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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挂了电话，出门时摸着浩仔的猪头就象摸一只皮球，尽乎猥亵地说：“你这脑袋里装的尽是豆腐碴子，真不愧是朱光辉的儿子呀！你真以为你聪明呀？还是省了家教费回老家去做干部吧。——竖子不可教也！”
我打了“的士”直接赶到“大拇指快餐店”，远远地看见杨排长站在橱窗前东张西望。他接过我的行李，吃惊地问：“你他妈的真的说不干就不干了？你脾气还挺大的嘛！”
“我到这里是为了受剥削的，可也不是为了受那种人的剥削的。”我骂道，“走走，进去喝酒！我请客。今天我们要一醉方休不醉不散。”
“是不是因为那个娘们？”他问。
“不是，艾之琳是一个畸型社会畸型城市畸型家庭的畸型份子她是一只幽禁在金漆鸟笼中的孤独小鸟，她是个悲剧人物，是个牺牲品。我离开那里主要是朱光辉和浩仔的原因。”我们坐在通体玻璃窗前。
“那你以后怎么办？”他关切地问。
“在深圳不能考虑三天以后的事情，因为饥饿总是在几个小时以内发作，能撑就撑，不能撑就滚蛋。计划没有变化快！一路走一路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无所谓，不行就撤退，大不了来个新长征嘛，什么计划呀方案呀统统扔得远远的。”我神色黯然地说，一边点了酒菜。
“哎，我说你小子何苦呀？在内地坐办公室多清闲的差事，却跑过来遭这份洋罪。”他替我叹息，“钱没捞到反而落双香港脚。”
我苦笑之下喟然叹息：“我现在终于发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大优越性了。”
“什么优越性？”他用少许啤酒漱洗了杯子然后将其泼洒到地下。
“一是稳定的收入，二是廉价的住房，三是昂贵的医疗保证，这三大优越性是不可比拟的。”
“管他妈的什么制，这个世界上就得讲两个字，权和钱！这两样你有一样就是大爷，没有你到那里都只有装孙子！”杨排长破口大骂。
“杨排长，我最多在你那里住上五六天，找到工作了就再混混，不行就撤退，深圳这个地方，我已经领教了。”我说。
“五六天？那家给了你多少报酬？”他问。
“五百块，加上原来的三百块，现在身上一共只有八百块了，除了回家必需的路费三百块，只有五百块了，最多支撑七八天时间。”我说。
“我们的寝室都住满了，现在你只好和我挤一下了。”他为难地说。
“没关系，你别对任何人说。我晚上十二点以后回来睡，早上七点就走。”我说。
“随便你，反正一般我不乱跑。”
“他妈的，我想给艾之琳打个电话。”
“童子哥，你有莫搞错？给她打？”他吃惊了。
“别老是童子哥童子哥的，从现在起不准叫我童子哥了，我已经不是了。”我神秘兮兮地说。
“什么？你和那娘们那个了？难怪我那次发现她在注意你，炒你鱿鱼一点不冤枉！”他揶揄道。
“她又不是朱光辉老婆！我问心无愧！她真不幸！”我叹息。
“来来来，管他妈那么多，为了中国最后一个童子军的灭亡，干杯！”他举起酒杯嚷道。
杨排长要赶回酒楼上晚班，我就只好告辞了，我让他带走了我的行李后独自踯躅于街头。我如孤魂野鬼如丧家之犬如行尸走肉，游荡了一转，辗转来到一处芳草萋萋的草坪，我坐了下来，望着高楼、车流、行人和霓虹灯发呆。我口干我目涩我头晕我四肢无力我心事重重。我无力地躺下来，弃儿般的感觉又直逼上来。我看见座座峻峭的高楼大厦如巨大的断剑冲刺天空，黑黢的夜空中，断剑剑刃透射出缕缕寒光，我感到它们随时有可能倾覆下来，将我剁成肉泥。出我木然地从兜里取出几封信，细细品味着来自遥远的关切。贾卫东和赵卫彪合写的那几首诗让我心潮起伏，感喟万分，不禁惊叹他那“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一般的气势。我无边无际的悲哀，在我脑海中堆积、萌动、膨胀、旋转、流泻、奔腾、咆哮，渐渐地，我的悲哀化作了难以抑制的迷惘。人一旦迷惘就会伤心，一旦伤心就会绝望，绝望最终会化为愤怒，愤怒就会出诗人：〖JZ（Z〗
