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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性使法国人总是向前迈进，这种虚荣心也渐渐损害了他们的前程，但却绝对地支配着他们，正如节约的原则支配着荷兰人一样。这一本性统治贵族阶级已达三百年，从这一点来说，法国的贵族阶级是地地道道法国式的。
圣日耳曼区的人，一向以其物质方面的优势推断自己在智力方面亦占优势。法国的一切都使他们对此坚信不疑，因为建立圣日耳曼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君主政体离开凡尔赛宫那一天便开始了的贵族革命。自那时以来，除几段空白以外，圣日耳曼区一直依赖着政权。他们以为，即使将来，这政权也在不同程度上就是圣日耳曼区：一八三○年其失败的原因即在于此。那时，圣日耳曼区的人犹如没有根据地的作战部队。他们根本不曾利用和平时期深深扎根于全民族的心中。他们犯了这个错误，是由于所受教育有毛病，也由于对其利害关系完全缺乏全面的看法。他们贪图并无把握的现在，毁掉了确有把握的未来。产生这一错误政策的原因，大约如下。
这些上层人士极力在他们与本国其他人之间保持肉体和精神上的距离，其全部致命后果就是：四十年来，在贵族阶级中培养了个人情感而毁灭了作为社会阶层的爱国主义。往日法国贵族庞大、富有、有权有势的时候，贵族老爷们在危难时刻能够从他们之中选出领袖人物，并且服从这些人领导。待他们变得微不足道以后，简直就无法接受纪律的约束了。正如后期罗马帝国一般，人人都想当皇帝；由于他们的弱点，觉得都是彼此彼此，于是便自以为全部高人一等。
每个家族，或者由于革命而破产，或者由于财产分割而破产，只考虑自己一家，却不考虑贵族大家庭。他们似乎觉得，如果每一个家族都发财致富了，整个党派自然就会强大有力。这是大错特错。金钱也一样，它只不过是权势的一个标志而已。这些家族的成员，保持着高雅的风俗习惯：彬彬有礼，衣着华丽，语言优美；贵族的那种假正经和傲慢，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已浑然一体。本来这些习俗只应该是生活的次要部分，当它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时，那就是低级趣味了。每一家族都具有某种固有的价值，但是一拿到表面上，就只剩下有名无实的东西了。没有一个家族胆敢自忖：我们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掌权了呢？一八三○年他们只好与诡辩者一样甘拜下风。
圣日耳曼区，不能象大人物一样表现出保护者的姿态，却象暴发户一样贪婪。一旦在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面前证明了，复辟的贵族阶级为自己的利益组织了政权和财政，从这一天起，这个阶级便患了不治之症。现在只能是寡头政治的则代，这个阶级偏偏要搞贵族政治。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凡是比较机灵、仔细阅读英国上议院议员姓氏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常常是平民的姓氏）。当然王国政府不乏美意。然而它一向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切都要使民众心甘情愿。即使关系到民众的幸福，也是如此。法兰西是一个任性的女子。无论是幸福还是被人任意殴打，都要心甘情愿。德·拉瓦尔公爵（驻罗马大使，风度极佳）的谦逊美德使他无愧于自己的姓氏，如果过去有许多德·拉瓦尔公爵这样的人，王室长房的宝座也就会象今天的汉诺威王室宝座那样牢固了。
一八一四年，尤其是一八二○年，法国贵族要主宰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时代，最贵族化的有产阶级，和世界上最女人气的国家。圣日耳曼区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牵着中产阶级鼻子走，并且逗得它高高兴兴。中产阶级醉心于出人头地，爱慕艺术和科学。然而领导这个伟大的聪敏过人的时代的庸碌之辈，却全部仇视艺术和科学。他们需要宗教，但是他们甚至不会将宗教以富有诗意的色彩介绍出来。如果那样做，说不定会使人喜欢宗教的。当拉马丁、拉末耐、蒙塔朗贝尔及其他几位天才作家用诗歌为宗教思想镀金、对宗教思想进行革新或加以发展的时候，每一个败坏政府声誉的人却在让人品尝宗教的苦果。任何一个民族都从未那样百依百顺过，那时节这个民族就象一个十分容易上手的破鞋女人一样。任何一个政权也从未干过更多的蠢事：法兰西和女人都更喜欢失足。
