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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结冰，但在清冽的寒气中也被冻成一潭死水，深沉得看不见一丝微澜，只有道路两旁的树林因化雪的潮气滋润，抖搂出几分生机，隐约蒸发出一点早春的气息。据王主任说，现在并不是黄鹤湖的最佳季节，所以沿湖而行的道路上，看不到多少游人。他们的车子在依山临湖树木环抱的一个小院前停住，院内有一幢老旧的双层小楼，楼前楼后种了几棵阴森的古槐，虽然老皮生鳞，悬根出土，却依然枝桠峥嵘，华盖遮天……王主任在路上就介绍了，罗董事长的家是解放前国民党平岭市警备司令的官邸，后来是解放军攻打平岭的一个前沿指挥所。半个世纪弹指而过，黄鹤湖风景依旧，小楼却已然成了文物，现在归风景区管理处所有，去年被罗保春长期租下来，做了罗家的别墅。罗保春原本在城里有个住处，租下这幢老房后，就一直住在这里，主要是图个清静。
韩丁从下了汽车，走进院子，走进这幢老旧别墅的那一刻起就心无旁骛，只惦记着能否见到那位梦中女孩。但出来招呼他们的，除了刚刚睡醒两眼浮肿的罗保春外，就是他家那位瘦小干枯的老年保姆。老保姆给主宾四人倒了四杯泡不开的茶水，又给罗保春端来煮好的稀饭和两碟咸菜，便退出客厅。罗保春边吃边谈，态度一如昨天酒后那样激烈，对老林试探着提出在坚持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上也适当做些让步，给死者亲属一些道义上的援助，以软化对方态度的建议，竟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他把粥碗重重地放在茶几上，粗声说道：“这么多年我办这个厂，白手起家，我吃了多少苦，熬了多少夜，我才四十多岁你看我这头发，还有几根黑的！我太太病了，病得死了，我都没钱救她！钱都押在这个厂子里了！这么多年，谁给我道义上的援助了？谁！保春制药厂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血汗！现在，保春口服液的牌子打出来了，消费者认了，这时候谁要是想整垮我，没那么容易！他们是土匪！我要是冲他们软一下，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吃上我！所以我不能让步。我不让步，他们又能怎么样？我不相信法律会向着他们。对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法律应该是大力保护的！”
他这样说，老林也无奈。韩丁昨天看过材料，对这案子的来龙去脉已大体清楚。被杀的女孩名叫祝四萍，是保春制药厂雇的临时工，在制药厂厂区扩建工地上搞统计，去年年底发现被人杀死在工地的办公室里。韩丁手中的材料只是这个案子民事赔偿纠纷的相关文件，对四萍被杀的细节并无太多说明。但从这些材料的只言片语中，仍可了解四萍死得相当悲惨。这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先被木棒重殴头部，然后身中三刀而亡。她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来自江南古城绍兴，他们把刚刚成年的女儿送出去挣钱，接回来的却是孩子的一捧寒灰。其情其景也确实令人同情。但韩丁心想，他们不是来扶贫的，他们是律师，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让死者的亲属知道，尽管四萍是死在厂区，死在办公室里，但要认定厂方因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必须支付四十万元巨额赔偿，是缺乏法律依据的。韩丁记得前不久在北京一家迪斯科舞厅的厕所里发生了一件客人被杀的案子，死者的亲属要求舞厅赔偿，舞厅认为自己并无责任而拒绝赔偿，结果闹到法院，审判的结果是死者的亲属最终败诉。这件舞厅杀人案和四萍被杀案在性质上十分相像，所以老林也认为四萍的亲属以及那些助威同乡的诉讼要求法院一般不会支持。但上次他来平岭参加第一次法庭调解时，已经感觉到平岭市法院显然希望保春制药厂再额外补加一些抚恤，花钱买个太平，平息事态，而不希望激化矛盾，给社会安定增加隐患，所以这次调解也难保不在钱的方面向着弱者一方说话。四萍的父母现在连下岗工资都不能按时拿到，他们的生活状况也确实非常不好，法院对有困难的一方给予一些调解上的倾斜，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
