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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老板娘堕落的记录-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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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世纪最后一个冬夜,我写下“打炮”两个字之后,开始等待,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我充血的Gui头在这黑中微微的泛着红光。而同时,在中国成都,更靠南的地方,比如玉林南路一间宽敞的屋子里,在床上,小杨也在等待着。我听见她细弱的声音,从完全遮盖的被子里传出来。1、2、3,小杨在等待高潮的降临。     2。准确地说,小杨是趴在床上的。当我走到床边,将手伸进被子时,正好摸着她光滑的屁股。她的屁股一上一下的起伏着,有力,但动作不大。小杨说:“别碰我,别碰我,我要来了。”她说话的声音已经变调。     多年在一起的生活,使我对她自己搞定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同时,我更加知道,在这个时候,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我离开她,离得越远越好,但又不能离开这间屋子。她会在一声长长的呻吟之后,呼唤我的名字。那时对于她滚滚而至的高潮,我的搂抱,是她最好的沙滩。一切重归宁静,台灯、沙发、席梦思和被子,以及她赤裸的身体。     3。更准确地说,小杨的等待是积极的。因为工作不到位,高潮不会自己来临。     4。电话响了,电话里传出得二的声音,他说:“今天太阳多好。”对于成都,对于这个太阴沉沉的城市,出太阳是一件好事,它邀请我们走出房间,来到外面。     得二说:“这是过性生活的时候,我们在楼下等你。”我知道得二说的“我们”里面,至少包括钢哥和花边眼镜,也包括得二那辆白色的桑塔纳。     得二是性生活的狂热爱好者,也是过性生活的高手。他,还有钢哥、花边眼镜和我,是性生活中的密友,简称性友。而我们自称炮友,打炮的炮,打炮的朋友。我们经常坐着得二那辆白色的桑塔纳,出入于灯红酒绿之中。     离成都二十公里外有一个小县城,那里的美容院、酒店、和卡拉OK的小姐们,只要一看见得二的这辆车子,就会跑过来将它围在中间,其实是将我们围在中间。得二在这里最少有一打以上的老相好,每一个相好和他最多做两次,两次之后,他就会将她们隆重地推荐给钢哥。他对钢哥说:“这个不错,上面大,下面小;那个不错,下面小,上面大。”     从这方面讲,钢哥和得二的关系最为亲密,有一种近似于血缘的关系。我不一样,在这个县城里,我只认识巧梅、玲玲和一个被称为“啦啦队”队长的老板娘。得二说,他和老板娘有一腿,但老板娘打死不承认,甚至老板娘不愿当着得二的面和我做。有一次,得二为听清楚老板娘的叫声,在我和老板娘炮屋的厕所里呆了半个多小时。那是一个夏天,厕所里没有空调,只有臭气。     5。放下电话后,我赶紧穿上衣服。我从衣柜里挑了一条鲜艳的领带,我把它套在脖子上。左一腿、右一腿,上一腿、下一腿,你一腿、我一腿,好一腿、坏一腿,舒服的一腿、不怎么舒服的也一腿。然后领带的头头从圈圈中穿过,圈圈不能太大,否则领带显得太短;当然,圈圈也不能太小,因为一根又细又长的领带也不好看。我抬起头,镜子里出现一双圆睁的双眼和一个突出的鼻头,像棒棒。     6。小杨说:“我要结婚。”当时我正在照镜子,她躺在床上。     我转过身去看着她,我问:“你说什么?”     “我要结婚,我要生孩子。”小杨说。     7。得二一人坐在车里,我拉开副驾的门,坐进他的旁边,“他们呢?”我问。“他们在花园喝茶。”得二说的花园,是指我们在城里的一间炮台。一家中档酒店的名字,和酒店里唯一一套漂亮的套房,自带一个房顶花园。我们常常包下这间套房,在那里打炮、打扑克牌、喝酒。     花边眼镜说:“人生得一炮友足矣,何况我们还有四个,还有这间炮台。”     花边眼镜就是在这间炮台里轰轰烈烈地摸了他人生中的第三个Ru房,除了他母亲和老婆之外的又一个。当时得二和我都在场,我们说:“打嘛。”花边眼镜说:“打嘛。”那个对手不是小姐,是得二先前的一个性伙伴。     花边眼镜打完后,得二又问我打不打,我说:“打嘛。”我那天特别想打,得二的性伙伴虽然称不上炮中高手,但我自己还是打得性趣盎然。我们的炮声震撼了他们。花边眼镜说:“我还要。”     8。小杨说她要结婚,就是说她要离开我,至少是暂时和部份的离开我。小杨说她要结婚,还要生孩子,就是说她要彻底的离开我。    
   
          
