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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环境在二十年中的恶化，我们应该清醒一下，不能只考虑个人的一点儿利益，考虑到减少几个部级副部级会惹来多少麻烦，而是要看看这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范亨非常尖锐地提出，“如果这种情况不立刻改变，自然的反噬是非常厉害的，二十年后，我们将没有能源可用，生存的空间也将不再适合于人类居住！GDP的增长不过是一种假象，玩弄资本运作手法。可以随意控制它，但是能源和环境的恶化，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谁也不希望退休之后，只能去国外养老吧？现在的不作为，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犯罪！”
散会了之后，就有些人窃窃私语道，“范副总理的脾气可是越来越大了，而且言辞犀利，直指问题本源，比朱老板犹有过之。”
“人家说的确实是实情，不过我自问没有胆子直接提出来。”也有人说道。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章 又见宏观调控
范亨还没有回家。范无病就接到了朱老板的电话，在里面对他说，范亨在会上发脾气了，以前还真没有见过他这样的老好人居然也有暴走的时候。
“兔子急了都会咬人的——”范无病对此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意外，而且从朱老板的语气之间，似乎也没有听出什么不妥来。
事实上进了常委之后，有的是发言的权力，只不过是看你是否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了。
毕竟，发现了问题，就要找到办法来解决问题，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毫无来由地胡乱指责一气，又拿不出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的人物才是最为惹人生厌的，常委们没有一个人会蠢到那么做。
范亨能够理直气壮地指责这一切，也就是因为他的手里面有成套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这个作为凭仗的话，他也不可能一反常态地在常委会上发飙，这可不是菜市场，可以随意发飙。
范无病几乎可以断定，老爸这一次拿过去的机构改革方案可以通过。毕竟除了一些计划在初期看热闹的人心里面有些不痛快之外，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注重工作实效的，对于他搞出来的机构改革计划以及详细说明，不可能看不到其中的重要性。
果然，两三天之后，也就是在一月中旬，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就算是在高层中通过了，接下来就是细化工作，以及如何从各部委间进行调整，以成立大能源部，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了大能源部的部长及重要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至于说在三月份召开的两会上审议通过这些草案，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形式上的过程而已，即便是没有这个过程，该怎么改还是要怎么改，两会不过是让这个决定变成集体意志而已，或者说是减少对于个人的憎恨程度。
当然，范无病也根本不会去担心这个草案无法通过，毕竟高层已经通过了的事情，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吹风儿的，目的就是搞清楚大家的立场，然后在会上顺利通过这个草案，这也是惯例。
范亨回到家里之后，还是跟范无病讲了讲其中商讨的一些细节问题。
“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公众参与的提法，这个是后来补充进去的。”范亨对范无病解释道，“这也是惯例了。如果不冠以全民参与的幌子，有些事情就不大好解释。”
范无病笑了笑，点头表示可以理解。
环境保护市场就是在政府政策法规的有形约束和公众环境意识无形约束下形成的。解决环境问题，不仅需要调节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不可协调的物质转换关系，还需要解决人与人之间在利用环境时相互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关系。所以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时候，不仅需要改善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方式，还需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而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具有供给的普遍性和消费的排他性，清洁环境的共享使得治理环境的责任不能落实，所以就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责任模式，在环保的内在经济机制方面，采用污染者和使用者共同支付原则，既体现了社会公平，又有较好的财政效果，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有利于引导消费者购买对环境有益的商品、改变消费模式，促使产品结构向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方向变化。
“个人和居民有偿使用环境资源，凡是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或废物的均应交费，如支付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等。有偿使用资源制度可促使个人、居民有效利用资源，减少垃圾的生产和资源的浪费。”范无病对范亨表示道。“然而，目前国内的个人对环保收费的支持率还不高，城市居民家庭好一点儿，但是乡镇居民家庭的环境支付意愿就比较低了。”
政府在积极开展环境宣传教育的同时，肯定是要加强和完善环境监测和信息系统建设，不断扩大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定期公布主要环境信息。通过各种形式，增加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交流，使公众依法获得环境知情权、监督权。
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由污染制造者取代政府成为环境投资的主要承担者，树立污染制造者在环保市场中的主体地位。
在环保事业的发展中，政府、企业、公众需要明确划分各自在环保事业中扮演的角色，建立合作式环境管理模式，有效发挥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制衡作用，实现大环保策略。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是建设初期，不管是能源方面，还是环保方面，都需要政府做比较大的投入才行，毕竟民间的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范无病说道，“政府应当主动承担这些支出，并不能够因为没有从民间得到这些开支成本，就可以消极怠工，那样同样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政府预算虽然可以做，但是估计很多人会有怨言，毕竟从民间筹资已经成为习惯了，任何一项改进，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变革。”范亨对此表示了遗憾。
