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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中的紧急新闻报道，原来是清水河的废毒气体仓库的贮气罐突然发生了连续爆炸，爆炸原因暂时不明。本来第一次爆炸并未造成多少人员伤亡，正当消防人员、公安和武警奋力灭火时，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当场死亡十多人，伤无数人，尤为严重的是深圳市公安局的两个副局长同时罹难，还有数名死者身份不明。这场灾难震动了全国，连国务院副总理都赶来了，南京和香港派来了灭火专家指导灭火，军方调动了海陆空全面出动救火，当时尚未能控制住火势。我当即被骇得冒了一身冷汗。如果我们的汽车离爆炸地点再近一点，我早就灰飞烟灭、一了百了啦！真刺激！我急急赶回了酒楼，阿超一见我，一把拉过我：
“天哪，你还活着？我吓得团团转，我都打算去认领无名尸体了。”
“一天看不到香港、台湾回归祖国，我就一天也不会瞑目。”我得意地说。
“你还有心讲俏皮话，你简直把我们吓坏了！你该打个电话来。”阿蕾在旁责备道。
“放心，我命大。纵然暴毙深圳街头，依然还有霓虹灯为我闪烁。”他们听了我的话笑也不是哭也不是。
接下来就是吃晚饭，他们问了问我到横岗应聘的情况。苏茹告诉我蛇口工业区的外贸企业很多，何不去看看，说不定会碰个好运气，我说等两天再去。
“阿非，到深圳十多天了，找到感觉没有？”苏茹忽然问我。
“还不够冷酷，这里至少还没有种族歧视，我比《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好多了。再说这里还有你们这些老乡，要不然的话，没准我现在一定在某个黯淡的路灯下，大豆芽似地蜷缩着身子，吸着路上行人扔的烟头。”我说完她们乐不可支。
“你怎么总是那么欢乐，那么幽默？”阿蕾问。
“幽默是流氓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唯一财富，乐极生悲，悲极也可以生乐嘛。”我说，“这是我活下去的原因。”
“那以后多给我们讲点笑话，来深圳一年多了，我们几乎没有笑过，从没有这种机会。”苏茹说着，递给我一支女士烟，细长爽口的“摩尔。”
大家又说起清水河爆炸的事故，都庆幸我没有死成。这时电视中正现场报道失事现场的最新消息。爆炸原因是由于易燃易爆的气体罐子发生了泄漏，在酷夏烈日的高温下遇到不明火星所致。由于火势太猛，尽了一切力量，火势虽然有所减弱，但根本就无法扑灭，连北京和香港的灭火专家都束手无策。他们一致谴责这种有毒气体仓库严重违反市政建设法规，绝对不应建于人口稠密的城内，它无异于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现场一片紧张混乱，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消防车警笛呼啸，武警官兵举着高压水龙头摇晃，捂着防毒面具的医务人员抢救伤员，一具具烧焦的尸体被担架抬出来，血肉模糊目不忍睹。附近居民被紧急隔离疏散，电视上一再告诫市民不要靠近现场以防不测。还有报道说，有趁机哄抬蔬菜和肉类价格的不法商人被惩罚。火场附近抓到几个趁火打劫者，有两个是四川来粤打工人员。伤亡人数又有上升……
二十一
虽然我对人才智力市场已经逐渐感到失望，第二天一早还是赶到深圳纺织工业大厦二楼去碰运气。这里照例是人声鼎沸，一片繁忙。我已经是十多次花五元买求职登记表，每次再花一元买一页信息表了。我草草填完求职登记表就进了洽谈间。进去后竟发现今天十几家公司中几乎没有一种职位适合我。我转了好几圈才在角落处一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招聘处发现有个办公室主任的空缺，要求大专文化以上，中文或英语专业，三十五岁以下，有办公室工作经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能言善辩，书写流利。我的心一阵惊喜，莫非以前曾经诱惑过我的那根骨头，原来在深圳等着我呢！我的精神为之一爽，向招聘点凑进去。先把个人资料大大趔趔地递过去放在桌上。
“请问先生应聘什么位子？”一个广东人问我。
“办公室主任。”我说。
“文化程度？”他问。
“大专。”我又忙补充，“自修本科已及格七门功课，算准本科吧。”
“专业？”他又问。
“英语，函授过中文文秘专业。”我说。
“有工作经验？”他问。
“我一前一直在办公室工作，做文书工作。”