为了恢复自己的权利，为了建立一个伟大的寡头政府，圣日耳曼区的贵族必须诚心诚意地仔细搜寻，以便在身上找到拿破仑的银币；必须开膛破肚向五脏六腑深处要一个主张立宪的黎塞留（法国著名政治家）。如果这个天才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就必须到冰冷的阁楼上去找。说不定他正在那里奄奄待毙。然后必须将他吸收进去，正如英国上议院经常吸收偶然碰到的贵族一样。
继而，命令这个人残酷无情，将腐烂的枝条砍掉，将贵族大树加以修剪。然而，首先，英国托利主义的庞大体系对于小小的头脑来说，太无边无际。要让这个主义输入到法国，法国人要花费许多时间。对这些人来说，缓慢的成功就等于“惨败”。其次，这种救世主的政策，是上帝将力量安置于何处，便到何处去找寻。而我们这些伟大的小人根本不需要这种政策，他们仇视任何不是来自他们自身的力量。
总之，圣日耳曼区不但没有返老还童，反倒更加老态龙钟。贵族头衔是次要的建制，如果只在重大的场合出现，仍可以保持。可是头衔成了日常争斗的对象，并不是艺术或庄重与否的问题，反而成了权势问题。如果说，对国王的宝座来说，首先是缺少一位顾问，那种与伟大的时代同样伟大的顾问；那么贵族尤其缺少的，是对其自身总体利益的认识。有了这一条，本是可以弥补一切的。贵族碰到了德·塔莱朗先生的婚事问题便不敢上前，而这塔莱朗是唯一拥有金属头脑的人。在他的头脑中，能够花样翻新地制造出一些政治制度，使各个国家光荣地得到新生。
圣日耳曼区对于并非贵族而担任大臣职务的人嗤之以鼻，自己又生不出可以担任大臣职务的优秀贵族。它本可以真正为国家效力，例如使治安裁判更加高尚，使土地更加肥沃，修建道路和运河，使自己国家成为颇有影响的幅员辽阔的强国等等；但是它却卖掉自己的土地到交易所去从事投机买卖。资产阶级的活动家、有才干的人物雄心勃勃，危及国家政权。它本可以让这些人进入自己的行列，而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它却宁愿赤手空拳地与他们战斗，因为它从前真正拥有的东西，现在只是从传统上来说还占有着罢了。更糟糕的是，这个贵族阶级正好还剩下一些这样那样的财产，足以维持其威风。这些家族沉醉于往事之中，在十九世纪向广场上掷出的堆堆枪支中，竟没有一家郑重其事地考虑到让家中长子拿起武器。
年轻一代，被排除在国事之外，便到夫人家中去跳舞，而不是以帝国时期和共和时期年轻、刻苦、单纯的天才人物为榜样，到巴黎来继续每家家长早已在各省开拓的事业。长辈们通过维护当地利益的持续努力，赢得了公众对他们头衔的承认，而且他们力求适应时代精神，按照时代的口味重建贵族阶层。贵族现在完全集中在圣日耳曼区，封建遗老反对派的思想与古老宫廷的精神在这里相互混杂，还很活跃。在杜伊勒里王宫中意见分歧的贵族阶级，更容易被人战胜，因为它只存在于一点上，又组织得特别不好，如同它在贵族院中也组织得很差一样。
如果它与国家结成一体，它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当它偏居于自己的城区之内，背倚王宫，横卧在财政收支上的，只要一斧头砍下去，就能切断它奄奄一恩的生命线；只要一个小小律师的扁平面孔向前一伸，这斧头就砍下去了（指主张取消贵族爵位世袭制的律师迪潘）。这个人自吹曾机敏巧妙地从刽子手手中夺回了好几个人头，实际上愚蠢地毁掉了不少庞大机构。贵族爵位的世袭权和长子世袭财产权，经他一讽刺嘲笑，便丢掉了。鲁瓦耶一科拉尔先生发表的演说尽管十分精彩，也无济于事。这里的事例和教训，值得将来记取。如果法国的寡头政治没有前途，它死后下地狱时，则会有难以名状的残暴行径，所以就应孩只考虑它的棺椁问题了。不过，外科大夫的手术刀虽然使人感到冷酷无情，有时它却会使人起死回生。圣日耳曼区如果肯推举一个领袖和制订一套体系的话，即使在受迫害时，也可以比胜利时更加有力量。
