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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电话那头低低的齿音。
我挂下电话。
稍待片刻之后，我给顾婕拨电话，家里电话忙音，我便拨手机。
她接起电话，声音迷茫。
我嗓音颤抖，手指发烫，只喂了一声便不知所谓。
她开腔道：“怎么了？”
“没什么。”沉默半晌，我答道，随即挂下电话。
我想起顾婕曾经说过的别的一些话：
“我只知道，你心里有数不清的事情瞒着我，可我有时候也在想，你是故意作出这样的姿态来想让我离开你。”
“为什么总是你希望我离开，而不是你离开我？”她问道。
我无以言对。
我承认，我一度对顾婕抱着那种不妨称之为不可抑制的激情的玩意儿，可现在我也可以同样真诚地对自己说：我已经不再对这个姑娘动心，我不希望她挽着我的手臂走在大街上，我不希望她和我搂抱在一起，我不希望她和我莋爱，假如真的做了，那也纯属低贱的生理欲望。
已经说过，我一贯地认为，真正的爱情毫无疑问是值得去追求，甚至为之出卖灵魂，挥霍生命。因为，那乃是一种创造性的生存方式。
这是否需要阐释？当然不需要，维特根斯坦和爱因斯坦都说过，在不可言说面前要保持沉默，前者还粗暴地加了一句：不可言说就是不可言说。我窃以为，若在这话里夹一句国骂，气势必定更加惊人。
扯开一句，按照某个说法，我不适合谈恋爱，因此每每同女孩儿们在一起只是伤害和被伤害，简而言之，互相伤害。
换句话说，我是个自我意识过于强烈的人，最大限度地保全自我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生存理由和目的。的确，我呼吸，我排泄，我莋爱，我阅读，我思考，我性幻想，我瞎混，我写作，我严肃，我无所事事，我游手好闲，我无事生非，我积极向上。
然而，我从未感到自己是因为这一切而生活。我告诉自己，在这层下贱无耻光鲜荣耀的平面之下，就好像在污秽的油层之下，存在着那纯净的源泉，如此清醒，如此透明，我为之折腾，我为之癫狂，为之奉献出自己的所有。
也就是说，即便是坐在生活这个肮脏不堪的抽水马桶上面，我也至少在心灵里保持着某种严谨的企盼。尽管不断地拉动水箱的拉绳令人厌倦，可也许我就能钻过下水道，游进那片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
这是个解释，我拿这些来开脱我的罪恶的生活状态。
这同时也令我焦虑，这令我感到我必须去挣扎一些什么，从而获得某种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我翩翩起舞。
这是个信念，仅此而已，或者这么说，然而但凡信念，基本上极其无聊，多少只是一种为庸俗的自我存在寻求一种理由而已，我心绪散乱。
我吸烟，我混饭局，我处姑娘，我抽大麻，我在忧郁与激情之间徘徊，我出卖自己的天赋和苦难，我不得不试图在媚俗的市场经营和个人化的心灵写作之间维持平衡。
毋庸置疑，这乃是一种自我毁坏的生活，被毁坏的面容，究竟是怎么样的痛苦之后才能获得心灵的平静。
从现实上来说，可怕的是，我现在居然找不到一个想对之诉说同时又能听我诉说的人。至少，我希望世间有那么一个姑娘，并且能出现在我面前，电光石火间便一见钟情，我们棋逢对手，宛若流星相撞，片刻璀璨，一生无憾。
真他妈的够悲哀的，我想，我始终不曾找到她，更为令人绝望的是，也许永远都不会遇见，而生活正在继续，继续，脚步从来不曾停止。
给我一支烟2
有一场舞曲，她的第一个音符从久远的过去开始奏响，有的时候，我以为那乐曲已经停止。
我错了，只要一旦响起来，就永远不曾停止，无非是你是否愿意去回忆，是否愿意再把手按在琴键上。
那一天我记得，当我醒来，我看着枕边躺着的莫安。
我起身打开窗户。
一缕阳光，穿透我心房。
我忍不住想对她悄声言语：安安，我知道，即便我们不会相爱到永远，即便这必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残忍的伤害，我们依然永远无法分离。
