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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定了决心的韩婉婷，面上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依然笑意盈盈的张罗着全家吃饭，忙着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照顾关心着家里的三个孩子，俨然还是平时那个贤惠能干的狄太太。
这天的深夜，闹腾了一天的孩子们都静静的睡了，狄尔森和韩婉婷也回到了卧房里休息。睡到半夜，本就未曾真正入睡的韩婉婷忽然觉得大床发出微微的声响，然后就听见身边人悄悄的从床上起身，轻手轻脚的走出了房间。
等了一会儿，她也悄悄的起床，蹑手蹑脚的下楼去。夜很安静，除了庭院里的纺织娘和各种不知道名称的昆虫在欢快的叫着，邻家的看门狗偶尔的几声犬吠，只有从空中吹过的呼呼风声。来到客厅的落地窗边，往在庭院的中央看去，她寻到了一个正在一闪一闪的红色发光点。见到那个发红的小点，她禁不住轻轻叹了口气，果然，他在那里。
这些天的晚上，他常常睡到半夜便要偷偷跑到庭院里抽烟。这一点，其实她早就知道，只是一直没有说出来而已。看着那个在夜色中显得孤傲而寂寥的背影，她不由得摇了摇头，轻轻的走了过去，在他的身后唤道：
“逸之。”
被唤到名字的人显然很吃惊，回身见到她，忙不迭的掐了手里的香烟，挥手在空气中乱舞了一阵，颇有些尴尬的道：
“我睡不着，所以就你怎么起来了？是我吵到你了？真是对不起。”
“你没有吵到我。因为，我一直都没有睡着。”
“没有睡着？那你”
“逸之，从你回来之后，我就发觉你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有心事，所以常常晚上夜不能寐。你心里烦，所以要抽烟，又怕我们察觉，所以你总是深更半夜的跑到院子里来抽烟。”
韩婉婷说着，顿了顿，凭着半昏半明的夜色，她已然看到了丈夫脸上沉凝而歉然的表情。她走近他，伸手搭在他的手臂上，柔声低语道：
“我晓得你不愿让我担心，所以很多事情只是一个人在承担。但是，我们是夫妻啊！夫妻之间还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呢？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不妨说出来听听，也许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呢！别忘记，你太太我，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新闻学院的一枝花！不但人漂亮，而且头脑还不是一般的聪明，是相当聪明！”
她的话引得原本脸色沉重的狄尔森禁不住呵呵的低笑了起来，他用手指戳了戳她的额头，摇着头，很是受不了的戏谑道：
“是啊是啊，新闻学院的一枝花，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神！能娶到你这样完美的女人，真是鄙人我三生有幸啊！”
“那是。这还用说吗？”
韩婉婷仰着下巴，细长的眉毛挑得高高的，正得意呢，就听他幽幽的来了一句：
“以前也不晓得是谁啊，还打算做红烧海蜇给我吃呢！女神！”
他的话音刚落，被人戳穿洋相的韩婉婷已经又羞又恼的跳脚起来。她咬着下唇，双眉紧皱却眼中带笑，握紧了拳头，作势就要朝他打去。她的这点花拳绣腿哪里是狄尔森的对手，她的手还没碰到他的身体，已被他顺势一拉，裹进了自己的怀中。
他将她牢牢的箍在身前，深深的吸着她身上的香软气息，下巴轻轻的蹭着她的头顶，久久的沉默着。而她也不说话，就这样静静的被他揽在怀中，两个人在夜色中相拥着，仿佛在分享着彼此的气息，又仿佛在从对方的身上汲取着所需要的力量。
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听见了他从她头顶上传来的低沉的声音：
“婉婷，上海，从今以后，我们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韩婉婷一听，一惊，连忙抓住了他的胳膊，着急的追问道：
“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说？你听说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狄尔森沉吟了一下，拉着她的手一同在庭院里的长凳上坐下，低声道：
“这次停战谈判前，美军一共抓获了共、军数千名俘虏。我是负责对这些俘虏进行审讯和笔录的审讯员之一。期间，我们除了向他们问询军事情报，还向他们问询了大陆的现状。”
“他们都说什么了？都说不好吗？”
