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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冷却一段，让人们淡忘那些事情。再就是还有个运作过程。我想至少要六七个月吧。你还年轻，再委屈个半年没问题的。我是你这年纪，还只是正处级哩。”两人谈得越来越投机，聊到很晚，尽兴方散。
朱怀镜回家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忍不住发笑。只好这么卑鄙了，谁让张天奇是这种货色呢？洗澡完了，仍是去了书房。他找出龙文的那个本子，翻开看了看，感觉就像玄奘从西天取回的原版经书，太珍贵了。拿着这个本子仔细玩味一番，再用个牛皮纸信封小心装好，锁进柜子里。
运作过程漫长而复杂，颇多周折曲直。直到次年二月，朱怀镜听到准确的佳音：市委准备安排他去梅次地区任地委副书记。财政厅最先知道这个消息的是厅长，他专门跑到朱怀镜办公室，神秘兮兮地祝贺了一通，又真诚地表示了遗憾，说不能同这样一位好同志共事了。过后几天，几乎全厅的人都知道了这事，因为朱怀镜感觉部下们的表情有了些微妙的变化。
香妹仍是不见欢颜。有天夜里，朱怀镜正在书房里整理书籍，香妹进来了，冷冷地说：“你又开始走运了，祝贺你。”朱怀镜听她的语气有些怪，问：“你今天怎么了？”香妹说：“这一年多，你不太顺，我如果离开你，别人还以为我这人没良心。现在你时来运转了，我俩好好商量一下吧。”朱怀镜说：“商量什么？已经过了一年多，还计较什么？”香妹说：“我是没什么同你计较的了。你一个人去当你的官，我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朱怀镜有些急了：“你怎么这么犟呢？发生过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这两年对我的教训太大了。你还担心什么呢？”香妹却很冷静：“不同你在一起，我就没什么担心了。”这个晚上，两人就这么一来二去，说了个通宵，总是这些话，没有个结果。
三月初，朱怀镜的正式任命通知下来了，香妹就下了最后通牒，说要是协议离婚不成，她就单独向法院递状子。朱怀镜便只好采用缓兵之计，说他现在刚刚接到任命通知，就忙着办离婚，说来不像话。等他正式上任以后，两人再作商量。香妹只好答应了。
最近组织部的几位部长很忙，一时抽不出人送朱怀镜去报到，他便在家静候。自然又有朋友要设宴为朱怀镜饯行。那些很忙的朋友，现在又有空闲了。有了这番经历，朱怀镜不太愿意应付这些场面了，越发觉得自己同玉琴、李明溪、曾俚、卜未之几位感情的珍贵。可他们如今死的死了，疯的疯了，走的走了，落难的落难了。每念及此，朱怀镜总百般感怀。每天晚上都有人来拜访。上门来的多是从梅次专门赶过来的地直部门和县市领导。对这些未来的部下，朱怀镜倒十分客气。每次送走客人，朱怀镜都要把他们的名片拿出来再细细看一次，一个个再对一次号，回忆一下谁是谁。这很重要。下次碰上，能一口叫出他们的名字，会让他们受宠若惊的。香妹只要有人上门来，总把苦脸扮作笑脸，看座倒茶很是周全。每次几乎让朱怀镜产生错觉，以为香妹不再赌气了。可是等客人一走，香妹又是个冰人儿了。
有天晚上，张天奇专门打电话来，问朱怀镜东西找到了没有。朱怀镜说早就找到了，因为考虑一时碰不了你的面，就把它烧了。张天奇沉默了几秒钟，才问，烧了？马上就对朱怀镜表示了感谢。朱怀镜感觉出了张天奇的怀疑，他拿不准那玩意儿是否真的化为灰烬了。朱怀镜需要的就是张天奇的怀疑。接完电话，朱怀镜在书房里来回踱步，突然觉悟起来，好像没有必要躲着那些要宴请他的人。他似乎对朋友的含义有了全新的诠释。
这回没有张天奇这样的朋友，他是翻不了身的。第二天，倒是他自己打电话约了柳子风、严尚明、宋达清、方明远、黄达洪、裴大年等各位，在天元摆了一桌，说是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兄弟长期以来的关照。朱怀镜这一桌摆了，下面的宴请就接着来了，自然是朋友们逐个儿轮流做东。朱怀镜便又成天云里雾里了。醉眼朦胧间，朱怀镜感觉朋友们胸前挂着的高级领带随时会变成一柄剑，飞将过来。
宋达清请客那天，他亲自开车来接朱怀镜。车上没有别人，宋达清问朱怀镜想不想见一见玉琴？朱怀镜早已不再为这事难堪了，只是长叹一声，说怎么见得了她？宋达清说他可以安排。朱怀镜说那就明天去吧，他现在随时都可能离开荆都去梅次。
要去见玉琴，朱怀镜有种想哭的感觉。回到家里，他把自己关在书房，痛痛快快地让眼泪流了个淋漓尽致。第二天，宋达清来接他驱车去了看守所。朱怀镜在一个小会议室里等候。这里当然不是探视室，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加上宋达清的帮忙，朱怀镜享受着特别待遇。没等多久，门开了，玉琴进来了。门被人拉上了，玉琴站在那里不动，很陌生地望着他。她头发理成了短短的西瓜皮，脸蜡黄而浮肿，眼睛像小了许多，身上的蓝棉袄显得臃肿。朱怀镜从来没有想到玉琴会成这个样子。他想象她只会是瘦了，而不是全身浮肿。他走过去，拉着她的手，就在门口的凳子上坐下来。她的手冰凉。朱怀镜伸手摸摸玉琴的脸，像摸着晒得半干的蔫萝卜。他本来早想好了许多话，这会儿都说不出来了。他的浪漫在顷刻间被堵在喉头下面了。没有比玉琴现在这番模样更能让人害怕生活的真实和残酷了。两人说不出太多的话，只是手握在一起使劲地捏。当玉琴让人领走时，望着她那有些佝偻的背影，朱怀镜感觉是在同她永诀。巨大的悲怆叫他浑身冷飕飕地发麻。
