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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范无病打了个招呼，“晚上接待一批工商界的朋友，无病一块儿过来陪我如何？”
范无病正感到诧异，打算推掉的时候，范亨就替他答应下来了，“当然没有问题。”
这里面有古怪，范无病直觉老爸范亨和朱老板之间有了什么默契，于是也就没有多问，只是问道，“晚上有多晚？我怕自己瞌睡没精神——”
“不会很晚，十点半之前就搞定了。”朱老板表示道。
“那行。”范无病点了点头，要说自己十点半之前就睡觉，估计谁也不信。
像他这种年纪的，只要不是老婆看得太紧的，家里事情太多的，谁晚上没有点儿应酬啊，再说他又是处在这个身份地位上面，怎么可能是那种白天没鸟事儿。晚上鸟没事儿的人？
等到众人收拾了一下，离开之后，范无病就上了朱老板的车子，让司机开着自己的车子跟在后面慢慢走。
“最近你的公司搞得如何？”朱老板随口问道。
朱老板和范无病坐在后排座椅上，他的女秘书坐在前面的副驾驶位置上，司机是一个年级在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看样子似乎是军人出身，一副非常严谨板正的样子。
“还可以吧，摊子铺的太大了，我也很难方方面面都顾及到，反正有总部的高管们给我盯着，除非出了什么异常的事情，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平时我都不大操心的。”范无病回答道。
范无病说的确实是实话，最近他所忙的一些事情，也不过就是到各处去走一走，看一看大家都有什么发展上的瓶颈，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帮得上忙，或者就是了解一下各企业的发展，在需要解决的资金问题上扶持一把。
但是总体而言，范氏投资集团旗下的各企业都发展的不错，也就是只有几个新建的企业如东南重工集团等，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要么就是江山港和横山港之类的在建港口需要大量的资金扶持，其他的，还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反倒是现金奶牛很多。
综合范氏投资集团在国内的各大企业的收益。足以供养起目前的大飞机项目和几个港口和东南重工这样的大项目的运作，这也表明了范氏投资集团在国内的企业已经摆脱了建设初期的净投入状态，而是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了。
否则的话，以大飞机项目和其他几个港口项目，再加上东南重工这个国内第一家私营军工企业的建设费用，每年至少也是几百亿的投入，持续好几年的净投入，普通的财团怎么可能养得起？
但是范氏投资集团现在仅仅依靠国内的营收，居然就养住了，这不能不说很令人惊异。
很快，朱老板的车子就听到了大会堂外面，然后就有人过来招呼，一路进了里面的一个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大厅，顿时眼前一亮，大厅里面的灯光如同白昼一般，让范无病感到很是晃眼，心道京城的电力果然是充沛无比。
这边儿还有几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候着，见到范无病出现，顿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范无病紧随在朱老板的身后，走了进去。就发现这边儿的等着见面的工商界朋友们，居然有上百人之多，已经站好了队形，大概是要合影留念先。
于是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范无病跟着朱老板一路走了过去，到了人群正中停下，然后就坐，摆了个标准姿势，然后摄像师举着机子用全景镜头一扫而过，连着来了两遍才算是大功告成。
此时就见周围的媒体的闪光灯哗哗地亮了起来，即便是见惯了大场面的范无病，也觉得有些不大适应，因为他虽然是大人物，但是一向深居简出，不大愿意沾惹这些媒体中的麻烦，这一次在大庭广众之前接受媒体的拍照，其实还是很有限的几次体验。
倒是范无病也注意到，这些工商界的朋友们当中，倒是有不少人都是见过自己的，看到自己紧跟在朱老板的身后，甚至排在了身后的几位副部级的前面，大家的神态都显得非常惊讶，显然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毕竟，范无病再有钱有势力，也就是一个商人，怎么可能凌驾于官员的身份之上？
这是让人想不通的一件事情，而在朱老板跟大家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又发表了一个消息，就是最近政府部门将对偷税漏税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并标明了偷税漏税行为的危害性，对于国家人民的利益损害的严重性，以及世界各国对于偷税漏税行为的一贯应对做法，之后又再次重申了打击这一不法行为的决心。
之后，就是为大家举行的酒会了。
朱老板的一番发言，让大家的心里面都感到有些不同寻常，按道理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岁末年初接待工商界朋友的普通晚宴，没有道理会发表这么突兀的消息的，而从朱老板的表情来看，这一点儿都不是在开玩笑。
于是大家就纷纷联想起了最近以来工商部门着力打击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事情，从严格控制避税行为突然向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这个变化上来看，大家都认为这一次可能是中央的风向又发生了变化，税收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了。
实际上对于分税制改革这件事情，从现在来看，中央财政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可以应付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了，中央政府有了钱，可以统筹办理的事情很多，不再受到地方的掣肘，这是一件好事儿。
但是，现在的分税制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多。
现在回头看看，从一九九四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更像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当时只是明确了中央和各省之间财权或者说是税收的分享比例，事权却没有界定清楚。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而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垂直型行政管理体制，又导致上一层级政府很容易把很多事权、很多支出责任推给下一级政府。所以到了去年的时候，大量的学术文章都在讨论地方政府的财政破产问题。
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也搞了很多非规范的收费项目，搞了所谓的全民创收，结果带来了大量的腐败和政企不分问题，后来地方政府找到了土地财政的出口。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中国开启了住房信贷，一九九八年搞住房福利制度改革，这时候地方政府突然看到一个现金流，就是土地可以卖钱了。
最先是大连。青岛等搞的城市运营计划，以及上海浦东的两岸一江规划，此后迅速被全国复制，但现在看这种寅吃卯粮的模式很难持续下去，这使很多人不得不重新回头来审视当年的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名字好听，大家原来以为是财政分权了，与国外接轨了，实际结果是财政集权。当时的目标也是两个提高，提高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
