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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瑾小时候就有虚封的帝国爵位，除了爵秩禄米之外，每年下都有帝国皇家的赏赐，不说那些梅花、海棠样式的押岁金锞子赏下了多少，光说‘押岁紫金笔锭如意锞子’这一种，历年所积攒下来的怕是也有百十锭之多。而所谓的‘紫金锞子’，就是金与锡的合铸，呈紫色，价值比起成色极高的‘赤金’当然有所不足，但也算相当值钱的东西了，虽然一个赤金或紫金锞子也就六七钱的重量，但也值好几两官炉纹银，够小户人家几口人半年几月的嚼吃花使了。
江南风气豪奢，乡宦豪绅之家多蓄金器银皿，必求良工，仿照古器样式打造，粲然眩目，僭侈之极。每当元旦大节将近，豪门贵阀之家即熔铸各色金银元宝、金银锞子、金银瓜子等，以备年节下给家族故旧的小儿辈押岁之用。平虏侯府每年也是依足江南风俗，熔铸元宝、锞子等黄白之物以作押岁之用，这个事自然是大妇孙雨晴总揽监察其事。事实上，以平虏侯府在西北至高无上的地位，熔铸几百个押岁金锞子也不为多，但近几年的西北风俗，这新出炉的金银铸币也可作为小儿辈的押岁之物，所以平虏侯府熔铸押岁元宝、锞子，有这几百个备下，到时也就差不多够使了，不足之数亦可用西北的金银铸币以及各色礼币（金、银、白铜）和黄钱补齐。
翻看了一番熔铸清册，雷瑾即无可无不可的罢手，这等事稍微了解一下是可以的，但他一般不愿意插手理会。
那厢孙雨晴在银钱上头的习惯，却本来就比较精细谨慎，她这刻也是不肯马虎偷懒，即刻使人取了乌木戥子、砝码天平等权衡称量器具，当众命人称量点收——金银这玩意不比其他东西，还是即时点收两讫，上帐入库最为稳当。否则夜长梦多，中间出个岔子，‘伤’了谁都不好。金钱这东西很容易扭曲人性，蒙蔽人心，使人化身成魔，世人一着不慎就可能生出无穷事端。俗话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银钱收支上面，事先的防范永远比事后的补救和惩处来得重要，尽可能不给经手银钱之人及可接触到银钱之人有犯糊涂、犯错误的机会，这也是一种慈悲的菩萨心。
在这一点上，雷瑾倒是一向赞同孙雨晴的做法，小到一个家，大到一个国，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虽然别后胜新婚，春宵愁苦短，这一刻他也不会去干预孙雨晴主持金锞子的称量清点上帐入库事宜。事实上他的心里，此时此刻也仍然在思考内外种种公私事务，团圆家宴上的娇声笑语也不能让他的心神放松下来，这些个琐碎家事又怎能令他特别关注呢？
其实年关将近，雷瑾眼下虽然可以做甩手掌柜，照常将很多事项都交付给下边人去做，但即便如此，他需要考虑和安排的内外事项也仍然相当的多，并没多少空闲——
譬如腊月窖冰一事，河中府名属‘陪都’，运冰贮窖之盛却不如河西平虏堡、关中长安城，但官私诸色人等起冰贮窖仍需计议安排，腊月初平虏侯府河中行馆起冰贮窖也需预算人力钱粮，计日贮运。至于其他西北各城在腊月打冰，就近于江河湖边修土窖贮之，待夏日售卖出易，也须预先算计，计日以成。这些事因为牵涉人工、物力较多，牵涉的府县也较多，与生民利害攸关，雷瑾每年也都要循例过问相关情况，不肯因窖冰之事较为寻常而有所忽视。
再如祀灶，腊月廿三日更尽，家家祀灶。自家府中悬挂的天灯，是时祀灶所需祭品，如羹汤灶饭、糖瓜糖饼，饷饲神马的香糟炒豆等等，也需采买齐整。这个事虽然没有多复杂，却事关祭祀，不可马虎，一家之主的雷瑾适时过问一下则是必需的。