开车出来，朱怀镜靠在座椅里半天不说话。宋达清也说不出什么安慰话，只是让他想开些。朱怀镜在宋达清的膝头上拍了几下：“达清，能不能把车借我用一会儿？”宋达清望了一眼朱怀镜，说：“你这状态，开车行吗？”朱怀镜说：“没问题，我只要静一静。”宋达清便说：“那好，你小心点。我就在这里下车。你别管我，我有办法回去。”
宋达清下了车，朱怀镜掉过车头开到荆水河边，然后沿河溯水而上。车开得很慢，就像散步。这些日子，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一年多的郁闷总算到了头，可他的心情仍然复杂得像这个纷乱的世界。有时独自面对漫漫长夜，他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灵魂其实早就沉沦了，可在世人眼里，他依然体体面面、风风光光。香妹提出离婚，他烦恼了几日，也就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只是担心闹起来影响不好。今天见玉琴成了这番模样，他内心感到了真正的痛楚。在最倒霉的日子里，他甚至想过自己落到这步田地，是不是老天对他的报应？
这时，远远的看见一个人，长发披肩，穿着宽大得不合身的羽绒中褛，背着画夹，低着头，一偏一偏，踽踽而行。朱怀镜身子不由得沉了一下。是李明溪！朱怀镜加快车速，开到李明溪身边停下，上前重重地拍了他一板。回过头的是一张陌生的脸，白了他一眼。等这人绷着脸甩开他，低头走了，他又依稀觉得这张脸真在哪里见过。朱怀镜抬起头，望着炫目的太阳，恍恍惚惚，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于长沙韭菜园
拒绝游戏
我的小说一直写得轻松，信笔所至，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我的小说写得不如人意的缘故吧。王蒙先生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很有黄昏气氛，但止于黄昏之叹，又令人不太满足。张韧先生在为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说我的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他们的批评令我折服。
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己觉悟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漫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永远是惟一的题材。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试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
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分无奈的人世间。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写人，而偏要怀着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总想着去写某某题材呢？有人说我的小说深入到了社会体制上的批判，这似乎是一种抬举，但我不以为然，因为惟有人心江河万古。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人们有个印象，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这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关注官场了。也许正因为我写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议：你是否也写写别的题材？这让我难以作答。事实上，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我几乎不赞同所谓题材一说。我想作家如果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并总想着某某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下的皮囊。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现在人们惯于把庄严和崇高当做滑稽可笑的事了，真正的庄严和崇高被漠视和嘲弄，而种种伪庄严、伪崇高却被一部分人很职业地装扮着。这部分人因为粉墨登场，手中便总是持有绩优股票，可以经常收益红利。我不情愿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虚假的面具。
作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我自信我的灵魂见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灵魂已被淤血污染，我就不会再写小说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