老林把他的担心说了，但罗保春不听。他固执地认为这年头困难的人有的是，法院要都管，管得过来吗？我还困难呢，我厂里的产品积压太多卖不出去，资金周转不过来，贷款到期还不上，谁援助援助我呀！法院要杀富济贫也杀不到我的头上。要是我的厂子倒闭了，市里的税收减少了，上千工人失业了，找政府闹事要饭吃去了，给我供货帮我销售的企业拿不到钱拿不到货都受影响了，本钱小的也跟着倒闭了，法院是不是都援助啊？法院难道惟恐天下不乱吗？
罗保春越说越气，脸色涨红，就像昨天晚上喝多了酒一样。老林也就不再多说，律师在民事诉讼中只是受当事人委托担当代理人而已，只要不违反法律，都要按当事人的意愿办事。韩丁也不多嘴，他这时的念头，只盼着能在这里见到罗保春的女儿。他隐隐听到隔壁屋里，总有一个轻盈的脚步在不时地走动；在客厅通往后院的走廊上，好像也常能看到一个依稀的影子在墙上薄薄地掠过。在老林与罗保春交谈时，韩丁始终神不守舍，始终幻想着也许下一秒钟那女孩便会穿过走廊，或者推开与客厅相通的某一扇屋门，步履轻捷地走出来呢。
可惜直到时间接近中午，他们谈完了话，喝光了茶，起座与罗保春告辞并且乘车离开这幢别墅的时候，也没见到什么人从走廊端头和那些紧闭的屋门里走出来。在返回市区的路上，韩丁忍不住问王主任：这么大一个别墅，就罗董事长一个人住吗？他也不嫌寂寞。王主任笑笑，说：你们也应该看出来了，我们罗总，脾气很古怪的，特别是他太太几年前病故以后，就更听不进别人的话了，自己想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我们也劝他，一个人住这么远太不方便，也很不安全，万一有个急病什么的，周围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身边就那个只会做饭的老太太，有什么三长两短非耽误了不可。
王主任的这一席话，终于让韩丁有机会把他最想问又最不便开口的话问出来了：“那他女儿呢，他不是有个当模特的女儿吗，不和他住一起？”
“啊，你是说罗晶晶呀，她住在城里，罗总在城里有房子。”
老林笑笑，插话道：“确实有这么一种人，孤僻惯了，连老婆孩子在身边都烦，就喜欢一个人独处，有这种人。”
王主任也笑：“那倒不是，罗总对别人烦，可是最心疼他这个宝贝女儿，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百依百顺，要怎样就怎样。是罗晶晶自己不喜欢和她爸爸一起住，她爸爸也只好随她去。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受管束。”
老林深有同感地随声附和：“对呀，现在的年轻人，哪会为大人想那么多！你们应该劝罗总，年纪大了还是得找个老伴。生老病死身边还是得有个人伺候，孩子再亲也没用。《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早有定论：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王主任也感慨：“劝也没用。事业成功的人，生活上都是最难伺候的，有成就的人都是既孤僻又孤独……”
两人越说越投机的样子，替古人担忧似的长吁短叹。韩丁对罗保春怎么样防病怎样养老毫无兴趣，他心里想的是罗保春的宝贝女儿罗晶晶，她究竟住在城中的哪个角落呢？一个独居的女孩，一个漂亮的模特，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她每天过的都是怎样一种生活？她有男朋友吗？她年纪这么小一个人怎么照顾自己呢？他真想走近她，走近她的日常起居，仔细看个究竟。
在回城的路上，在汽车里，韩丁看着窗外的残冬心不在焉，路边一些春暖的迹象也令他无动于衷。春天还早呢，他想，可心里却很不安分地蠢蠢欲动。他那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料到大约在二十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在第二天的早上，他真的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下，见到了那位在T型台的聚光灯里让他一瞬间着了迷的女孩罗晶晶。
二
人生难料，世事如梦。韩丁碰上的都是难料的事情。
那天下午他们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平岭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参加法院主持的庭外调解会。在这里韩丁看到了那位死难女工的父母和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十几个同乡。那十几个同乡都是和死者一起到平岭来打工的年轻人，为首的一位粗壮汉子，年龄略大些，也不过三十岁模样。韩丁听到那些人都管他叫大雄，据王主任在老林耳边的嘀咕，这位大雄就是制药厂扩建工地上的一个工头，也是那些绍兴籍民工的首领。大雄这天穿了一身西服，还打了一根领带，但他和他的那帮临场助阵的民工还是被法警拦在了法庭的门外，只放了死者的父母和他们的律师进去了。对制药厂方面的人，则未加阻拦，一行四人全部放入。在法院狭窄的走廊里，这帮高高矮矮的民工看着罗保春和王主任鱼贯而过，个个怒目而视，连对老林和韩丁，也是一副绝不饶恕的神情，恶狠狠地目送他们走进了那间并不算大的调解庭。