            我说:“小杨,你又怎么了?”小杨没有回答我,她躺在床上,两眼直直地盯着屋顶。     我说:“小杨,我现在有事,等我回来再说。好不好?”     9。“除了打,你们还能干什么?”得二的性伙伴问我们,“除了打,我们还是打。”花边眼镜拉着她,我和得二坐在沙发上喝酒。     “你总得让我去洗一下。”她说,“洗嘛。”花边眼镜拉着她往洗手间走:“我们一起去洗。”     “好,我们一起洗。”得二也放下酒杯,赶了过去,我依然坐在沙发上喝我的酒。     洗手间里传出来她的声音:“我怕了你们,我怕了你们。”然后是尖叫和笑声,是水哗哗的响声。老实说,比起她刚才叫床的声音,这些声音更刺激。     10。我硬了。硬是一种味道,二硬二硬又是另一种味道。硬到极至,那种味道本身就非常舒服,一种难受的舒服。硬到极至,连坐在沙发上的姿势都要有所改变。不硬不变,这么硬,就得这么变。二硬二硬,就二变二变。总之,硬比不硬好,而且好上很多,而且硬得越久越好。硬久了,不软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难受。这是硬的另一面,它让人奔跑、飞翔、四肢打直,嘴里还发出“呀呀”     的声音。对于我,至少是此时,为这种难受愉快着。     11。阳光照在郊外的路上。得二驾驶着他的桑塔纳,我坐在他的旁边,我们正奔向我们的目的地。得二说:“一定要把老板娘带走。”我似乎听见,在花园,老板娘从这间屋叫到那间屋。她的叫声,让我硬、硬,一直到软。     12。中国古代的诗评家说,由简变繁容易,由繁变简很难。此话暗通软硬之说,并且说得正确。硬是简单的,而软都是那么复杂,所以,由硬变软容易,而由软变硬却是如此难。特别是第一次,一般都不容易硬起来。     我们安慰我们的钢哥,他第一次打炮,他为他的失败而苦恼。“你们都是这样?”他问,“也不一定。”花边眼镜说。他点着一支烟,并正在慢慢地吐着一个又一个烟圈,这些烟圈由小变大,由浓变淡,最后逐渐消失。     钢哥转过头去,眼睛看着车窗外飞逝的景物:有田野,有一株一株的树木,也有一些零星的卡拉OK和水牛。     13。没过多久,我们的车子已经来到县城。隐约的炮声正从前面传来,在一片又一片难得的宁静之中。     得二说:“我们先去给车子加点油。”     14。我们正在花园的时候,钢哥打响了我的移动电话。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和得二、花边眼镜在一起,我们正在过性生活。得二说:“快射了,快射了。”我就告诉钢哥:“得二说他快射了。”电话里传来钢哥的笑声,似乎像那种压着不准笑的笑声。     我说:“你过来嘛。”钢哥说:“我过来干什么?你们正在过性生活。”我说:“你不过?你不能过还是不想过?”他说:“没得过。”我说:“有过,你一过来,就可以过。”电话里又传出来了钢哥的笑声,还是那种压着不准笑的笑声。     我把电话给我身下的女人,我对她说:“喊钢哥过来一起过。”     15。一个国家主席对一个扫地的清洁工说:“我当主席是为人民服务,你打扫大街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句话很假。而一个妓女对对嫖客说:“我是为你服务,你老婆也是为你服务,我们都是靠出卖肉体获得报酬,我们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句话却有道理。     而小杨不这样认为,小杨说:“我要结婚。”在我已经历了两次结婚、离婚之后,小杨将这个话题又重新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点燃一枝烟,坐在台灯下,任凭时光流逝,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小杨躺在床上,被子将她从上到下盖得结结实实。她也许已经睡着,也许正梦见一套漂亮的婚纱。     16。两个小时之后,钢哥才敲响花园的门。钢哥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像是来赴宴会。他一进门就往洗手间里钻,过了一会儿,才一边用手帕擦着手,一边走向一张靠窗的椅子。     “这个城市,还有几个男人用手帕?”得二说,“女人也不用。”得二的女人说。得二躺在沙发上,她正半偎在得二的腿上。     钢哥说:“这是好传统。”然后将手帕叠好,放进西服左边的包里。钢哥放手帕的动作,有意做得小心。     “我们要保护钢哥,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他的手帕、保护他美满的婚姻、保护他的童贞。”    
   
          