“他们当然不会说不好，但是，他们说的话让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中、共的政策是利用无、产阶级来仇视与打压沦陷前的有产阶级。中、共现在在大陆搞全面‘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很多早年间的地方大户和曾经做过国民政府官员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曾经帮助过共、产党，也不管他们有没有行善一方，统统都被当成了审查对象。很多人都被当成了‘反、革命’给抓起来送进了监狱，家产全部充公，有不少人还被枪毙了，无端受屈惨死。
你想想，上海那样繁华的十里洋场，淘金者的乐园，有那么多的有产者，怎么会逃过共、产党的清算？光是你家留在上海没有带走的产业有多少？还有你的那些留在上海没有离开的亲朋有多少？他们，所有的人，几乎每个人都是共、产党要审查的对象。
还有你和我，你是专门剥削穷人的大资本家的小姐，是他们口中‘大、反动派蒋介石’的亲戚。而我，就像阿龙骂我的那样，是为‘反、动派做打手的走狗’。像我们这样的人，根本就是共、产党要打倒和批判的目标。你说，我们还回得去吗？我们还能回去吗？！
本来我们国军想要参战，想要找机会打回去，可是美国人不允许，连韩国人也不同意。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么好的机会消失，看着我们离那个‘打回大陆’去的梦想越来越遥远。婉婷，如果打不回去，就意味着共、产党会永远占领上海，而那个上海，就是现在到处镇压‘反、革命’的上海，这样的上海，我们还回得去吗？我们还能回去吗？”
狄尔森说着说着，已然是有些情绪失控。他猛地站了起来，拳头握得紧紧的，胸膛在不停的起伏着。他在拼命的压抑，压抑自己胸间那几欲喷薄而出的想要说出更多事实的欲望。还有太多的真相他没有说出来，还有太多让他震惊的事实他无法亲口告诉婉婷，比如她的叔公，海宁当地著名的大户，世代行善的积善之家，就因为被扣上了“反、革命”的罪名，被共、产党枪毙了
当他从一个籍贯海宁的俘虏口中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心中一震，连写字的钢笔头都被他过度用力而断成了两段。那时，如果阿龙在场，他真想当面问一问阿龙，问一问他，这就是他所效忠的共、产党吗？这就是打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共、产党的政策吗？难道他们就是这样来爱护人民，就是用如此极端的手段来争取人心，不，应该叫“劫富济贫”的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和婉婷，也许包括所有离开大陆的人都不会想到，留下的人，在新旧政权交替的伊始，就会有如此可怕的遭遇，以至于还赔上了一条性命！
韩婉婷并不知道狄尔森心里想的这些事情，一时之间也无暇顾及，因为她此刻的头脑里也已经乱成了一团。丈夫的话，让她心惊不已。她想到了所有留在上海未曾离开的亲戚，他们不知道是否还平安？不知道是否也被牵连进了什么“反、革命”中去。
她的朋友们，已经破落的阿芬一家，还有不得不留下来要完成什么任务的穆然，甚至还有那个“汉奸”的女儿江秀云，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让共、产党仇视的过去，他们曾经的身份让他们无法从共、产党的审查名单上逃脱。
所有人，亲戚们，朋友们，他们都还好吗？都能平安的度过那场运动吗？这是她最想知道，却无从而知的结果。
记得她在大学里当校长的叔叔说过，无论什么政权，都是需要教育的，新政权也许会带来教育上的一片新天地。叔叔一家没有走，他们放弃了去台湾的船票，无一例外的都留了下来。现在想来，新的政权并没有摆脱掉“秋后算账”的惯例，那么博学的叔叔，他的期待中竟也有着成年人不该有的天真。
记得穆然在她临走前，眉宇间带着纾解不开的愁色，无奈的说，他必须要留下，因为他有必须要去完成的任务。什么任务她不得而知，究竟有没有危险，她也不得而知。但是，现在，她却越来越替穆然感到担心。因为他的家世背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更因为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每一样，都足以让他的头上扣上“反、动派”的罪名，每一样，都足以让他万劫不复！
记得当年，她要带着江秀云离开上海的时候，那个容貌清秀，与她有几分相似的女孩子却笑着摇头说，她要留在上海自力更生的过新生活，因为换了天地，也许人心也会换了。那个女孩子是那么的天真，而她当时也是天真的以为，也许不应该把事情想得太糟糕，也许那对她来说是一件好事。于是，她走了，留下了那个坚强的女孩子。
