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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以为你说这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克劳斯从来不盲目地相信任何东西，特别是在重大事件上。不管个人动机如何，怀疑主义在科学上是健康的。”
“现在他已经验证了你的研究结果，下面会怎么样呢？你会获得诺贝尔奖吗？”
康托脸红了。“你怎么会问这个？”
“噢，在我看来，能够说明癌症产生的理论很重要，足以获得诺贝尔大奖了。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她假装很天真地问。”莱昂纳多…康托，诺贝尔奖得主，听上去真了不起。“
他故意装作很谦虚的样子，就像所有认真的竞争者谈到这个问题时一样，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世界上有许多应该获得诺贝尔奖却没有获奖，也永远不会获奖的人。'这话是狄塞里斯说的。他清楚他在说什么。他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还曾经是诺贝尔基金会的总裁。”
那只说明他认为他应该获奖。葆拉…柯里有片刻时间想说出这一想法，她旋即想起，谈到这个话题时，康托的幽默感可能很有限，于是她回到原先的问题上来：“那么，现在你的朋友克劳斯已经满足了他健康的怀疑，接下来怎么样呢？”
康托往后靠在椅子上，眼睛扫视着花园。他很长时间没有说话，葆拉差点想重复她的问题。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他的怀疑并没有消除。他们无法重复斯塔福的实验结果。”
“什么？为什么不能？他总不至于说你是——”葆拉突然打住，她觉得很惊讶自己对于想像之中的对艾西的不敬竟然会这样气愤。
康托轻轻地摆摆手让她保持沉默。“嘘，嘘，葆拉，不是那么回事。你还是不明白合同的条款。那与谩骂无关。这是科学：我们必须证实研究成果的正确性。不管怎么说，开始的时候，克劳斯的失败并不十分令人吃惊。我们只是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简单的交流信息，就是你在这里看见的。”他指着桌子上的重印件。“很粗略，真的：只是简单介绍了这种理论，指出实验获得成功。它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细节使得另外一个实验室可以重复那个实验。问题出在斯塔福把实验细节完全写出来，我们把资料寄到哈佛去以后，他们仍然不能够复制他的实验结果。”
“你是说斯塔福的实验有差错？”
“不！”康托厉声说。“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你太绝对了。这可能意味着，他无意之中，遗忘了某个至关重要的细节，也可能是克劳斯的人忽视了，没有按照要求去做。我当年学化学，读研究生时，曾经经遇到过这种事。当时，我在作一个反应，称作”去碳化“反应。作这个实验要在一个玻璃管里面把一种物质，加热到在其融点之上。最初，十分完美，可后来，出来的结果非常不稳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原因：原来，我最初使用的是软玻璃，它稍微有一点碱性，而后来我选用了派热克斯耐热玻璃。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少量的碱促进了这种反应。”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葆拉开始感兴趣了。她原先始终认为科学实验应该没有丝毫含糊。
“绝对！”康托急于说清楚这一点。“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你听了会吃惊的。哈佛大学的卡罗尔…威廉斯（CarrollWilliams），他是一位倍受尊敬的昆虫生物学家。他曾经有一位捷克来的博士后，卡雷尔…斯拉马（KarelSlama）。他到哈佛去继续他在布拉格开始的研究。他随身带了一些他在家乡已经研究了多年小虫，可很奇怪，尽管他喂给它们同样的食物，斯拉马始终无法让这些昆虫在马萨诸塞交配，繁殖后代。你知道最后是怎么回事？”
“是他们养昆虫的那个广口瓶底部铺垫的那张纸片！”康托得意地说。“那张纸是用来放养昆虫的作用。他在布拉格一直这样做，最后，他把纸拿走以后，那些昆虫在剑桥过得得很快活。”康托很高兴讲述这个故事。他因此忘记了他真正的问题。“欧洲的纸张所用的树与北美洲的不同，是用香脂冷杉木造的。他们从香脂冷杉纸浆里离析出了后来被称作”纸因子'的东西，它造成昆虫不正常的生长和夭折。我仍然记得那篇实际上应该说是非常严肃的结论：《波士顿环球报》和《华尔街日报》有抑制作用应该禁用，而《自然》和伦敦的《泰晤士报》则无碍。“