在范无病的计划中，并非仅仅是筹建一个大能源部就完事儿了。为了科学地进行决策，还需要筹建能源委员会以便进行理论方面的论证，而为了监督能源部的运作，又需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审核机构来进行监督，必须形成一环套一环的有效运作机制，才能够使得大能源部发挥真正的作用。
“其实，金融系统的混乱，才是最应该先行整改的——”范亨说道。
范无病却摇了摇头道，“金融的混乱，不过是癣疥之疾而已，无法伤筋动骨，但是能源问题却是心腹大患，不解决了这个问题，后遗症很严重的。”
在这一点上，范无病看得很清楚，金融问题很好解决，但是一直悬而未决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从中受益，一旦你要把它变得制度完善起来的话，一步到位是不行的，这就相当于堵上了大家的财路，所有人都会反对你的。
但是能源问题不大一样，这是一个普通组织根本玩不起的话题。针对的只是极少数的高端人物，说要解决起来，其实是最为大快人心的，而且阻力也不会很大，因为站在这个层面上的人物，不会蠢到把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面，也不会蠢到会公然跳出来反对高层决定。
至于说台面下的交易，范无病一向是不惧怕的，不动用公器的前提下，他实在没有必要畏惧任何人，因为自己是见得光的。而对方则是惧怕见光的。
实际上，这一次范无病选择了大能源部作为老爸范亨主持机构改革的突破口，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因为最近一个阶段，又有了经济过热的苗头了。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国内的历次宏观调控都有相同的规律，那就是：经济过热造成能源的紧缺，引发激烈的争夺，于是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调控和再分配。
而在这种调控和再分配中，国有企业、跨国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获得的政策待遇等级相当不同。这种现象几乎每隔三到五年就会出现一次，形成了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周期。
目前虽然还没有显示出一定要进行宏观调控，但是从总体而言，显然也没有偏离这样的政策逻辑。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依据是，宏观经济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过热景象，特别是在重化工业领域，投资增长速度到了非控制不可的地步。
资料显示，去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七百一十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六，而今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亿元，投资增长近乎一倍。
与钢铁行业类似，电解铝的投资也增长了近一倍，水泥投资则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多。
宏观投资过热，渐成决策层的共识，此时已经引起了高层的密切关注。
目前高层已经召开了各省的主要领导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
而国务院办公厅也发了文件，专门举行了关于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
按照这种一般的处理方式，国务院很快就会组织来自审计署、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人员，组成督查组分赴各地进行清查。
至于说清查的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
“为什么每一次受伤的，都是民营企业呢？”在听范亨提起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范无病不由得摸了摸额头，有些郁闷地反问道。
在他看起来，这可是相当的具有偏见的政策了，国内还是容不下民族资本家的。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章 倒霉的人
高层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出手的方向确实民营企业。
不过最近一个阶段，民营企业的扩张确实比较迅猛，也难怪会产生一些浮夸气息，再加上地方政府官员们出于各种目的考虑，常常会怂恿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大干快干，动辄就要上几十亿乃至是上百亿的大项目，终于造成了经济的过热。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电解铝项目，目前以范无病得到的消息，东方集团的包头项目和三门峡项目都已被勒令中止。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冶金处的官员表示，他们很多审批手续都不齐全，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国家相关部门已叫停了东方希望在包头的电解铝项目，三门峡氧化铝工程是为包头提供上游产品的项目，目前也已停工接受审查。”
跟历次宏观调控一样，总有一些人会成为倒霉的祭旗者，正如在以前几十年中出现过的“傻子瓜子”年广久、“温州八大王”等，现在这份倒霉者名单上又要增加一个名字，就是正在长江边大干快上的戴国芳。
然后富有戏剧性的是，戴国芳进入这次调控风暴的“暴风眼”，是一起意外事件。
年初，几个新华社记者在江苏搞调研。他们的调研题目是各地兴建高尔夫球场和大学城的占地问题。在南京的采访中，一位专家无意中说了一句，常州有个企业在长江边建钢厂。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记者们直觉地认为，建钢厂肯定需要大量土地，或许也有非法占地的问题。于是他们电询国土资源部，得到的回复是该部并不清楚这个项目。
于是，记者们转头到了常州，一路沿江寻找到了钢厂工地。
没过几天，一篇题为《三千亩土地未征先用，环保评审未批先行》的内参材料递到了中央高层。
不久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环保总局派出调查组赶赴常州。
从去年开始，民营企业出现了一场如火如荼的“重型化运动”。
所谓的重型化运动，就是偏重于重工业的投资热潮。
四十一岁的戴国芳曾经意气风发地站在长江南岸的长堤上，用带着浓厚苏南口音的普通话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五年内追上浦项。”
他说这话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情况会急转直下。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第三。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戴国芳计划在长江边上建造一个年产八百四十万吨的大钢铁厂。
戴国芳这个人，其实是个苦孩子出身，这是一个从篙草丛里长出来的苦孩子，十二岁那年，因家里实在太贫穷，只好辍学去谋生活，第一份工作就是捡废铜烂铁。他在商业上似乎有特别的天赋，一九九六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两百万元，“铁本”之意，以铁起家，不离本业。
到两千年前后，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了十八公顷，拥有一千多名工人，在当年度的《新财富》中国四百富人榜上，他名列第三百七十六位，估算身家为二点二亿元。
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钢铁价格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