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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传教士倒也运气不错，一路有惊无险。他们自岭南北上，走西江驿道入长江，转而上溯，至武昌而不能入蜀，改行汉水，北走襄阳，过境于河洛，穿过横天军治下府县，叩灵宝关而入西北之境，行至潼关因无度牒被迫滞留，直至领到了官给度牒这才又获准过关，真正踏上西北幕府治下土地。西北官方主管宗教祀祭事务的衙署‘宗教祀祭司’，还很是慷慨地‘赐予’了他俩一人一个汉名：‘罗务禄’和‘石明楷’。‘宗教祀祭司’的小官吏倒是小心地解释说，这两个汉名乃是依据两位西洋教士名讳的谐音而定，两名传教士对此倒是很无所谓，耸耸肩就默认了西北官方赐予的名字，罗务禄就罗务禄，石明楷就石明楷吧，又不影响什么，只要能顺利入关，能顺利去河中府觐见西北的皇帝就行。
这时屈指算去，罗务禄、石明楷从妈阁动身北上，关山重重，路途辗转，他们到达潼关城下时，几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回首前尘，纵是无情辈，也须潸然泪下矣
换下了儒服，穿上对襟胡袍的罗务禄、石铭楷，高鼻深目，瞳色蓝碧，颇类西域胡商，来往于汉地的色目人就有很多是他们这种装束打扮。
两名西洋传教士轻松地骑乘在两匹大马骡上，骑术看上去很有两手的样子。这就是贵族家庭出身的好处，两名教士在义大利亚从小就学着骑马了，到现在只要不是碰上什么万中选一的烈马，那都是控缰由心，骑乘自如，何况跨下坐骑只是两匹马骡而已。
两名教士在潼关城，就与当地的车马行大商号‘白马盟’联号分行的人商量好了，一次付给‘永昌盛’大钱庄开具的凭票即兑银票一百两，作为从潼关起程直达河中府的全程车马费，食宿费则另计，他俩跟着‘白马盟’每天发两班的‘车马班’登程上路，‘白马盟’则全程免费为他俩提供代步坐骑两头，代步坐骑的草豆食料也全由‘白马盟’负责。
罗务禄、石明楷也是早就打听清楚了，象白马盟这样的大车马行，每班次都有车行护卫以及与‘白马盟’相与多年之标行的标师、标客随行，沿途的巡哨官军、巡捕骑兵也会曲予周全，路途上的安全可以无忧——事实上，从潼关一线往西，直抵河中直隶府，一路都是安全平静的。为了传教事业固然可以殉道赴死，但若能善保有用之身，倒也不能轻言舍生弃命，两位教士纯粹是被来时的路途艰辛给吓住了，觉得此去万里，路途遥远，还是跟着白马盟这般素有信誉的大商号上路为妙。
罗务禄、石明楷在‘妈阁’的教会学院，就学会了中土官话和中土文字，还通读了中土的四书五经，他们俩在北上之前对中土的了解已不算差，而且之前近一年的长途旅行，也让他们对中土的风土人情有了更多的深入了解。不过，当传教士们处在比较弱势的地位，要想在没有什么教会势力扎根的陌生地区传播天主的福音，‘谦卑’与‘和蔼’肯定不能少，‘平易近人’的做派更是必需，罗务禄、石明楷是训练有素的传教士，自然不会在这种境况下有任何高傲以及居高临下等等令人不悦乃至反感的表现，他们这时候更愿意与一切阶层的人们打成一片的。因此，在跟随‘白马盟’车马班登程不久，两位出手大方的西洋人士，就与‘车马班’的大掌鞭、学徒、护卫、脚夫、标师、旅客们一一混熟了。
晓行夜宿，不日即抵达长安，从潼关过来的‘车马班’到了长安，停留两天之后就会原路返回潼关，而两名传教士则在这座西北治下的东方大城又停留了十日，四处走访，然后再随‘白马盟’从长安发往陇州的另一个‘车马班’重新起程，向西进发。
车马过了陇州，两名传教士不日已入兰州府境，眼见黄河蜿蜒北去，陇山委蛇南来，尽显西北形势之雄郁苍凉。