“字写得怎么样？”
“钢笔、毛笔、电脑中英文打字都来。”我说着赶紧把我的个人资料从那一叠资料中捡出来递给他。
“怎么，你是四川人？”他浏览了一下问。
“祖籍山西，生于四川，算大半个四川人。”
“四川人不要的啦，这是我们总经理吩咐的啦。”他黝黑的脸一下沉下来，显得更加难看了，和我相比，他长得更象元谋人。
“为什么？”虽然我早就听说四川人在特区受排斥，还是故作惊讶地问他。
“不行就不行，少罗嗦！”他武断地说。
“这不公平嘛！我不明白。”我抱怨。
“你们四川人又狡滑又霸道。前不久我们公司刚炒了两个四川人，刚进公司几天就打架，打伤了我们总经理助理，阿拉上海人。昨天趁火打劫的又有四川人，我们公司已经内定一般不要四川人，你另谋高就吧。”他说完几乎是把资料扔给我，旁边许多人都用迷惑和错愕目光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我的火气一下子冲上来，有几次我作为四川人曾受到的冷眼已经令我忿忿不平。上次查户口大骂四川人的要不是穿着共军制服的自己人，令我忍气吞声，我当时就要革命了，这次我忍无可忍了，忿懑一下子爆发出来：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这叫省籍偏见嘛！四川那么大，一亿多人，好人多的是嘛！你们广东人也不尽是坏蛋嘛！”
我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一大堆人过来，那个广东佬先是被骇了一下，突然他也站起来，指着我大声说：“就是不要你们四川人，你又怎么样？不服气呀？你别耍赖啊？你们四川一是产人，二是产猪。”
“你别瞧不起人？没有邓小平，有深圳吗？没有深圳还不知道你在哪个山上养牛，水塘里养鱼，一看你那副模样，我就知道你以前是个放牛打鱼的。你有什么不了起的？不就穿了一双皮鞋，还不穿袜子嘛！”我的火更大了。
“怎么，一有钱就反脸不认人了？”另一个四川人在声援我，“你忘了还有个湖广填四川？那是你们活不下去到四川要饭。”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全靠地理位置好。”
“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别忘了当年被美国人贩过去淘金、修铁路那副惨象！美国人叫你们猪仔！猪狗不如！”
这样，几个四川人和广东人对峙了几分钟，几个保安跑过来制止我们，那个广东人闭口不敢再说什么，最终都散开各忙各的事。我感到兴奋，甚至有点刺激，那种被歧视凌辱的感觉和反抗的快感交织在一起，但最终感到的却是悲哀。我独自找个了小空间坐下，狠命地吸烟，脑子里一片混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同学，借用一下你的笔好吗？”正当我要吸第二支烟的时候，一个女孩的声音传入我的耳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高个子女孩，二十岁左右，皮肤有些微黑，她有一双硕大的、乌黑的眸子，身穿白色连衣裙，一头深圳很少见到的长发。我把钢笔递给她，并挪动了位置让她填表。
“你的嘴巴真厉害？”刚一坐下来她就说。
“怎么，你刚才也在那里？”我问。
“我看到了全过程，那个广东人也太狂了，太过份了，目中无人。”她说。
“噢，你也是四川人吧？”我问。
“不，我是武汉人。”她说。
“武汉人？”我一下被吸引了，“我就是通过我表叔的介绍才到深圳来的。”
“他是武汉人？”她问。
“他是四川人，但在武汉已经几十年了，他在一个厅里工作，在武昌，离省政府不远。”我说。
“是吗？我也住武昌，不过我还是个学生，明年才毕业。”她把登记表给我看，她叫何薇，21岁，武汉一所工科大学三年级学生。
“怎么还没毕业就来深圳，武汉也挺好嘛！我一九八五年初中毕业在武汉渡暑假呆了一个月，这么多年一定发展得很快吧。”我说。
“我就利用暑假发展得也可以，不过远不如这儿快，过来看看，玩玩，内地吹得天花乱坠，百闻不如一见。”她说。
“你来多久了？”我问她。
“我上个星期从珠海乘海轮过来的，我的表姐在深圳一家公司，就那赛格集团。我住在她那儿。”她说，“我还没问你在这里呆多久了。”
“十多天了。”
“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我惭愧地说。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
“还好，暂时还没有流落街头，住在老乡那里。请问你什么时候回武汉。”