            “我怎么会有童贞?”钢哥问。     “对于今天而言,只搞过一个女人的男人,就是处男。”     钢哥说:“那这个世界上就太多处男了。不会吧?”     花边眼镜说:“在这个世界上,像你这样的人是要重点保护的。”     17。我正在使劲,电话就响了。小杨说:“烦不烦?”这时是下午一点半钟,阳光透过窗帘射进来,照在小杨雪白的Ru房上。     我接电话,是得二。他说:“今天天气多好。”我说:“我知道,你等一下再打来。”然后我将电话放下,继续使劲。小杨重新闭上眼睛,进入她的状态。     电话又响了,还是得二。他叫我节约点子弹,今天有好用场。小杨说:“把电话扔了,你烦不烦?”     18。我和得二一起去海口。在飞机上,得二说:“到了海口,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我承认当时我还不太理解这句话。     我看见飞机上的人,都像一个个昂扬的Gui头。海口在我们的下面,像一张巨大的阴门。太阳照着它,海风吹着它,海浪拍打着它,船帆和椰子树深深地掩藏着它。当我们的飞机降落在上面的时候,立刻就有一种进入的感觉,或者是打入的感觉。     19。花边眼镜说,他喜欢打入的感觉。花边眼镜是我们身边的围棋高手。     他说:“打入?我叫你们雄纠纠的进来,灰溜溜的出去。”我们说:“眼镜,你不要洋,我们每次都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女人都是围棋高手。她们张开自己的模样,等待我们的打入,然后把我杀得半死不活,留下棋筋和其精,灰溜溜地逃了出来。这盘棋我们输了,我们得付钱。”     20。加完油后,我们把车开到《梦怡》发廊门前。这是巧梅的店子,也是我们在这个县城的第一站。巧梅是我的朋友,更是我们大家的吹鼓手,她一吹,就让我们舒服,胜过了许多人的甜言密语。当中国足协将“金哨”奖授予陆俊之时,我们也将真正的“金哨”给了巧梅。     但今天巧梅不在,发廊里一个脏兮兮的女人对我们说:今晚要“严打”。此时太阳当空,照得我们非常温暖。我掏出烟,给得二一枝,我一枝,各自点上。     21。我和巧梅就是在严打的时候认识的,并在严打中被抓进局子。关于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应该怪我。首先,是我强求一个有职业敏感的人在危险的时候工作;其次,是我选择了得二的那辆白色的桑塔纳作为工作的地方;第三,这是被抓进局子的主要原因:当巧梅的工作已经完成之后,我要求她为我再吹一曲,这一曲尚未吹完,我们就被逮了一个现行。     在局子里呆了三个小时,照了像、交了罚款,我和巧梅才被得二接走。是我坚持要和巧梅一起走,这一点,我得到了公安干警和巧梅的称赞和感动。     干警说:“没看见哪个嫖客那么讲义气。”我说:“我不是嫖客。”     22。老板娘在电话里向我证实了今晚确实有严打。老板娘电话里的口气相当紧张,她说严打已有三天,整个县城风声很紧,小姐们纷纷逃回乡下。她的话让我想起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这种进进退退的游戏,就是打炮的游戏。进去,退出;再进去,再退出;从进去开始,到退出结束。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老板娘,电话里顿时传来她特有的笑声。我说:“我要进去。”她说:“不,我要退出。”     23。我打电话给花边眼镜。电话响了很久,直到第七声才有人接,而且是个女人的声音。她问我:“你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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