“莱昂纳多，我对你知识的渊博感到惊讶：我们从肿瘤开始，一直谈到《华尔街日报》对昆虫的抑制作用。”她举起玻璃酒杯。“为斯塔福博士的实验也遇到这种有趣的情况而干杯。”
“真那样就好了。”他忧郁地说。“谁知道呢。克劳斯第二次失败的时候，我让斯塔福与我一起在我办公室隔壁的小实验室里面一起做那个实验。”
“怎么样？”
“成功了。”
“那太好了。”她满面笑容，说：“你肯定很高兴。哈佛那个人怎么说？”
第36节 它不行怎么办
康托仿佛没有听见她最后的问题，继续说：“几个月之前，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实验。理论上更加复杂，但是做起来比较简单。我决定自己动手做。”他看着她，半含歉意地说。“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到芝加哥，或其他地方去的理由。你是第一个知道我在干什么的人。只需要再过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就可以知道……”他没有把句子讲完。他能说什么呢？说到那时他就可以知道他是否必须公开鞭挞自己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开始一项新的实验？既然斯塔福的实验在你们实验室里很成功，为什么不让哈佛的人再重复一次？或者，更加简单：请他们从哈佛过来，在你们的实验室里与斯塔福一起做实验？就像你们那样。”
葆拉一点不傻。他很赞赏地想：我不妨再谈得更加深入一点。“假如，下一次，它不行怎么办？记住，这个实验不是几天时间就能做完的：要几个星期才能完成。如果只有在斯塔福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成功，那么它不是真正成功的实验。至少，在我所谈论的社会合同中不算。知道吗，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必须如何处置这件事？在同一份杂志上发表声明说，实验因为某种不知道的原因无法重复。在克劳斯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看来，那就是我的广义肿瘤发生理论的终结。那就不是诺贝尔奖的问题，而是关乎我的名誉。你知道那个字：Schadenfreude吗？”
“不。”
“那是德语里面的一个字，有点像格式塔或者世纪病，它有一种特殊的意味，英语里面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与'心满意足'还不完全一样。你的声誉越好，你撤回研究论文的影响就越大，对手也越发幸灾乐祸。”
葆拉大叫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说的话。你们这些科学家，社会契约的支持者，当有人犯错误的时候，你们竟然会像其他人一样觉得幸灾乐祸？甚至在他承认错误的时候？”
康托不由得叹息一声。“答案恐怕是'是的'。我很惭愧，我也犯过这种错。我是说有幸灾乐祸的感觉，”他迅速地补充说。“我从来没有不得不撤回发表过的文章，希望这一次也不要这样。因为这种事情是很少有的，无论是真的无辜，还是有什么别的——”
“'别的'是什么意思？”葆拉打断他。
“数据被人为操纵。甚至彻底出错……”
“会有这种事吗？”
“不经常发生。”他坚定地回答。“刚才我说了，人们的记忆长久得令人难以相信。我猜想是终身难忘。我们互相依赖，需要绝对的信任，所以，一旦某人在科学界的信誉毁了，就再也不可能完全恢复。一般来说，就是身败名裂。”
“你们这些人互相的期望是什么呢？绝对完美？”葆拉问。
“当然不是，不过，倘若研究成果很重要，它会影响许多其他人的想法或者研究方向，那谴责和指控就会是'你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公布？为什么不等到实验结果被证实以后？'”
“那你怎么回答呢？莱昂纳多，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发表？”
“坦诚地说，大多数科学家都具有分裂的人格：一方面，他们信奉严格实验的方法，相信它的规则，以及知识进步的最终的客观结果；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是难免犯错的人，具有一般人的感情弱点。我现在谈论的是人性的弱点。我们全都知道，在当代科学中最伟大的职业风险是同时发现。如果我的理论正确的话，我绝对肯定，或迟或早，有人会有同样的想法。在我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这种事。激励科学家的动力——他的自尊，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愿望上：得到与自己同等的人——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克劳斯们——的承认。只有原创思想才能得到这种承认和赞誉，这就很愚蠢地意味着你必须是第一。因此争取获得优先权的动力很强大，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包括我在内，建立优先权的唯一方法就是看谁最先发表——你好像突然沉默不语，葆拉，我让你失望了？”