而今回想起来，她竟有些恼恨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强行带走她，为什么不再多劝劝她。她曾答应过江秀云的父亲，一定会好好照顾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女孩子，甚至在她现在的银行户头里，还存着江秀云的父亲不惜一切为他女儿留下的一大笔钱款，分文未动。原本只等着有一天她再回上海去的时候，将这笔钱正式的交回到江秀云的手中。可现在，她食言了，她回不去了。也许连那个一直亲切的叫着她“阿姐”的女孩子，她也保护不了了。
所有的人，仿佛都在一夕之间，变成了划着方框里的名字。那些人的一张张面容，像放电影一样在她的眼前闪过，让她感到了彻骨的寒意。现在，她终于能明白为什么逸之会那样的心事重重，辗转反侧，愁眉不展。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牵挂留在了上海。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无奈无从相助。
“逸之，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不会有事吧？”
“这个也许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了。”
两个人沉默了，无言的抬头看着被乌云遮去了大半张面孔的月亮。是啊，他们该怎么办？如果这是一道难题的话，也许能够解答的，只有从来沉默的上天了。
作者有话要说： 海宁的例子，我用的是金庸老先生父亲的真实事件。详情大家可百度查看，我就不多写了，免得又大家都懂的。
☆、第一百八十章
当大陆的新中国政权在进行着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时，台湾的上空中也弥漫着一股令人感到恐怖的气息。
被共，产党逼逃至东南一隅的小岛上苟延残喘的蒋介石，自然视共，产党为罪恶魁首。49年仓惶来台的时候，他带来大批流亡军民。但在这一大批军民中，到底有没有共，产党混迹之中？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效忠于他，效忠于党国？到底会不会有共，产党企图继续搞破坏，以图颠覆他在台湾的统治？这些所有问题，对他来说，尤为重要。
因此，他在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夺去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在国民党内的军政大权之后，立刻将清查党内赤色份子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儿子，让他必须以坚壁清野的坚决态度来肃清隐藏在党内的中，共情治人员。于是，在台湾的安全暂时得到保证之后，蒋经国开始了在台湾境内大规模扫荡中，共地下党员的行动。
很快，扫荡行动就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接连有数位官阶高至中将的军方高层人员被查出为中，共地下党员，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更有许多曾经与中，共地下，党有过联系与接触的军内人员均以“通共”的罪名被捕入狱，刑期从数年至无期不等。
基于对共，产党的恐惧与憎恨，关于“共，匪”、“共，谍”的指控也渐渐的被人为的、有心的制造成了上纲上线的地步，几乎事事都有可能被怀疑、问罪，连说话也必须要小心翼翼，弄得整个台湾人人自危，道路以目。
蒋经国控制下的台湾情治机关的势力在这个阶段迅速扩张，借着肃清“匪谍”的名义，肆无忌惮的介入人民的各类活动中，一如明朝时期的东厂西厂一般的密切监控与强硬手段，让台湾上下落入了不敢公开谈论政治的沉默之中。加之蒋介石认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想法，更是导致了许多无辜民众因此而莫名其妙的卷入“匪谍”案件而平白受难。
蒋经国属下的情治机关如此大规模搞监视、监听的行为，让民众感到恐惧的同时，也让党内的许多军政要员感到了愤慨。只是碍于蒋家的势力，并没有多少人敢于抗议。但有一个人却敢直言不讳的加以批评，甚至对那些“锦衣卫”们不假辞色，这个人就是孙立人。
孙立人常常当面给那些“锦衣卫”们难堪的做法，着实的让他的忠实部下狄尔森为之感到头痛。他几次三番提醒将军不要肆言论政，至少不要当着那些人的面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