从长安到陇州，一路走到河西，出嘉峪关，经行哈密，直到亦力，翻越葱岭西走蒲犁驿道，或者向北绕行金山走草原驿道，都可以抵达河中府。两名传教士随‘白马盟’车马行的‘车马班’登程上路，路上少说也要倒换十次以上车马，才能到达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毕竟民间的客货车马，都是将本求利，计程休止，有着许多的爱惜，上了路也不可能象官方驿马那般的不惜代价，所以这一路，走上几个月是很正常的事情，就这还已经算是快的了。
初秋艳阳，至午犹显懊热，但陇亩之中仍有不少头戴帽圈、斗笠的农夫在田间劳作，令人由然忆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古诗来。
一行车马沿着黄土夯实的驿道，穿过秋收在望的旷野，逶迤前行，车前车后便是百十个装束打扮各异的骑士，骑着大骡傍车而行，显然来历不一，其中一大半都是车马行的旅客，嫌坐在大车上气闷烦热，起程之前就跟车马行讨了坐骑以代步来着；另外还有几十号赶着驴子的脚夫，挑担子的脚夫以及跑单帮的小行商，他们并不是车马行的人，但都是‘车马班’相与的乡党熟人，这起人都是临时搭伴跟着‘车马班’同走同息一程两程，图的是在路上好有个照应，到了打尖歇息的时候他们照例是要出把子力气，帮着‘车马班’干点杂活、力气活什么的，顺便也沾点‘车马班’的光儿，混点便宜的吃喝和牲口草料——‘车马班’每天打尖歇宿都有固定相与的茶棚、小饭铺、大车店以及客栈、旅店，‘车马班’从大掌鞭往下的‘白马盟’诸人，在这些地方吃喝或食宿，店家自然都有优遇，给的折扣很不小，几乎就是收个本钱，而且还是赊挂帐，白马盟通常是给他们这些店栈每月结一次帐。而这些个临时搭伴上路的，虽然不能跟大掌鞭等人一起同伙吃饭，这吃喝饭钱，店家最后也能看着给他们算便宜一点的，至于旅客就没啥折扣可言了，最多是结帐抹去个零头罢了。
‘白马盟’的大车都是清一色的载客长辕车，由健骡拉着，车厢前后及两厢都镶着一块白铜铭牌，闪闪发亮，上镌‘白马盟’三个台阁体大字以及一匹奋蹄奔驰的骏马标记，这是白马盟的招牌。事实上在每辆大车的车顶上还插着一面白马旗作为认记。
车马行的护卫都携了刀、剑、棍、斧等随身兵器，还带了猎弓、箭袋以及标枪，牛皮盾、柳条圆盾在西北也不算犯禁，标行的标师、标客差不多也都是携带这些个兵器，但不要说这一路比较太平，就是真有几个剪径蟊贼出没，看这架势也不敢招惹，只是长年沿袭下来的警戒习惯，估计白马盟一时半会改不掉就是了，再说西北的边远之地眼下仍然有强贼流匪出没，出行防身，刀弓箭盾之类的玩意真还不能不带备着的。
过了‘洪家营子’，便是‘参将垒’，离着兰州府城还有八十里地，已经是未初二刻，早过午时了。‘参将垒’这儿有一个茶棚供应茶水饭食，是白马盟的车马班惯例歇脚打尖之处。
大队车马涌入茶棚前的空地，车马行的伙计学徒和旅客，还有搭伴上路的脚夫、小行商，一下就把茶棚搞得闹哄哄的，茶棚的座头转眼就被人们占了一大半。
一干人有紧着要酒菜饭食的，也有紧着催要豆麦麸皮喂牲口的，一通忙乱。
茶棚里有的主食就是馒头、馍馍、烧饼、煎饼、臊子面、面汤、渣粥等面食，有几样是预先做好的，无需和面现做了；下酒下饭的肉菜则只有卤下水、猪头肉、杂碎热炒等，亦以价廉快捷为主。要吃菜蔬也有，醋拌萝卜丝、酱拌豆芽、盐水生菜、土豆浓汤、拌三丝、拌豆腐、盐水黄豆、豆子酱，好几样都是事先做好热在灶上的，还有豆腐干子、豆腐泡、水豆腐、老豆腐等，反正吃的时候就是怎么快怎么来。还有大桶的菜叶水豆腐洗锅汤管够，要喝酒的则有红苕村酿，都是价廉之物，可以丰俭由人，于是乎茶棚下人声鼎沸，喧闹不已，也不须多说。