改革的主要着眼点是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和地方税务局，由此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这就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名称由来。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当时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上参照中央对地方体制的做法，从地方集中税收收入。这样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上级政府集中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制度化的路径。
也就是说，这种财权向上集中的思维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而在省、市、县层面都形成了从下级政府集中资金的思维逻辑。由此导致了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事权不断下移，而财权不断上收，县乡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日益背离，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其财政困难。
当时为什么搞分税制改革，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八十年代搞的的财政包干制度使中央财政的提取能力下降了。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中央政府越来越没钱了，地方政府却越来越有钱了，当时的珠三角等地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能力在增强，而在这种大一统的行政体制架构下，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诸侯经济，所以当时的中央决策者们就急了，这样下去怎么行？
当时地方政府收税，中央政府不独立收税，根据包干制，地方政府扣掉上交中央的，剩下的归自己。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少收税，多收费。因为收的费都是地方的。甚至一些地方让企业自己承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企业自己门前的公路，由企业自己修好，而政府则是答应企业少纳税。
第一千一百章 钱到哪里去了？
当时的情况，中央对于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由于文革时期的影响，地方上的很多事情都已经糜烂了，此时中央想要恢复权威，依然是离不开地方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地方大员的身份地位，那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央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也非常受到高层尊重的。
究其原因，不外就是地方政府自己掌握了财权事权，而中央政府则需要依靠地方政府的收入过活，依赖性太强。
在这种包干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有信息优势。尽管每隔几年中央都要修改一次承包额度，根据情况不断地上调地方上交中央的比例、基数，但还是搞不定地方政府。
这就是所谓的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还敛取有大量不合法的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越做越强，越做越有钱，就出现了所谓的诸侯经济。
当时的诸侯经济确实存在，但是诸侯经济不一定就是不好的经济。虽然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不好的一面，但诸侯经济也有其好的一面。
地方政府的竞争就是中国奇迹发生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中央决策层的御用经济专家们提供的报告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假设地方政府是恶的，即自利取向的，中央政府是善的，即利他取向的。
但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有扩权逐利的内在冲动，主要还是内部制衡和外部约束机制缺失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假设两者都是恶的，然后考虑国内所需要的政府权力制衡规则。但他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觉悟，而是认为如果让地方政府继续这么做下去的话，那么中国就会像南斯拉夫那样解体。
事实上不能这么看，如果真的导致解体的话，那是军事上出问题，中央政府只要能养得住和控制住军队，能够掌握地方政府大员的升迁任免权，地方政府搞解体，是不可能的。
国内这种大一统的垂直型体制，显然对中央掌控能力的减弱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当时中国正处在转型阶段，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尤其是养了很多亏损的国企，所以九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此前一些地方已经悄悄地搞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制。一九九二年前后有大规模的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一九九七年前后又搞了第二次，这两次结束了之后，基本上乡镇集体企业就剩余不多了，基本上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
当时的改革动力就是源自政府从企业获取的税收收入和利润以及政府的企业管理成本的综合考量。亏损的国企。地方和乡镇集体企业，不仅要财政上补窟窿，而且还要养这么多人。
然后政府就发现发展私营企业就很好，一点负担都没有，还可以坐享其成，仅收税就行了。当时甚至还出现了即使乡镇企业、国企搞得好，也卖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民营化成为了各地政府制度竞争的工具，还变成了地方政府官员标榜思想解放、政治开明和吸引外来资本的形象工具。
从税收分配和分成看，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把税收的大头和一些最易征收的税种都上收了。地方政府只拿到不足百分之五十的财政收入，但却要承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支出责任，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匹配。
这部分地方预算内收支缺口主要通过中央的转移支付来解决的，对于中国这种巨型的转型国家来说，绝大部分支出历来都是地方发生的，中央没有办法直接去执行众多支出，只能通过转移支付来进行。
就是说当时的分税制改革虽然是一种原有体制基础上的创新，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税制。这样分税的结果，导致地方政府一般预算严重依赖转移支付，中央收入多，花的收入并不多。大量是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每支出一百块钱里，有四十多块钱都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
转移支付分两种，一种叫一般性转移支付，一种叫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往往是比较透明，根据公式计算的，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资金缺口，中央政府可以根据人头标准就很容易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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