“可能是一个礼拜以后，怎么，你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带个口信给我表叔，我是他介绍来的，他还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到达深圳，不过你不要告诉他我现在还没有着落，以免他着急。”接着我给她记下了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口袋中的钞票已经不允许我到邮局去打长途电话了。
“没问题，我一回武汉就到他家一趟。”她说。我们又相互在小本子上记下了对方的地址，然后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我给她讲了我停薪留职的经过，和台湾同胞的初次见面以及被查户口的抓走。她也给我讲了她的旅途见闻，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从小到大就呆在武汉城里，最远的一次是小学时到过城郊去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她还给我谈了些大学校园生活。她那明澈见底的双眸让我想到舒怡，后天就是她的二十四岁生日了。
不觉到了下班的时候，我们一齐站起来，她穿着平跟鞋竟比我还高出近半个头来。出了人才市场大楼，我邀请她共进午餐，她竟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我就说我好歹也是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又不是江湖上的坏人，我本质是好的，男人有钱才能变坏，我还没变坏的资本哩！穷人坏能坏到哪个份上？怕什么？我就不停地解释自己如何是个好人。她哧哧地笑起来，点了点头。我就把她带到酒楼，阿超和阿蕾大吃一惊，阿超一把将我拉过去：“你他妈真行！哪里去找了这么一个靓妹？”
“别乱讲！别人还只是个学生。是我表叔的邻居，碰巧遇上的，有事求人家。”我忙说，又在阿超那里拿了一百元钱，就和何薇上街了。
我征求了她的意见，决定去吃麦当劳快餐。当时正是营业高峰，还是何薇眼明手快，抢占了靠窗边的两个位子，我们一边浏览窗外的景致，一边聊天。我便常常可以看见她的笑容，她的眼眸，她的皓齿以及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已经极难见到的那种少女的羞涩。我觉得她真象舒怡。她最美的时候，是她最羞涩的时候。我们一直等到旁边的人很不耐烦地催促时才离开麦当劳快餐厅。我们在街上闲逛了很久，却都没有疲倦的感觉。经过一个电影院时，我建议我们去看一部电影，她高兴地表示赞同。
没想到那却是一部非常悲惨凄恻的故事，讲的是一对离婚夫妻都不愿赡养子女，女孩子被迫离家出走，沦为雏妓。忽然感到她依偎在我的身上，微光中我侧过头去，在她动人的轮廓上，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水，身子在微微颤抖。我一时有些慌张，凑在她的耳旁轻声问：“你怎么了？”那硕大的泪珠就簌簌地掉下来，我迟疑了一下，就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她更加依偎在我的肩上。不知不觉中我竟也让泪水浸湿了我的眼眶。一时间，我的视野中一片迷蒙，已经看不清银幕上的图像，只听见那撕肝裂肺的对白和怒不可遏的控诉。
在散场后的步行中，我们才开始都缄口没有话说，心里却充满着一种奇妙的感觉。好一阵她才叹了口气：“你还不知道，我的父母在我刚刚三岁时就离婚了。”
“是吗？”我惊愕地看着她那泪痕尚未退尽的脸庞，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她。
她娓娓谈起她的身世，原来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高级知识分子。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母亲被迫和他离婚，离婚不到三年，父亲被平反，正当他们要复婚时，他父亲却得绝症死了。她从小就跟她外婆长大，连她父亲长什么样都只有从照片中去寻找。我想起舒怡也是从小就失去父亲。
“都怪我，请你看这场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