太多的放在詹继东身上，现在的詹继东已经难有翻身重新具备较强实力的机会，没有机会他就没有本钱和资格。
陆政东所想的是更高更远的事情，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虽然说他现在依然要立足于贝湖，要打好这个基础，但也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思考一些问题，不管是在贝湖或者调到其他地方或者调到京城，他都要思考一些工作的方向，寻找一些突破口。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并不轻松，一些当初就棘手的问题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解决，一直拖到现在，越积累越难解决，而且发展本身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是必然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讲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克难阶段。
从经济层面来讲，必须要进一步对政府削权，减少审批环节和事项，简政放权，把应该由市场去调节的交给市场。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内依然是大政府小市场，政府管得太宽太细，实际上有时候是越庖代厨，不但效果不好，而且权力过于集中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最为突出的便是权力寻租导致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腐败。
还有一点必须要改变干部的考核机制，现在的干部考核主要还是以GDP为主，绝大多数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八成精力用于招商引资快速提升GDP的活动，招商引资层层下任务。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内陆腹地，不论经济实力强弱，也不论已有的外来投资多寡，在GDP和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压力下，不少地方政府对主导招商引资活动有增无减。
有的干部戏言，现在招商引资竞争不是‘大鱼吃小鱼’的问题，而是‘快鱼吃慢鱼’，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以行政行为为主导，让利“过度”，在以发展为借口下频频撞击税收、土地等政策“红线”，依靠行政力量扩大投资规模，冲击市场公平，此种行为将严重削弱国家经济转型的努力。
政府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具有调动很多资源的权力。政府“越位”直接参与经济后，为了追求政绩和规模。容易破坏正常的市场规则，扭曲市场经济体制下应有的公平、公正、公开等基本原则，以及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具有的基本职能。
改变以往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更多地采用经济、法律等手段来调控社会经济发展，是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一个发展趋势和必然选择，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面。
而在改革政府的审批权和干部考核机制中，其中的主体干部也不能不进行改革。
陆政东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显然因为他觉得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存在问题的。
过去的旧中国，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而解放后，给了公务员一个全新的名称，叫干部。在共和国的创立者心目中，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而没有地位的差别，至少在干部这个层面，是完全平等的。
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差别永远是存在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决策和执行。
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乱。目前，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决策者和执行者界定不清，很容易就混为一体，相互交叉甚至彼此争权。
共和国成立之初，将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最高的是行政一级。
这种行政分级制度，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与传统的九品制相比，已经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工资改革，而新的工资改革方案，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
仍然存在的，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和科级。每一级，又分为两级，实际是十级，再加上不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
这种分级，显然存在很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决策者和执行者混为一谈，没有区别。第二大问题，越往上，级别的跨度越大，升级的难度也越大，最后形成了一人一级的局面，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权力结构的随意性，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
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绝大多数人，都在这种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
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尤其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迁通道，他们要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停留在低级别上面，个人利益受到巨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而陆政东清楚，事实上和那些所谓的领导干部相比，这些人才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才是真正撑起政府运转的重要基石之一，对于这部分支撑起政府底座的人，应该要在行政职务之外按照一定年限考虑其工资级别等待遇。
这种级别待遇不是巡视员调研员那样的性质，事实上巡视员调研员这个设计到现在来看，实际是失败的，虽然起初设计这样的位置的本意是解决一部分人员的安置问题，但在实际上不管是其本身还是别人还是把他们看成领导干部，到最后这样的非领导职务的干部也成为腐败的高发区。
还有就是干部的任用也要做一些思考，现在的干部任用制度，可以算是一种伯乐制度。伯乐制度是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也就是所谓的举贤制，现在津津乐道的所谓伯乐相马的故事，就发生在春秋秦穆公时代。而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千古传诵，却因为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韩愈的散文《马说》，其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话，更几乎妇孺皆知。
伯乐制，陆政东也是有思考的，陆政东甚至怀疑历史上根本没有伯乐其人。
整个先秦，东周和西周，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