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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察司接到申请后，如果觉得雇主方的确毫无诚意进行谈判，会裁定允许劳工联合会进行十天到三十天的停工；如果觉得雇主方有诚意谈判，则驳回劳工联合会申请。
尽管按察司很少会裁定允许劳工联合会十天以上停工，但是为了平息劳工们的怨气，稳定市面，按察司会做出一些有利于劳工方的裁定，如允许劳工联合会进行五天的停工。
而劳工联合会还有一个权力，那就是每月可以进行一次为期三天的停工，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市面动荡，于是大明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给劳资双方施加压力，让他们回到谈判桌上来。重新恢复市面。
集体谈判权除了增薪之外，还有其他内容，如提高劳工福利待遇，增加劳工劳动保障，以减少劳工得职业病的几率。而集体谈判则由理事会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主导。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又非常乐意参与其中，因为一场增薪谈判成功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可以获得例如劳工两个月增薪额总数的报酬。一个劳工联合会至少有数千劳工，两个月增薪额总数该是多少？所以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恨不得劳工联合会天天向雇方要求增薪。而根据《大明劳工会制律》，受劳工联合会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有权查阅相应工商企业的财务账簿，雇主无权拒绝。而查阅到企业财务账簿的会计和律师自然清楚雇主赚了多少钱，为劳工争取多少利益是为合适。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本身就负有职业保密的责任，他们平日里为众多工商企业服务，非常清楚其财务和运行情况，自然要遵守为企业保密的责任。
当然了，《大明劳工会制律》也不是单单偏向劳工一方，当企业出现经营问题，利润下降或者亏损，雇主方也可以聘请律师与劳工联合会进行谈判，要求减薪或其它措施，以便让企业能够恢复。这时，雇主方就成了“保护”的对象，而劳工联合会也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不减薪和采取其它措施。一旦企业破产清算，劳工们将面临失业，因此也会做出适当的让步。
可以这么说，大明弘文院法学研究所一直认为《大明劳工会制律》是一个法律制衡的最佳典范。
而上海的劳工联合会势力在大明也是排在前列的，所以刘浩然选择在这里进行奉议会试点。
按照刘浩然的构想，上海县按照区域分成十五个选区，而每个选区按照人口的多少比例，分配一名到五名奉议员的名额，直接由符合选举资格的选民进行不公开投票选举出总计五十二名上海县奉议会奉议员。
在选民资格上，刘浩然又耗费了一番心思，最后决定先做一次最普及的选举。现弊端后再进行修正，凡是上海市年满十八岁，拥有户籍和一年居住时间以上的大明国民均可参加。
至于选举程序，刘浩然回忆另一个世界各色各样的选举，再结合这个时代的实情，制定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先奉议会选举由上海县法务局承办，先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宣传，解释选举细则和规则，号召选民参与。第二步就是审查选民资格，刘浩然在考虑中有些犯难，按道理是按照户籍进行认定，但是目前大明流动人口非常多，所以刘浩然就加了一个一年居住以上的规定，按内政部门居住申报来认定。
第二步是候选人登记，候选人如果决定参加奉议员选举，可以向法务局登记，在自己有把握的区参选。而候选人资格需要经过审查，如必须年满二十岁，上海县户籍或居住三年以上的大明国民，有向大明纳税的单据凭证，等等。
第三步就是公布候选人名单，上海县法务局将审查合格的候选人名单按区分类公布在法务局公告栏和《江苏邸报》、《上海商报》等报纸上，如果有人对候选人资格有异议，可以向法务局进行投诉，法务局进行再审查。
第四步就是候选人进行自我宣传，为了保证公正，各报纸会将所有候选人的简历、竞选理念等情况全部刊登，其余的不得再做任何评价和帮助选举的宣传。而各候选人必须到各自登记的选区去拉票，如公开演讲，如沿街拜票，但是任何机构组织不得强行要求其成员对某一候选人进行投票，包括劳工联合会，以完全体现选民的自愿意识。
第五步就是到期投票，法务局在各选区设定投票区，为期十二小时，方便上班的选民有时间去投票。任何人和机构组织无权询问和查看选民投票前、投票后票箱未开封的选票内容。
第六步，开封票箱。进行票数统计。刘浩然给这次上海县奉议员选举制定了简单多数票，谁的票数多，不管有没有过半数，即可当选，而该选区拥有一名以上奉议员名额者，则按票数多少进行依次选取。
第七步，公布选举结果，当选的奉议员在奉议会宣誓就职，开始履行职责。
这其中还有许多细节，如当地监察御史官署全程监督，省、府法务部门和佥察、巡察御史遣代表监督，现有违规行为，可要求上海法务局停止该行为，甚至可以要求上海县按察司裁定取消某奉议员或候选人资格；参选必须有资金支持，刘浩然规定每位奉议员候选人可以向各工商业机构或团体组织或个人请求助选资金，但是每个机构或团体组织或个人有助金上限，只能体现为其对某候选人的一种支持；该助选金必须由候选人受领，存在法务局指定的参选账户上，其家属不得受领助选金；该助选金必须全额用于参选，如参选宣传、参选雇佣人员的薪酬、参选海报等等开支，不管当选或未当选，每个候选人都必须经过指定的会计事务所财务审计，如果现有违规行为，当选者可由法务局或监察御史向按察司提起诉讼，取消该奉议员资格，并禁止此后的参选资格，未当选者则由法务局宣布取消此后的参选资格等等。
而上海县奉议会和奉议员的职责，刘浩然倒是耗费了一番力气，最后初步定了下来，主要有监督上海县衙的财政度支和监督、弹劾上海县知县以下所有官员。