多少次梦中见到你醒来后却茫然面对四壁我失去的不只是过去我得到的却一直是空虚看他们一个个活得可以我的头却埋得很低很低我上不了天堂我下不了地狱我抓不住权力我抢不到商品我游不到岸边我沉不下海底我坚锐不起来我阳萎不下去我咬牙切齿我忧郁难离我的心被判了无期徒刑我的呼吸还有什么意义
三十三
我仍然逃不脱乘兴而去铩羽而归的命运。我再一次垂头丧气地走出深纺大厦人才交流中心，在不远处一杂货店买了瓶冰镇矿泉水心灰意冷地喝，忽然间发现面前的电线杆子上贴着一张广告招贴，纸不大，上面是复印机印的蝇头小字：“代办各种证件，立等可取，质量可靠，价格合理，解您燃眉之急！联系传呼××××××。”
我心头一亮，想起一月前刚到深圳人才智力市场时那个湖南小伙子对我的指点，想起因文凭不硬在市场中屡屡遭受的挫折，不禁一阵窃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这可是违法行为！但违法的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地球照样旋转、街市依旧太平，何况我的主观愿望和目的只是找个立锥之地——目的说明手段正当嘛！窃书不为偷，买张假文凭能叫偷吗——读书人的事能叫偷么？譬如、姑且、即使、纵然、斗胆、就算、豁出去了、退一万步、退一万零一步说，这叫做所谓的“偷”——偷的人还少么？——别人偷得，我就“偷”不得么？我就是这样说服了自己骨子里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和正义感的。我抄下号码，找了个僻静处打了寻呼机，果然不出二十秒中电话铃声就响了。
“请问先生办证件吗？”一个神秘而低沉的男人声音。
“你们可以办什么证件？”我迫不及待地问。
“所有证件。身份证、边境证、港澳同胞探亲证、护照、鉴证、文凭、记者证、军人证、警官证、工商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军车执照、结婚证、离婚证、计划生育证、荣誉证……嗨，你要办什么证？”
“文凭？贵吗？”
“什么学校？”
“北京大学，北京外语学院也行。”
“嗬，名牌大学，行！1000元一个。”
“1000元！太贵了，算了。”
“我们是激光排版，电脑制作，打钢印，还带防伪标记，一模一样不差毫厘……”
“太贵了，我没那么多钱，我连工作都还没找到，算了。”
“嗨，那你说多少钱，总不能让我们亏本，我们成本很高，又担风险，800元怎么样？”
“800跟1000有什么差别？算了。”
“嗨，先生，别挂嘛，那你说多少钱？”
“300元。”我居然也说得出口。
“什么？300元，开玩笑！700元。”
“280元，这里还有几张同类广告呢。”我提醒那文凭贩子。
“600元。”
“250元。”我就不相信买的真不如卖的精，来吧！
“500元。”
“200元。”
“好啦，好啦，别再减啦！200元好啦，你真行，没得赚啦。”他嗷嗷直叫。
“那我到哪儿找你呢？”
“你有现成的一寸照片吗？”
“有。”
“带上，身份证也带上。”
“身份证？为什么要带这玩意？”
“废话，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警察？我们只给外地人办。你穿什么衣服？戴眼镜没有？你贵姓？”
“我姓李，白色体恤，灰西裤，戴眼镜，夹一皮包，尖嘴猴腮，瘦骨嶙峋，营良不良——长得就跟演小品的那谁巩汉林似的。”
“半小时后荔枝公园门口见。”他说完就挂了。
我鬼使神差地立即赶到荔枝公园门口。那个神秘人物却没有准时露面，我开始有些着急，看着稀稀拉拉进出公园的每一个人瞎猜疑，可是他们都没有正眼盯我一眼。直到延时将近半小时，文凭贩子仍未出现。我踱来踱去，心急如焚，又去打了传呼，仍未复机，我气得心里大骂骗子该死，扭头恹恹地走了。不想走出足有二三百米远的地方，一个人突然插上凑近我低沉地问：
“请问李先生是吗？你打××××××Call机了吗？”
我扭身一看，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几乎和我一个打扮，白体恤，灰西裤，戴眼镜，腑夹条形皮包。比我略矮略壮略黑。
“你他妈拿人当猴耍呀！”我破口大骂。