哪怕如今，我依然作如是想，虽然我遵守着自己的信诺，再也未曾联系过莫安，即便很多次一个人在夜里因为片刻的心潮汹涌而令泪水夺眶而出，即便有时候，简直心痛得象要死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习惯，我开始醒得越来越早。
凌晨4、5点时刻，有时我尚且辗转反侧，或者已从短暂的睡眠中醒来，走出房间，穿过走廊，经过大厅，来到厨房。我把灯开亮，明晃晃地令人睁不开双眼，便把灯光调灭，打开冰箱，拎出一瓶红酒。
我打开音箱，坐在地毯上，注视那满满一杯恍若在微弱燃烧着的酒液，倾听雅纳切克的小提琴如同钢丝一般紧紧勒住心脏，简直要喘不过气来。每每最后，我走到阳台上，望着远处黑黝黝的群楼，和那几扇难眠的窗户泄漏出昏黄的心事。
在清晨南方阴冷的天气里，我哆嗦着，将那半杯红酒一饮而尽。
我在微醺里，静静等待着东方显露出温暖的光亮来，等待一缕阳光，穿透我心房。
我承认，在这样的时刻，我会记起我的每一次毫无保留的同时掺杂着热情和空虚的迷恋，每一朵曾在我生命中怒放过的花朵。此刻，她们是否仍在安眠，仍能安眠？
而我最为庆幸的是，在她们的最美丽的时刻，我同她们相遇。我的眼前浮现起每一张脸庞，微笑的，哭泣的，伤心的，欢乐的，寂寞的，忧郁的，可无论如何，此刻都令我心碎。
我记得莫安她吐吐舌头性感又俏皮的模样，记得她夸我说：“你的眼睛很性感，你的嘴唇很性感，我就是喜欢抱着你。”我感到羞愧，因为她的形容和话语，依然挥之不去，执著地浮上我心头。
那天清晨醒来，她抱着我说，“在你怀里有回家的感觉，看你熟睡的样子，我的嘴角会情不自禁地上扬，然后闭上眼睛，把头深深扎进你怀里，好幸福。”
的确，莫安对我说过：“我喜欢你，喜欢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缺点，也都成了优点，喜欢你喜欢的，讨厌你讨厌的，想浸在你的身体里，被你醉倒了。”
她也曾山盟海誓地说过“我要永远和小凡在一起！”
两个月后，她也用同样真诚的语调对我说，“咱们还是别再见面了。”
我只是伤心，仅仅如此。
无数次在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里挣扎的时候，或许有一次，半昧半明时分，我给莫安拨过电话，她还未完全清醒的声音在那个叫做上海的城市，响起来，她说，小凡，你好。
我说，安安，你好，你在哪里？
她说，我也不知道。
直到某天早上，我如往常一样，昏昏沉沉地打开冰箱，拎出瓶子，把剩下的红色液体全部倾倒出来，却甚至连半杯也盛不满。的确，那个容器，已经空了。
我下意识地想起今天的日期，我记得了，今天是大年三十。
假如这是一个带着暗示意味的巧合，似乎是在提醒我：这一切，该结束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舞会总在继续，舞曲总在变换，已经失去的无法挽回，无须执著，哪怕自欺欺人。
新年即将来临，过了今天，那些日子，便更加遥远。
给我一支烟3
中午跑去了外婆家吃饭，晚上在自家准备饭菜。
晚餐吃喝至半饱半醉时候，我把给父亲买的hush hour皮鞋和给母亲的esprit皮包拿出来，我说，新年快乐。
当天晚上，车克汉姆给了我电话，我以为是关于那最后的几个镜头拍摄有困难，结果居 然是关于他的个人问题。车克汉姆这个人，素来不喜在电话里说话，他在电话里说话的节奏象快板，劈里啪啦都倒给你。他总是动不动就说“再联系，再联系……”，简直好像门外当时就有一打貌美如花的姑娘在按门铃。
他说：“小凡啊，我跟那人掰了。”
我问：“谁啊，就没见你跟人好过啊。”
“是浙大那个。”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疲惫，说细若游丝是夸张了点儿，不过也跟快断气了的驴差不多。
“哎呦！”我惊叫一声，“哥们儿你没事儿吧，喝高了没有？”我怕丫是酒后乱性过来糊弄我的。
“真分了，这么着，太累了。”他说，语气沉重。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说实话，车克汉姆的这番没头没脑的叙述，带给我的打击比告诉我说中文即将流行于全世界大家都甭学外语了，更为严重。
我已经强调过，车克汉姆和他的对象的关系有点特别。