为了避开午后辰光的懊热，‘车马班’晓行夜宿，在中午打尖之后都不急着上路，怎么都要歇到申时近黄昏才会上路，紧赶一段夜路，然后在戍、亥之间望门投宿，第二日寅卯之间天未破晓，又要动身赶程了。所以，大家伙都是吃完饭食，各自找树荫凉爽地方歇着，或吹牛聊天，或倒头困觉，或聚众小赌，或是问店家要一壶老酒搭上一碗豆子、干子、萝卜条什么的，吃着喝着也就打发了时辰。
一树浓荫，青石横卧，吃了一大碗臊子面的石明楷就坐在青石上，拿出纸笔，鹅毛笔蘸着墨水，以一手极华丽的花体字，书写着拉丁文的膝上笔记。这位传教士是极勤奋的性子，每天一有空闲就记录他一路之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晴雨干湿、道路远近、舟车骡马、米贱肉贵，每日起程有多少大车和多少骡驴坐骑，乃至各地的人民吃什么食物，农夫下地，街谈巷语，无所不记，深入细微，详尽至于琐碎。
“欧罗巴的贵族吃牛肉、羊肉，中土帝国这里的平民则多吃猪肉、羊肉。听说中土的贵族都是以羊肉、鱼肉和鸡鸭鹅等禽肉为主，猪肉他们只吃在野外放养的牧猪，而我所看到的平民，往往都是吃圈养的猪肉，还有羊肉，也许还有驴肉和鸡、鹅等禽肉，如果这里的平民能够负担得起经常吃肉的钱钞的话。这里的人民，似乎很少能看到他们吃牛肉，不过西北除外。我几乎见不到牛羊鲜奶、乳酪和黄油，还有烤面包等食物，听说只有这里的官员富户家里，还有叫做‘番菜馆’的地方，可以享用这些食物，因为许多士绅认为牛羊鲜奶和乳酪是蛮夷腥膻之物，他们拒绝接受，这真是难以理解。有一种解释，北方草原上的游牧蛮族‘鞑靼人’就是吃着牛羊鲜奶和乳酪长大的，以前经常侵扰边境，所以这里的人民不喜欢吃和‘鞑靼人’一样的食物。只有西北皇帝和他的大臣以及将军们，不在乎牛羊鲜奶、乳酪、黄油是不是蛮族吃的食物，听说他们在战场上什么都吃。”
石明楷如斯记录道，然后想了想，又记了一笔：“我想大概是西北的畜牧，亦如义大利亚一般的兴旺吧？”
这时，石明楷抬起了头，远远看到罗务禄从茶棚的另一边走过来，脸上挂着一点点忧色，虽然旁人不易察觉，作为同伴的石明楷还是感觉到了。石明楷知道自己的同伴一直有些担心，事实上他自己也有着担心。在教会学校，他们为了学习中土帝国的文字和语言，通读过中土帝国的四书五经。在他们这些一心传教的耶酥会教士眼中，中土儒学实在是‘眼中钉’，尤其是‘理学’一派，在传教士的心目中那就是十足的“异端邪说”，而其他各派儒家学说即使不是“异端邪说”，也至少是‘唯物论’或‘无神论’，都是不容于基督教义的流毒。基督教义在本质上就是与东方儒学的学理“犯冲”的，或者说东方儒学的学理在本质上与基督的教义‘犯冲’。他们因此一直忧心在中土的传教前途，两名传教士自从进入西北境内，就在努力的深入了解西北境内的一切风土人物、官私舆情、章服制度。
“又在记录途中见闻？”罗务禄实际上已经接近四十岁，不过义大利亚贵族家庭从小所培养的长年骑马击剑的习惯，让他的体能保持良好，长途的旅行并未让他感觉疲惫。
“你不也经常记录吗？”石明楷反问，一口义大利亚语的南方方言。罗务禄确实也在做着与他一样的事情，不过罗务禄不会象他一样每天和随时的记录途中见闻。两名传教士的侧重方向并不一样，观察的方面也不一样，两人虽然时常讨论，但记录见闻的事情都是各干各的，从各自的角度观察着中土，观察着西北。
罗务禄马上跳跃式地转移了话题，“从目前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西北的统治者似乎不太喜欢儒学和儒生。
他虽然没有取消儒学科举，却另起炉灶，每年举办‘春秋官试’、‘职官正试’以选拔官吏，另外还有征辟、荐举、自荐、试职等各种名目，出仕为官不需要非得从科举出身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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