尽管大明的税赋是高度集中，但是每年都会按照该地收取的税收比例返还被当地官府，以保证当地的基础建设、教育和医疗保障。上海县算得上是大明数一数二的富庶县，它每年返还的税收也是巨大的，所以才建设得如此繁华。而上海县奉议会就是要监督上海县衙是如何花每一分钱的。另外，上海县奉议会也被授权对上海县包括知县在内的官员进行监督，现失职不当等行为，可行弹劾权。一旦弹劾案通过，知县以下的就地免职，知县则有松江府免职，另遣知县就任。
刘浩然对上海县奉议会只是试点，所以还没有授予它选举官员等权力，只是赋予了部分监督权。
而在财政监督权上，刘浩然给上海县奉议会设计了一套很新颖的制度。即上海县财政预算制度。每一年，上海县知县会就该县在未来一年的建设规划和财政支出做出一个预算报告，未来一年上海要修建多少条桥梁、直道、水利、学校和医院，需要用多少钱，而维护现有的学校、医院、直道桥梁和水利又需要多少钱，官员司政薪酬又是多少，等等，反正就是一笔总得开支。
然后上海县各局做各自部门的预算，如内政局说未来一年要加强社会治安，打击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诈骗犯罪，加上维持日常运作，总计需要多少钱。
奉议会对这些预算进行审核，他们可能对财务不是很在行，但是可以随即指定如苏州的某家会计事务所帮助进行审计，以便现财务问题；财务上没有问题，奉议员可以根据上海县实际情况对官府的预算进行审查和讨论，学校和医院的投入是不是少了？城市基础建设是不是少了？而官府自己运行的费用是不是多了？经过争论，上海县官府和奉议会可能会各自做出让步，达成一致，通过该预算案。
预算案通过之后，一年上海县官府可用的钱总数已经定下来，各局可以支配的钱数也确定下来，至于你怎么用，奉议会不管，所以如你上海县内政局招募多少治安员协助维护社会治安，你上海法务局请某某剧社进行法律宣传，奉议会不会去理。
他们只管你使用过程中有没有猫腻或者治政过程有没有违法。如修建某工程时，该预算是不是多了？这招标过程中是不是有暗箱操作？你上海官府进行官府采购为什么笔墨这么贵？是不是有猫腻？奉议员天天盯得就是这个，而且可以行使咨询权，要求相应负责人在奉议会解释。如果解释不通，奉议会可以通过决议，授权随机的某个会计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对该工程或该行为进行审查，而奉议会再根据审查结果讨论是不是对该责任官员进行弹劾。
过了一年，在做新年预算时，你上海县官府先对去年的工作和预算进行总结。如你达到去年预算时承诺的结果，没有问题，如果你达不到，如你内政局治理社会治安、打击经济诈骗一年了，怎么上海县的社会治安还这么差，经济诈骗还累出不穷？先你新一年的预算甭想通过，去年花了那么多钱却办不了事，你今年还好意思要这么多钱？要想通过新一年预算，除非你相应部门的主官辞职，换一个能够让奉议员相信可以改善的官员来。
按照刘浩然的构想，上海县奉议员任期为三年，这是因为刘浩然考虑今后可能要设置省奉议会，而省奉议员任期初步定在五年。因为如果定在三年会有个问题，在这个交通不达的时代，省奉议员当选之后，千里迢迢赶到省府就职，没过多久，又要赶回去参选，这工作就无法正常进行了。所以省奉议员任期五年，县奉议员三年，两者之间刚好可以错开，避免撞车。
第二百七十五章出巡之试点（二）T
第二百七十六章出巡之回京
…”习历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刘浩然在崇明岛海面检阅海军赞一规队和海防第一舰队，七月二丰八日，刘浩然一行回到南京城。
第二日。监国的皇太子刘焕章前来问安。
“太子。坐。”刘浩然待刘焕章行完礼后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道，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正是前些日子的《大明邸报》，而他看的版面正是弘文院院士王宜循写的《论墨学》。
在这篇文章里，王宜循先高举墨子的“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提出无论治学还是为政，都要以国家、百姓利益为准绳。
痛斥了杨子之学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王宜循提出，“除天下之害者，常享天下之利；共夭下之乐者，常飨天下之福。”他还吸收了古泰西文明的一些思想加上大明这十几年新学术研究的成果提出，国家、社会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如果人人为自己，那么到后来这个国家和社会也没有存在的基础了。因此，王宜循提出，应当提倡墨学的“兼相爱，交相利”王宜循言明，“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利人其目的故在利人。而所以达此目的之手段，则又因人之利己心而导之。只有为他人，他人才会为你，这样才能组成一个互帮互利的社会。否则，人人为己，这个社会除了争斗便没有什么人道可言了。
在文章中。王宜循还总结了墨学的利，“凡事利大于害者谓之利。害大于利者谓之不利；利于大多数者谓之利。利于少数者谓之不利；能使我良心泰然满足者谓之利，否则谓之不利。”
王宜循在利人的基础上提出大同兼爱的思想，在大爱无差的基础隐隐提出一种平等的思想。
王宜循接着又提及墨学在数学、力学、光学、声学、机械方面的成就，大力赞赏墨子提出的“循所闻而得其义”他带着一点讽刺的语气说道，在一千多年前的墨子及其门徒，已经在科学和技术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知道利用这些科技抵御侵略，保卫城池和国家，想不到千余年后。文人只知道钻在故纸旧书中，不仅沾沾自喜地拾人牙慧，连最基本的数学、知物都不知道了。到了只知圣贤书，不知谷物为何生的“废人”
王宜循还重子的辩学，便将其与古希腊的逻辑学相提并论，他在墨子“别同异，明是非”的基础剖析了墨子辩学的精髓。墨子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这种判断是“不可两不可”的。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本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而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