我说对象，是因为我实在难以表述他和那女孩儿之间的关系。双方自从初中以来就有所牵扯，估计也有些个中隐情不为人知，双方也颇为明白对方在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尽管分分合合，却从未真的互相嫌恶。
按照车克汉姆的说法，压次马路的时间他们都可以闹僵好几次，可他总是没出息地又灰溜溜地跑回她身边。
但我可以断定两人之间不曾有过男女之欢，同时按照车克汉姆的个人表述是，他对她，乃是一种类似于对待母性关怀的感情，我当时听了，那差点儿就晕了过去。
而在我短暂的人生里，多少也曾建立一些朴素的信念，它们或许有悖于道德标准，但说句玩笑话，却无一不是自个人实践而得来。
比如：人永远是他欲望的奴隶，所以，消除痛苦的最好方法就是消除欲望，这近似于佛教的理论，另外一个答案是波德莱尔说的：或者永远接受生活的诱惑。
普通人如我，虽然明了那两种方法却依然身陷沮丧，是因为无法彻底遵循其中任何一种。
比如：福祸相抵，一福一祸，人生在总量意义上是保持平衡的，世上无神，只有平衡，关键在于如何把那一碗水端平。
再比如：坐在抽水马桶上之前先察看有没有厕纸供应，千万不要购买版本不好的盗版DVD。
而车克汉姆对那女孩儿决不动摇的感情，可算是那些信念之一，如今却也改变了，这简直令我的世界观发生动摇。虽然我知道，分手只是早晚问题。
接完车克汉姆的电话，有点儿懵了，我跑到客厅里，把自己深陷进沙发，沉默着。
还没从车克汉姆事件带给我的震骇里回味过来，又接到程禾的电话。
“最近如何？”
“还那样儿，瞎混呗。”我说。
同时立刻觉得程禾这个电话非比寻常，因为他从来不曾以如此户口调查般呆板无聊的问讯开场。他通常会说，哎，哥们儿，跟你说个事儿，接着便来上一个令人捧腹的段子。
记忆里唯一的例外，是跟他处了两年的女友去留学的那天，他给我电话，从头到尾都在谈论国家美术馆的一场展览，并且不给我任何插嘴的机会，随后一阵沉默。
我正要说点儿什么，他便在那头哭起来，随即信号就断了。
我想，莫非又出了什么事儿，在遭受了来自车克汉姆的重创之后，我怕我的脆弱心理防线是经不起第二次轰炸了。
“怎么了，别打击我，我正颓着呐。”我小心翼翼地提醒他。
“没什么，是好消息。”他说。
“什么呐？”我提起心来，准备听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
“我打算出国。”他平静地说道。
“嗯，”我的声音平静，可心里却不亚于经历一次飓风，10级以上的大风称之为飓风，我复习了一下这个地理概念。随即想到，应该是海上飓风，因为此刻我感到我的胃里正翻江倒海。
“哥们儿你咋了？”我问，“别乱开玩笑啊。”
“我已经决定了，我早就联系过了那边的学校，我现在不是大二嘛，这种情况算是插班，可直接去念大一，不过文科背景专业并不太好，也没有奖学金，不过，我能挣到。”
我知道，日本最近在对待中国留学生方面的限制有所加强，比如把存款保证金的期限增加了几倍等等。但我倒并不怀疑程禾日语方面的能力，他自高中起就一直自学日语，又曾经找过一个日本留学生作女友，至于钱，他家有的是，只是他从来不显摆，况且，大学开始他就在做DJ的兼职。
“别啊！”我说。
太突然了，我一下子说不出什么话来。
我沉默了一会儿，程禾也不说话，只能听到两个人的呼吸，就像一堵墙般横亘在我们之间。
我开玩笑：“程禾，你要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我可怎么办啊，我都习惯了喝酒的时候叫双数的瓶子了。”
他笑起来，说：“我知道，你可能想不通。”
他又说：“其实我自己他妈的也不明白。”
“这好好的，图什么啊。哪个学校？”我又问。
“横滨大学，一个亚太联合项目，具体比较复杂，”他说，“条件也还可以。”
我突然记得了什么，“程禾，日本吗？我说，你不会是？”
他说，“她说，她一直记得我，希望我能来。”他的声音颤抖起来。
我无法控制此时的感受，尽管羞于承认，可我的的确确鼻子发酸，视线也模糊起来。
“自从她走以后，我就觉得生活在朝一个无法控制的方向滑去，”他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会累死的。”
程禾他说出这样颓丧的话