韩丁在大学实习期间参加和观摩过一些案件的庭审，但还从未经历过法院的调解过程。今天庭上的气氛与他原来的想象相比，远没那么正规。首先是这间被称做法庭的屋子，实在寒酸得可以，其破旧程度在韩丁看来简直有损法律的尊严。二是主持调解的那位法官年纪太轻，几乎是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岁的小姑娘，样子还不如做记录的那位同为女性的书记员显得成熟。调解双方隔着一张掉了漆的长桌左右而坐，年轻女法官居中发问，口气刻板得几乎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背书。她说：今天叫你们双方当事人来，咱们就祝四萍抚恤赔偿的问题再做一次调解。上次调解过一回，但双方态度都不太好。这回希望你们都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多想想对方的困难，也多为社会的安定团结考虑，让国家、单位、个人，都尽量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啊，怎么样，你们双方这些天都是怎么考虑的？要想解决这件事双方都要有让步的态度，打官司对双方都没好处。我们现在大案子都忙不过来，我们也不希望你们没完没了地拖下去。
法官的开场白刚刚说完，几乎不留空隙地又开始做双方的劝导工作，她先面向四萍的父母：你们二位这么老远跑到平岭来，吃住都要花钱，打官司也要花钱，拖长了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女儿不在了，我们也很同情，厂里也很同情，但你们也不能狮子大开口，提的要求不合理也不一定能办到。我上次把道理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这次是怎么考虑的？
法官看着他们，等着回答。四萍的父母一看就知道是小地方来的穷苦人，做父亲的很壮实，体力劳动者的样子。做母亲的很瘦弱，面目善良忧郁。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他们身边的律师。那律师是从本地请的，男的，四十来岁，开口代言：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其实挺简单，赔多少钱不是最主要的。这件事首先要弄清的是，保春制药厂对自己雇佣的工人在厂里工作时被人杀死，是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厂里的保安措施是不是绝对没问题，工人在厂里工作的人身安全是不是完全有保障，四萍死在厂里是不是完全属于她自己负责的事，和厂里无关？这些问题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必须先说清。至于到底应该赔偿多少数额，厂里到底有什么困难，能不能给这么多，这个当然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法官的脸又转向制药厂这一方，老林咳嗽了一下，刚要发言，罗保春却抢了先。他虎着面孔冲对方的律师说：刚才你在外面的走廊上被人杀了，你说是让凶手赔你，还是让法院赔你？
罗保春的话一下子把调解的气氛变成了吵架的气氛。对方律师毫不示弱地同样抬高了腔调：如果是在公共区域发生的事情，法院可以不负责任。如果是在法院的工作区域，比如在这个会议室里，我被杀了，那就要看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有没有漏洞。如果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和你们保春制药厂一样有那么多漏洞的话，当然要承担责任！
调解还没开始就如此剑拔弩张，似乎连法官都没想到的。老林一看这架势，试图把对方律师的话接过来，但此时罗保春脸色已经涨红，像喝了酒似的，情绪已经失控，他大声吼道：哪一个地方的保安没有漏洞，犯罪分子要成心杀人，在哪里下不了手？你们就是想借着死人对企业进行敲诈，我不是出不起这四十万块钱，我们保春制药厂的总资产，加上我们的品牌声誉无形资产，有一两个亿，我不是赔不起这四十万！前几天你们不是还有人私下里找我，让我出十万块就摆平这个事吗？我不出！合理的赔偿，我一百万也出得起；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