至于侯府中一些早有成例，或者沿袭风俗的其他内务事项，比如熔铸金银锞子及其上帐入库这样的事，再比如人世间俗传九天上帝于腊月二十五日下界稽善恶，降祸福，世人于是日起便谨起居、慎言语，戒饬小儿毋得詈骂恶言，恐招不祥；又传腊月廿五日至除夕，灶神上天奏事，诸凶煞俱不用事，百无禁忌，宜人间婚嫁等事；又有俗谚云：“二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遢。”，腊月里斋沐扫除自然也是各家的大事，北方的风俗还要将一年之中吃剩之药饵抛弃门外，又将所集之药方，拣而焚之，谓之‘丢百病’。这些个琐碎之事多属于府中内务，当中除了涉及亲朋故旧的婚嫁之事需要随喜备礼，雷瑾亦较重视，对此亦会稍加过目之外，其他诸如送灶神上天言事之后扫除祠堂屋宇，糊裱窗户，贴彩画剪纸，还帐目，送节礼，谢先生，助亲友，馈炭金，整齐祭器，擦抹什物，蒸糕点，调羹饭，治祭品，摆供献，雕茶果，悬天灯，挂琉璃；祀祖、祀神、接灶的一些必要准备，还有贴春联、挂钱，悬门神等事，自有奴婢下人们依照府中规矩章程忙活，也不用他多操心，最多也不过是吩咐一声督促一下罢了。
到了除夕更尽之际，中土的风俗是家家到时要散黄钱及金银锞锭，比如有小儿辈来叩拜辞岁，长辈就要赐以宫样荷包为答礼，内盛金银锞子压岁。家家香炉内焚松枝、柏叶、南苍术、吉祥丹。帝国北方的风俗，除夕更尽之时合家还要吃荤素细馅水饺儿，内包金银小锞子，吃到锞子者，主其来年事事顺利。至于除夕之夜，高烧银烛，畅饮佳醪，坐以待旦，以兆延年，名曰守岁之风俗，则中土之南北都是一样的了。说到象平虏侯府这样的贵胄豪门，过年的风俗虽大多与平民人家无异，但需要备办采买的种种年货以及奢侈的做派，却又是平民人家所难以想象的，桩桩件件也都要预先算计安排妥当，免得到时慌迫忙乱，而且其中有些事原本也是需要雷瑾点头首肯的，但在甘霖六年的这个岁尾，雷瑾却无暇对之多作理会了。
在这个腊月里，驻跸于陪都的雷瑾不仅有平虏侯府和雷氏家族内部的一系列祭祀礼仪需要他参与或者主持，西北官方的多个祭祀大典也需要平虏侯到场主持其事，宣读祭祀之文，旌表忠良贞烈。总之，雷瑾在腊月里虽然尽量不理会那些琐碎家事，也难得有多少空闲，反正在军国大事上还是有得他忙的也。
除了琐碎但是重要的一些内外庶务需要及时处理，甘霖六年岁末的雷瑾还要决断许许多多军国大事。西北幕府向南侵攻的大方略已经从一东一西两个方向逐次展开，在南下攻占和尔木斯这个出海口之后，西域方面的平虏军一旦彻底完成对和尔木斯的稳定占领之势，并完成对萨非伊朗帝国方面的守备防御部署，同时在黑海沿岸，通过放缓进攻奥斯曼突厥帝国的策略，达到以之牵制萨非伊朗部分兵力的目的，那时候平虏军伺机东进莫卧儿帝国之势也将难以避免；而在莫卧儿帝国以东的缅国，西北幕府方面的渗透目前为止也相当成功，内讧分裂的缅国将难以对抗西北幕府的压力，西北方面或将以此为前哨逐步西侵莫卧儿帝国，这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整个西北治下军民，都在为想象当中的采邑封国、食邑封地而疯狂，战争的步伐只有更快而不会更慢，就是雷瑾也难以抑制这种欲望了，何况他也根本不想抑制，因为魔鬼一旦出笼，再想要给魔鬼套上缰绳那几乎就等同于螳臂当车，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至少雷瑾自己是不会主动去干的，造势、借势、因势而为才是他的拿手好戏。
淡淡的望着孙雨晴在一边监督一干嬷嬷、丫鬟唱筹称金，上帐入库，表面上闲适自若的雷瑾，内心却是思绪神游，脑海之中一片波澜壮阔，千万种心思如走马灯一般来来回回。
为了因应南进方略的进展态势，雷瑾在入冬时即同意在云南临时设立‘经略府’和‘镇守府’，以总揽协调云南方向的战、御、攻、守等一应军政事宜。
云南经略府、云南镇守府其实并不是西北的长设衙署，其宗旨是因事而设，事毕则罢，这一点甚至在两府开衙立署的几个纲领法令：《官署规范》、《职官章程》、《职掌条例》、《议事办法》、《特例授权令》中的多处独立条款予以明确。