她迟疑了很长时间才开口。“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是醒悟。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告诉任何人你最近的想法的原因吗？这么说还没有人先公布？”
他点点头。“我想是的。”
“莱昂纳多，最后一个问题，”她隔着桌子身体往前倾，“你为什么要自己做这个实验，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面，什么人都不见？为什么不让你那位斯塔福做这项实验呢？第一次实验不是他做的吗？他不是你实验室里最优秀的吗？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好的科学家一次只改变一个变量。”
葆拉…柯里看上去很不解。“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再信任斯塔福了。”
分道扬镳
还记得克劳斯，杰里说的那个在哈佛研究癌症的人吗？那个连康托都想要给他留下印象的人？杰里说克劳斯给他提供了一份博士后工作，从下个月开始。他决定接受了。这样他就可以与克劳斯的网络“接通”，方便以后找工作。
康托独自完成了检验他肿瘤形成理论的实验。最终，这第二个实验得出的结果与他所希望的完全一样：有问题的蛋白质结构上的变化真实完好地反映在蛋白质的模板——核糖核酸——的成份变化上。他维护了他先前的乐观看法：先是一种完好的理论，现在是一个更加完美的实验。
这一次他没有急着在《自然》杂志发表。康托控制住内心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冷静和谨慎。他打电话给克劳斯：现在哈佛的研究人员不必再做康托…斯塔福实验了，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第二个实验，这个实验做起来要简单得多。
第37节 实验很完美
“库尔特，请等一下，等到你们看见资料再说：实验很完美。与我所预期的不同，事实证明观察核糖核酸（RNA）要比蛋白质容易。我暂时不准备写出来。我想至少要等到你们实验室的人有时间看的时候再写。我会用联邦快递把我实验笔记的复印件寄给你。你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康托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迫使克劳斯把注意力从斯塔福的实验上转移，集中到自己的实验上来。克劳斯别无他法，只能同意成为康托科学研究真实性的无可非议的见证人。
康托胸有成竹，认为自己最新的实验肯定会在哈佛得到证实。这样，他就没有理由迟迟不宣布他的成功，让这个消息通过传言不胫而走。这是另外一种从时间上明确优先权的方法。他在系里召集了一次特别的研讨会，宣称他要演讲。不过，他没有列出标题。只有超级明星才能够利用这种策略。当通知上写着“论题待公布”时，研讨会很少会有听者寥寥的风险。
以康托的情况来说，即使不考虑无标题演讲的神秘性，谣言也已经漫天飞：他实际上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几个星期。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导致研讨会人满为患。斯塔福故意在最后一刻才到演讲大厅去时，教学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他坐在最后一排，确信自己将在大庭广众之下经历一场磨难。他用眼睛扫视躁动不安的人群，计算着熟人的数目，自嘲地对自己说：或许，只是蒙羞而已。然而，康托的演讲开始后不久，斯塔福意识到：在突然安静下来的听众面前，他连一个小角色也轮不着。康托描述了他对于肿瘤形成理论的第二次实验测试论证，他一次也没有提到克劳斯不能验证斯塔福的实验这一情况。
掌声响起来的时候，会场的气氛热烈而兴奋。没有人注意到斯塔福悄悄地溜出了教学大厅。他径直前往教授的办公室。
斯塔福在秘书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下，声音很沉静地说：“斯蒂芬妮，你简直难以想像艾西刚才的报告有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