“莫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其实刚才我一直在你对面商店门口……”他警惕地环顾四周。
“你他妈的拿我当卧底呀？”我余怒未消。
他满脸堆笑一个劲道歉：“莫好意思，干我们这一行小心谨慎为好，莫好意思，身份证带来了吗？”
我从皮包夹层里掏出了身份证给他，他仔细看了一遍，解除了戒备，然后问：“钱，钱呢？”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收回了身份证说。
“不行，你得先付钱，我把钱和照片送过去。”
“那我怎么办？你走了我去找鬼呀？”我断然拒绝。
“你就在这等着，我最多一个小时就回来。”那厮说得倒轻巧。
“我他妈脑子里有疱呀？”
“哪你说怎么办？”
“我跟你走一趟呗。”
“不……不行，那不行，绝对不行！你去不方便，我也不敢带你去，这是规矩！那地方能让外人知道吗？”他直摇头，拿眼四处乱瞟。
经过一番争执，最终达成了妥协，他再叫一个人来取照片和五十元定金，他留下来陪我等货，贷齐再付余款。他拿出皮包里的手机说了一阵语焉不详的鸟语，然后我们往回向荔枝公园走去。几乎在我们到达的同时，一辆摩托在我们面前嘎然刹车，一个戴头盔的家伙下了车，两个家伙讲了几句鸟语，让我拿出一寸照片，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年龄、校名、专业、毕业时间，又收了五十元钱就急匆匆地走了。我们说好在公园等他。在公园门口，为了门票又是一番争执，最后还是那家伙磨磨蹭蹭地买了票，我也很大套地给每人买了瓶矿泉水。
但凡人造公园，大同小异。荔枝公园也不例外，除了多了些荔枝树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们找了个树荫下的石凳子坐下，刚点燃烟，那家伙的传呼机就响个不停，他约了好几桩生意，一张老脸笑得稀烂。
“你要走？”我问他。
“不走。我把生意全都安排到了下午和晚上，没事啦。”他说。
“业务繁忙呵，发大财啦。”
“小意思啦。”
“哪里人？贵姓？”
“北方人。我们不谈这些好不好？”可能他生怕我和他套近乎后会占他便宜，他有些不耐烦地站起来，四处张望一圈又坐下来。
“你看起来也是个文化人嘛，怎么也干这个？”我自讨没趣地问了一句。
“文化人又怎么啦？我他妈的就是让文化给坑了，要不是他妈的早发大财啦，这里文化人给大老粗做马仔的多的是，你不也是一文化人吗？”他反问我。
我脸上火辣辣的，嘴上却说：“对，百无一用是书生！教育怎么坑的咱，咱就怎么坑教育一回。”
此后那厮除了频频回传呼兴冲冲谈业务之外，我们是没咸没淡，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看来真是小流氓遇着老流氓了——您瞧那厮鸟语讲得！
可别说，深圳人办事真他妈的有效率，说好一个小时交货，不到五十分钟就办好了。我们接到电话，出了公园大门，在一个僻静的街角交货，骑摩托那小子望风，我把那个硕大鲜红的毕业证匆匆看几眼便塞进皮包，付完余款150元掉头就走，心里惴惴不安。两贩子在背后笑着说：“别急走好，有业务打Call机——嗨，祝你成功！”
当他们骑着摩托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时，我听见那厮的寻呼机又激越地响起。
对北大的渴望使我忘记了饥饿，直到下午两点了我连早饭都还没有吃。我赏心悦目地来到一家赏心悦目的小排档点了几样赏心悦目的菜肴水酒赏心悦目地享用起来。我小心翼翼地拿出北大文凭仔细端详，深情凝视，没错：北京大学毕业证书，编号09201968，李亚非，男，23岁，汉族，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在我校哲学系学习四年，经考核各门功课合格，准予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校长吴树青（鉴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