现在，将这半政治性的简介概括一下，并非难事。缺乏远大的目光，许许多多小错误累积成一大堆问题；每人都忧心忡忡要恢复有钱有势的地位；明摆着需要宗教以支持政治，追求享乐却会损害宗教精神，而且必然带来虚伪；有几位头脑清醒、颇有见地的人看问题十分准确，进行了局部的抵制，但宫廷中的敌手为这种抵制设置了种种障碍。外省的贵族往往比宫廷贵族血统更纯，然而由于常常受到触犯，也已渐渐疏远。所有这些原因集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圣日耳曼区极不协调一致的风习。
在体制上，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在行动上，它前后不一，既不完全讲道德，也不赤裸裸地淫秽下流，既不腐化堕落，也不伤风败俗。它既没有完全抛弃损害它的那些问题，也没有接受可能拯救它的思想。总而言之，不管个人如何软弱无能，党派仍用一切伟大的原则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些伟大的原则便构成了各国的生活。不过，要壮年丧命，不这样又怎样呢？上面列举的人物，它挑三拣四，一个也看不中。它从前趣味高雅，有潇洒的轻蔑神情。但是，到垮台时也没有任何夺目的光彩或骑士风度可言。一七八九年流亡国外，还表现出某些情感；一八三○年流亡国内，就只表现出某些利害关系了。文学界的几位著名人士，讲坛上的获胜者，塔莱朗先生在法国议会的成功，征服阿尔及尔，还有几个在战场上重新声名大振、载入史册的姓名，都向法国贵族显示出，只要它肯努力，还有办法法使自己全民化，仍能让人承认它的头衔。有条理的人，工作也进行得井井有条。一个人如果懒惰，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表现出懒惰来。同样，由人组成的一个阶级，其面貌与其总的精神状态，与交配着他躯体的灵魂相符。
复辟时期圣日耳曼区的女子，既不象往昔的宫廷贵妇那样对自己的品行不端表现出一种放肆的傲慢，也不象她们那样，以后来的美德补赎罪过以表现出小小的伟大。这种事后的美德往往在她们四周放射出无比灿烂的光辉。这时期圣日耳曼区的女子并无十分轻佻的举动，也毫无十分庄重的表现。她们的激情，除了几起例外，都是虚假的。可以说她们在纵情享乐。这些家族中有几位妇女过着奥尔良公爵夫人式的布尔乔亚生活。这位公爵夫人竟然将自己的双人床显露在前来王室大厦拜访的人面前，真是滑稽可笑之至！大概只有两、三位女子继续保持着摄政时期的风俗习惯，在比她们更为灵活的妇女心中引起一股厌恶情绪。
这类新型的贵夫人对社会风习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她们原是可以大大施加影响的，万不得已时，还可以举行英国贵族妇女那种隆重的表演嘛！但是她们犹豫不决，幼稚地固守在古老的传统中，被迫作出虔诚的样子，将一切、甚至将其优秀品质都遮掩起来。这些法国妇女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设立沙龙，让社会名流前来学习学习什么是风雅和优美。昔日文坛上她们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的声音，社交活动的生动表现，现在完全无影无踪了。而一种文学没有总的体系，它就不能形成，就要与其时代一起解体。
某一时代，在一个民族当中形成特殊的一群的时候，历史学家几乎总会在这一群人当中遇到一个主要人物，概括了他所属的那群人的美德和缺陷：例如胡格诺派中的柯利尼，投石党内的助理，路易十五治下的黎塞留元帅，恐怖时期的丹东等。这种将一个人与他的历史行列面目统一起来的做法，是合乎事物常理的。为了领导一个党派，难道不需要统一思想么？为了在一个时代中大放光华，难道不应当代表这个时代么？有时党派的头目明智而谨慎，却也常常不得不服从追随这个党派的民众的成见和疯狂的举动。某些历史学家，他们远远离开民众可怕的骚动，冷静地判断在伟大的可载入世纪历史的斗争中，什么是最必要的激情的，他们常常指责党派头目的这种行动。实际上这些行动正是在上述不得已的情况下产生的。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闹剧是如此，在更狭小的范围内，即人称之为风习的民族悲剧中，其个别场景，也是如此。
在复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