云南经略府、云南镇守府实质上是一个议事决策、居中协调的临时军政中枢和南进统帅部，名为两府，实际上却是合署一处，官署中从各军政衙署抽调的办事官吏也有半数以上同时兼有经略府和镇守府的差事，经略府和镇守府的堂上长官则包括了主政云南的云南执政府执政阎处士、云南提刑按察行署提刑按察使谷应泰；云南东行营‘提督’（提督云南东行营诸军事）王金刚奴、‘赞理’（赞理云南东行营诸军事）孟化鲸；苗瑶军团‘节度指挥使’（节度苗瑶军团军事指挥战御攻守赞理粮饷）明石羽；山地追剿军团‘节度指挥使’陈好；云南西行营‘提督’韩太湖、‘赞理’唐云峰、‘同知’（同知云南西行营诸军事）邵福；贵州镇抚使衙门特命镇抚使阿顾；（内务安全署）铁血营云南都司，（内务安全署）锄奸营云南指挥使，（内务安全署）巡捕营云南指挥使；军府秘谍司特命云南巡察使；西北幕府特命观察使（即秘谍总部特派专使）等等，而云南地方各个佥兵守备军团的防御使也有份列席。
西北幕府西征用兵如火如荼的几年中，常驻云南的两大行营以及幕府直辖军团以镇压不服、靖边安民为借口，陈兵云南形成大军压境之态势，威慑南藩缅国，从而以邦交纵横遣使通好等文伐手段，达到若干目标：双方互相通邮通驿通商；中土商民可在缅国自由迁徙贸易及自由买卖土地房产商铺货物、自由定居及聚居；中土商民在缅国聚居地可报备缅国地方官府之后自由设立儒学、族学、义学、义仓、义庄、慈善福利会、同善会、共济互助会、同乡会馆、商业协会、商馆；佛道宗教在缅国可自由建立寺院宫观传道立教香火布施等。如此，师旅不征即达成渗透南疆诸藩，谋求向南出海口、向南出海贸易商路的南进意图。
同时，以王金刚奴、孟化鲸、韩太湖、唐云峰、邵福等前弥勒教徒为首的云南两大行营将领，亦积极谋求以缅邦甸之地为根基，转向莫卧儿帝国进兵征伐，以取得战功、军功，世袭的爵秩、采邑、食邑封地；事实上，寄希望于在南藩之地以战功、军功裂土封疆的将领还包括驻防云南的其他幕府直辖军团和地方守备军团的将领们，甚至文官胥吏以及并非官身的一些家族、商团和自认为豪强有力者，也希望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在西北幕府官方的南进方略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而得以平民之身晋封军功之爵并裂土封疆（西北治下的军功爵制，军功爵秩并非只能授予在役的行伍军人及佥兵等准军人。文官、胥吏、平民若是被确认立下军功，也将论功授爵，当然以非军人之身而能被西北幕府确认军功而授予相应军功爵，其确认难度比在役军人更大）。
历朝历代以来，中土虽有华夷、夷夏、天下与朝廷之辨，但从长久的传统来说，中土人还是看重家族胜过看重国家，虽然骄傲于中华自身之文化礼乐、典章制度、上国衣冠、天朝物产，通常中土人还是认为这国家之事乃是肉食者谋，是士大夫们的事情，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并不是每一个中土人心中的远大志向。而西北幕府高层推行的南进方略，以谋求南向出海商路的意图成功掩盖了最根本也是最大的渗透南进意图，无论是西南的新弥勒教，还是主政云南的阎处士、谷应泰等文官，又或者驻防云南的王金刚奴、明石羽、陈好等统兵将领，甚至那些往返中土、缅国的商贾、标师，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每一个人都可能主动或者被动的成为南进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雷瑾回想起这整军备战、储粮修路、逐步渗透、伺机蚕食的南进方略，却是起因于西北幕府参军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